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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小雅·常棣》：“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套用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话说，春秋，“是最坏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说它最坏，是人性的丑陋与凶残暴露无遗、满目皆是，翻看《左传》《国语》，君臣喋血、父子仇杀、兄弟相残、夫妇反目的血雨腥风扑面而来，人性的底线被无休无止地击穿，道德的规则被肆无忌惮地践踏。说它最好，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中，还是有人坚守住做人的根本立场，没有沉沦为禽兽，甚至不惜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来证明“人”的价值和人性的底线，带给这个世界以永恒的希望。
《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追叙的卫宣公二子手足情深，大义凛然，争相赴死的故事，是那样的荡气回肠，震古烁今，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圣洁光芒的闪耀，让我们感受到高贵人格的永恒魅力！
春秋前期卫国国君卫宣公，是一个荒淫无道、邪恶可憎的人渣。在卫宣公的斑斑劣迹中，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的，也许是他的雄性荷尔蒙特别旺盛，对异性的追逐与贪婪永无止境。身为一国之君，多欲好色，本来也不算是什么太严重的罪过，但卫宣公的问题是，他的脑袋里根本没有任何伦理上的禁忌与底线，所作所为完全听凭原始欲望的驱使，一句话，就是色胆包天，为所欲为。
早在做储君期间，卫宣公就敢和父亲卫庄公的如夫人（自己的庶母）夷姜有一腿，甚至如胶似漆，打得火热。“初，卫宣公烝于夷姜。”（《左传·桓公十六年》）两人厮混的结果，是生下一个儿子：急子（急，《史记》中作“伋”）。可怜的卫庄公，完全被蒙在鼓里，连儿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都浑然不觉。
正式登上国君宝座之后，卫宣公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与庶母夷姜的不伦之恋合法化，把夷姜立为自己的夫人。他们的私生子急子，身份也得以堂而皇之地公开，成了名正言顺的太子。卫宣公还任命宗室大佬右公子职来负责太子急的教育和培养。
随着太子急年龄渐长，卫宣公替他迎娶齐国公室之女宣姜为太子妃，“为之娶于齐”（《左传·桓公十六年》）。当宣姜到了卫国后，卫宣公却忽然临时变卦，不为别的，就因为宣姜实在太美了，风姿绰约，让人魂不守舍。卫宣公这个老色鬼面对这样的美人，如何还能把持得住？如何还会有伦理底线？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宣布原先为太子急娶宣姜的安排统统作废，而由自己老牛吃嫩草，笑纳这宛若天仙的大美女，《左传·桓公十六年》说“而美，公取之”，寥寥五个字，活画出卫宣公荒淫无耻、横刀夺爱的好色嘴脸。
这时候的夷姜年事已高，已进入美人迟暮的阶段，哪里还有资本与年轻美貌的宣姜在卫宣公面前争宠？夷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子，当年与庶子卫宣公私通，敢作敢为，搞得轰轰烈烈，无所顾忌；如今被扫荡出局，她也不愿苟且偷生，以泪洗面。于是她选择了一个十分决绝的做法：自杀身死，与卫宣公彻底了断两人之间的那段孽缘。如此一来，太子急突然间失去了母亲这个依靠，政治上的地位随之岌岌可危。
宣姜则“三千宠爱在一身”，肚子也很争气，先后替卫宣公生下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卫宣公自然非常开心，开始重点培养为长的公子寿，让宗室另一位大佬左公子洩来负责对公子寿的教育，“属寿于左公子”（《左传·桓公十六年》）。宣姜不但漂亮，而且也极富心机，手段狠辣，此时此刻的她，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太子急从储君的位置上扳倒，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人品的高下优劣就呈现了出来。按理说，公子寿为长，在换储的变乱中，他拥有优先上位的有利地位，理应更热衷于此才对。可事实上，他对夺嫡兴致缺缺，未曾参与其事。真正有心陷害太子急的，是他的生母宣姜和弟弟公子朔。宣姜与公子朔设计陷害太子急，他们的阴谋奏效了，荒淫无道又昏庸颟顸的卫宣公轻易听信了宣姜与公子朔的谗言，决定对太子急痛下杀手。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可卫宣公恰恰相反，他是“虎毒偏食子”，全然不念往昔的父子之情，居然要置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死地。
卫宣公的操作可谓阴狠下作。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试图借刀杀人，借强盗之手来取太子急的性命。为此，他精心策划和布置了一盘大棋，一方面明令太子急代表卫国出使齐国，一面暗中收买一群强盗，预先埋伏在卫国前往齐国必经的莘地（齐、卫两国的交界处）。等太子急行经此地时，突然冲出，将其一刀毙命。“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左传·桓公十六年》）
