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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王弼注《老》，接着就该讲他以《老》解《易》——用老子思想解释发挥儒家经典《周易》。
还得从两句古诗说起，那是宋人赵师秀《秋夜偶成》中的句子：“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齐梁时期谢朓（字玄晖）的诗风发生了新变，已经有了唐诗的风韵，这与本书无关。与我们有关的是前一句：王弼的《周易注》流行以后，汉代的《周易》学就吃不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汉代《周易》学的主流是象数派。众所周知，《周易》原是算卦的书，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在《周易》中，用两条断线（⚋阴爻）或连线（⚊阳爻）上下轮换叠合，可以得出八种不同的组合，叫作八卦（经卦）。每两卦再上下轮换叠合，又可以得出八八六十四种组合，叫作六十四卦（别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这些卦、爻的图形，叫作卦象、爻象，它们对客观世界有某种象征意义。在每一卦、爻象下面，都有相关的说明，叫作卦辞、爻辞，可借以发挥占卜的结果。另外在推演的过程中，要用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汉儒就是利用这些象、数，来附会天地的阴阳灾变，国家的兴衰治乱，人事的吉凶祸福，故称之为象数派。它越来越走向烦琐芜杂，支离破碎。
王弼扭转了这种状况，把《周易》研究的方向，从占卜引向哲理，从象数派走向了义理派。
王弼用了什么方式，达到这种效果的呢？拿他自己的话一言以蔽之，叫作“得意忘象”。原来早在先秦时期，对于“言”“意”之间的关系，“言”是否能够充分达“意”，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议。《周易·系辞上》认为，“言”虽然不能尽意，但可以“立象以尽意”，即通过卦爻象来暗示、象征和表达意思。王弼注释《周易》，曾经写过一本《周易略例》，专门阐述对《周易》的总体把握，其中《明象》篇先是接过“立象尽意”的话头，然后对言、象、意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引申：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这就是理解《周易》的方法：“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这里的“象”指卦爻象，“言”指卦爻辞。
这种思想来自《庄子·外物》篇，连比喻都是那里的：兔网（蹄）是用来捉兔的，捉到兔就可以忘掉兔网；渔具（筌）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就可以忘掉渔具。同理，语言是用来说明形象的，掌握了形象，就可以忘掉语言；形象是用来宣示意蕴的，明白了意蕴，就可以忘掉形象。
王弼还进一步发挥说，如果拘泥于言，而不是忘掉它，就不能得到象；如果拘泥于象，而不是忘掉它，就不能得到意。象数派就是如此，他们也只能走到这一步，因为他们是用《周易》来卜筮的，靠的就是卦爻辞、卦爻象，怎么能“忘”呢！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接受“立象以尽意”，却难以接受“得意而忘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是的，王弼注释《周易》，“忘象”之后所得的“意”，很多都属于老庄道家之意，如注《损卦》的“损益”二字说： 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何所加焉？ 意思是说，事物的自然本质，是天生就定下来的，短的算不上不足，长的算不上有余，人为的增减又有什么用呢？
这种思想来自《庄子·骈拇》篇，庄子在那里还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野鸭的腿虽然短，你想给它接上一段，它就要害怕了；野鹤的腿虽然长，你想给它截掉一段，它就要悲伤了。这就是顺任自然的道家思想，认为任何人为的造作都是有害的，无论增减，无论用心好坏，都违背了事物的本性，都不合自然。
王弼对《周易》这种解释方式，就是所谓以《老》解《易》，即用老庄思想来解释《周易》。
就这样，王弼“忘象”“扫象”以后，创立了魏晋的玄学义理派，即不用卦象来占卜而用来发挥哲理。经过与象数派的长期论争，到隋朝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王弼的《周易注》，成为唐宋科举取士的依据。《周易》本是儒家经典，唐代以后最权威的官方经书注本，却采用了玄学家王弼的《周易注》。不用说，是因为他注得好。又因为它是注释儒家经典的，所以影响比《老子注》大。
还要特别指出，说王弼的《周易注》流行后“无汉学”，不过是诗人的夸张，《周易》汉学什么时候也没有绝迹，直到今天。你看到街上拿《周易》算卦的吗？那就属于“汉学”的范围。当然他是不是摆着本《周易》唬人、蒙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历史也没有冷落何晏，他的《论语集解》可以与《周易注》并肩比美，也被收入古代最权威的儒家经书注本，流传至今。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的成就，终难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