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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只活了二十四岁，却成就了两件传世的大业：注释《老子》和注释《周易》。不难想见，这应是在他与裴徽谈话后的两三年内完成的。他既以《老》解《易》——用老子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周易》，也就不难想见，注释《老子》应当在前。限于本书的体例，这里介绍王弼注《老》，以及后面介绍向秀注《庄》、郭象注《庄》，都无法面面俱到，而只能根据本书的主题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抓住一二要害点到为止，这是要“丑话说在前头”的。
讲王弼注《老》有个很大的便利，就是有何晏注《老》作为参照。何晏的注本没留下来，《世说新语·文学》篇却留下两则与此相关的生动形象的小故事，从侧面烘托出王弼学术水平的高超，也正面体现出何晏人品的高洁。顺着这两个小故事展开，可以使我避免正面介绍的呆板和枯燥。
何晏与王弼一样，大概也觉得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老子》注本，就自己动手注释起来，已经注了好几年了。《世说新语》的一则小故事说，在他“注《老子》未毕”之时，去参加一场清谈，适逢王弼也在座。何晏善辞令，喜欢夸夸其谈，就大谈特谈自己的“注《老子》旨”——注释《老子》的原则。得知王弼也在注，就请他谈谈对此的看法。
事有凑巧，王弼正好写了篇挺长的《老子指略》，作为注释《老子》的总纲和指导思想。他为人天真单纯，直率地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说是：“《老子》五千余言，几乎可以用一言蔽之，哦，‘崇本息末’而已。我觉得抓住这一点，才算是抓住了《老子》的要旨。”
何晏问他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他说：“你不是说‘以无为本’吗？我同意你的看法。本就是‘无’，是‘道’，是‘自然’，末就是老子一再抨击的什么‘圣智’‘仁义’‘巧利’，总之就是名教。老子推崇自然，弃绝名教，所以说他‘崇本息末’。”
据那则小故事说，何晏听了王弼的这番话后，觉得自己“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真是无言以对，只是连称“是、是”而已。他甚至对自己的注释也发生了怀疑，对是否继续注下去产生了动摇。但他又舍不得丢弃，那毕竟花了他三四年光阴，费了他三四年心血，还是先注完，看情况再说吧。于是《世说新语》又有了下面的一则故事： 何平叔（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这大概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先是“未毕”，现在是“始成”；原先是在某个谈席上，现在是亲自到王弼家拜访；原先谈的是注释的宗旨，现在要谈具体的注释，看看自己的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于是也不客气，开门见山，径将王弼的注本要来，当场翻看起来。随手翻到第三十七章，原文是“道常无为”，注释是“顺自然也”。他注得多么准确，多么简洁，多么“精奇”呀！
接下来的一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云云，原文较长，注释更长，简直就是一篇小论文了。他顾不上细看，只是掠了一眼，突然发现末尾有这样的话：“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他眼睛一亮，这下可抓住破绽了！于是抬起头问：“你上次不是说‘崇本息末’吗？这里怎么又成了‘崇本举末’？”
王弼笑了：“前者是老子本人的看法，是《老子》一书的要旨，后者是我的看法，是我注释《老子》的要旨呀！你想，‘圣智’呀，‘仁义’呀，‘巧利’呀，毕竟也有好的方面，不宜一概否定，只是不能当作‘本’罢了。自然虽然是‘本’，可也不能完全舍弃名教这个‘末’啊！应当用自然来统领名教，你说是吧？”
好了，何晏觉得不必再说，也不必再看了，这小子讲得是多么精彩，多么圆满自足呀！确实，“本”与“末”，“自然”与“名教”，虽要有所偏重，但不能偏废呀！一切都清楚了。他深深叹了口气，放下稿本，站起来，深情看了这年青人一眼，说：“只有像你这样好学深思的人，才可以一起探讨天人之间的隐秘啊！”于是回到家，一把火，把自己几年来辛苦写就的《老子》注本烧掉了，只是将自认为最有独到体会的精华写成两篇论文，一篇叫《道论》，一篇叫《德论》。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据说天才绝伦的大诗人李白有一天登上黄鹤楼，看到一片动人的景致，诗兴大发，想要题写一首，猛抬头读到崔颢题在壁上的诗篇，自愧弗及，把笔掷进滔滔大江，并发出这样的感慨。何晏也是如此。王弼有注在案头。应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人世，而不能鱼目混珠，更不能以权压人，以权巧取豪夺。果然，王弼的《老子注》流传下来了，一直流传到我们的时代。现在最常用的一些《老子》版本，如《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诸子集成》本等，都采用了王弼的注释。
不用说，在学术上，王弼是杰出的，而何晏则是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