公子寿是宣姜的长子，卫宣公与宣姜等人在策划这盘大棋时，并没有刻意地回避他。公子寿获悉内幕后，万分焦虑，冒着危险，去见太子急，将实情和盘托出，并建议太子急保命要紧，奉劝他尽快逃跑，躲过这场血光之灾，“寿子告之，使行”（《左传·桓公十六年》）。
但是，太子急谢绝了公子寿的好意，不愿逃跑流亡。他是“一根筋”，脑袋里满是迂腐的伦理道德教条，其中之一便是“父命不可违”，“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左传·桓公十六年》）。只知道“孝顺”，没一丝主见，难怪他最后会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一败涂地。
公子寿对迂腐滑稽的太子急束手无策，只得使出无可奈何的下策。等到太子急从卫国动身出使齐国那一天，公子寿置办一桌酒席为太子急饯行。席间，他一杯又一杯向太子急敬酒，直到把太子急灌得烂醉如泥，沉睡不醒。这时候，公子寿带上表明太子急出使身份的旗帜（据《史记·卫世家》是“白旄”，“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先行一步向齐国进发。结果到了齐、卫边界的莘地，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群盗一拥而上，将冒充太子急的公子寿残忍杀死。“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左传·桓公十六年》）
太子急酒醒之后，明白弟弟公子寿已替自己前去送死了。于是，他急急忙忙往莘地方向赶去。到了现场，那些杀人凶手还在，太子急赶忙亮明自己的身份，对暴徒说：你们要杀的人可是我，那人是无辜的，你们杀错了。现在，我送上门来了，你们就杀了我吧！那些杀人凶手哪里会有什么恻隐之心，毫不犹豫地结果了太子急的性命。
这幕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的兄弟情深、争相慷慨赴死的历史悲剧，在先秦两汉时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十分巨大的震撼。除了《左传》的记载，《史记·卫世家》等文献亦对这则故事有详尽的载录，《诗经》中的《二子乘舟》一诗，更是寄托了当时人们对太子急、公子寿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与无限怀念，《毛诗序》对该诗篇的写作背景就有明确的说明：“《二子乘舟》，思伋（急）、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而在两人之中，公子寿舍生忘死的义举，尤其让人震惊钦敬。如果他与太子急同父同母，他的行为，多少尚属寻常。可实际上，他是宣姜之子，与公子朔才是嫡亲的兄弟，与太子急却是同父异母，在血缘上多少隔了一层。在当时的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站在亲生母亲和亲弟弟一边，一起来对付太子急。即使他不愿蹚这趟浑水，务实的做法也是远离是非，保持中立，这样做，道德无亏，他人也无可指摘。可是，他却做出了非常人所能及的高尚选择，不惜开罪于自己的亲生母亲与弟弟（当然还包括那个十恶不赦的生父卫宣公），为自己的异母兄长太子急从容就义。这样的牺牲精神真可谓是义薄云天，这样的人生境界真可谓高山仰止。
不过，按纯粹的科学理性来分析，这段历史记载，也显得多少有一些戏剧化，一些地方似乎经不起仔细推敲，存在着一定的可供讨论与商榷的空间。例如，卫宣公要杀太子急，随便安个罪名、扣个帽子（如大逆不道、里通外国、贪污腐化等等）就可以办成，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到外地买凶杀人？又如，公子寿一而再，再而三跑到太子急处通风报信，太子急出使齐国那天又张罗酒席，隆重饯行，难道宣姜、公子朔，还有卫宣公都没有听闻到任何风声，纯粹成了灯下黑？这智商是不是太低下了！再如，强盗们杀了冒名顶替的公子寿之后，肯定以为已完成了卫宣公交办的事情，散场回家数钱分钱了，怎么可能还继续逗留在杀人现场，总不至于在那里观赏风景，然后再无意之中等来太子急自投罗网，灯蛾扑火？所有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难以说得通的。
说到底，这是由《左传》（包括后来的《史记》）等早期历史学著作的属性所决定的。它是历史文学，既具有历史的属性，又富有文学的特征。文学，就允许适度的润饰，一定的夸张。换言之，它追求的是近似真实、逻辑真实，而不是所谓的绝对真实。另外，以文学化的笔触叙述某一历史事件，似乎也反映了历史典籍的作者对有关历史功能实现的理想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作者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书写主体上，作者尽量向人们呈示真实的情况，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应该说，这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太子急、公子寿死亡这个结局，乃是事实，无可怀疑。但是在写作的具体细节处理上，则不妨有节制地夸张，乃至虚构，把太子急、公子寿两兄弟的死亡描述成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高尚性的“故事”，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发挥历史学应有的教化、劝善之功能。毫无疑问，《左传》的作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实现了他所想要的效果：谁人不被太子急、公子寿的兄弟情谊所深深打动？谁人不因在漫长黑夜里闪耀的人性光辉而重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