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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逆境中咬紧牙关，坚持奋斗固属不易；但是，能在顺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朝乾夕惕，戒骄戒躁，避免盛极而衰，更加难得。纵观历史，我们能看到，不论个人、团体，还是军队、国家，但凡出问题、招败亡，往往在顺境而非逆境，因为面对高歌猛进、胜利归来的大好局面，如果缺乏战略上的定力，就很有可能会让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骄傲自满，结果物极必反，从云端跌落到谷底。
春秋前期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屈瑕的人生败笔，就是因胜而骄，忘乎所以，是“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孙子兵法·行军篇》）的一个典型。
屈瑕，是楚国“根红苗正”、地位显赫的宗室重臣，芈姓，为楚武王之弟、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的祖先，春秋前期被分封于屈邑，以邑为氏，遂成为屈氏家族的开山之祖。他在楚国的地位可谓一人（楚王）之下，万人之上，官拜“莫敖”（当时相当于宰相）。由于春秋时期军令系统尚处于文武不分职的状态，他同时也扮演着大司马的角色。很显然，屈瑕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最高操持者，深得楚武王的信任，被授权主持并处理国内外的重大军政事务，位尊权重，炙手可热。正因为屈瑕具有这样特殊的身份，他的一举一动，都直接关系到楚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得失，这正如孙子所说的：“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作战篇》）
屈瑕既然身居高位，在楚国早期开疆拓土的大业中，自然不能缺席。事实上，楚武王在位期间，他统率楚国大军南征北伐，东攻西讨，可以说是无役不预。据现有的史料看，屈瑕作为统率全权指挥战事，始于公元前701年的蒲骚之战。是年，楚武王任命屈瑕为帅，率军向汉水之东进发，准备与贰、轸两国结交会盟。贰、轸两国的邻国郧国，对楚国的这一战略动态深感忧虑，认为楚国这么做，等于是将其势力揳入贰、轸之间，对郧国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先发制人。于是，郧国策动随、绞、州、蓼诸国联手抗击楚国。随、绞等国都知道楚国惹不起，所以对郧国虚与委蛇，不敢玩真的，只做个样子。郧国方面急不可耐，只好自己单干，将军队布防于郧国国都郊外的蒲骚（今湖北应城市）。
屈瑕收到的情报，是郧国已经和随、绞、州、蓼诸国联手，这个错误的信息，让他深感不安，“莫敖患之”（《左传·桓公十一年》）。至此，他性格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变得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在决策上举棋不定，畏首畏尾。副帅斗廉对主帅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向屈瑕透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势，认为敌不足惧：郧国的军队驻扎在国都郊外，一定戒备松懈，而且始终在盼望随、绞等四国前来援助，斗志不坚，楚军应该主动对郧军发起攻击，赢得胜利。我方应该针对这个态势进行部署：请主帅您带领主力屯驻在郊郢，以阻止随、绞等四国的增援；同时，由我率领一部分精锐部队趁着夜色对郧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可以预见，郧军把希望寄托在随、绞等四国的身上，又仰仗着有坚城为后盾，一定没有死战的斗志，在我军的打击下，肯定会溃不成军。郧军一败，其他四国也必然闻风丧胆，不战而退。
“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左传·桓公十一年》）
屈瑕虽认为斗廉的分析在理，但还是小心翼翼，不愿意当机立断、大胆拍板，认为应该向国君提出增兵的请求，多多益善，以策万全，“盍请济师于王？”（《左传·桓公十一年》），斗廉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军队取胜在齐心协力不在于人多，因此奉劝主帅打消这个念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左传·桓公十一年》）屈瑕还不甘心，说：那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占卜预测一下呢，看看神灵有什么指点？斗廉按捺住自己的性子，恳请屈瑕不要再节外生枝，无事生非了：占卜是为了犹疑不决的事，没什么疑虑，何必占卜！
战争的进程的确如同斗廉所料，以楚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其结果可谓是毫无悬念，“遂败郧师于蒲骚”（《左传·桓公十一年》）。随着是役的结束，楚军和贰、轸两国举行了盟会，顺利实现了这次行动的战略初衷，风光班师回朝。
实事求是地讲，楚军在蒲骚一役中赢得胜利，功劳是副帅斗廉的。屈瑕在战争过程中的表现，其实乏善可陈，甚至堪称无足轻重。但是，谁让他是主帅呢？打了胜仗，都归功于他的英明指挥；丰功伟绩，都记在身为主帅的他名下。屈瑕因此骄傲起来，真的以为是自己的英明神武，指挥若定，才成就了楚军的大捷，毫不犹豫地将这场胜仗揽为自我标榜的资本。
当然，经过蒲骚之战的磨炼，屈瑕的军事才干还是有所提升的。这一点，在次年（公元前700年）楚军攻打绞国一役中有所表现。是役，屈瑕依然担任楚军的总司令，统率大军一路猛进，直抵绞国都城的南门，“楚伐绞，军其南门”（《左传·桓公十二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在接下来的战略运筹和部署中，屈瑕的军事能力似乎已突飞猛进，他对绞国方面弱点的捕捉，可谓是洞若观火，十分准确：绞国实力单薄可又轻佻自大，这决定了其少智寡谋，无韬略可言，“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而据此所制定的对策，也是直击要害，即后勤人员打草砍柴时，不要派遣武装人员加以警戒保护，以此来引诱绞军放松警惕，进入楚军预设的圈套。他的这一计谋果然立竿见影，绞军轻轻松松一下子捕获敌人三十名，觉得楚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就完全放松了戒备，第二天，再看到楚国的后勤保障人员打草砍柴，便蜂拥而出，追逐捕捉。屈瑕已预先派兵控制绞都的北门，同时部署重兵埋伏在山下，一见绞军轻率出动，就伏兵四起，杀对手一个猝不及防。绞军大败亏输，不得已只能屈膝投降，订立耻辱的“城下之盟”。楚军凯旋，扬威汉水流域。“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左传·桓公十二年》）
这一仗，屈瑕亲自指挥，大获全胜。平允地说，其战略分析和作战指导是卓越高明可圈可点的。屈瑕本人皇皇伟业的建树，也从此真正进入了平坦的快车道。但是，“福兮祸之所伏”，伐绞之胜，对屈瑕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是幸事而是灾祸。在胜利面前，屈瑕的自信心日益增长，他一改往日的小心谨慎，而变得趾高气扬，顾盼自雄，浑然不知此时此刻事业上的顺境，其实恰恰为他未来遭遇滑铁卢埋下了伏笔。
谢幕的这一天，很快就来临了。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当甲乙双方交战时，不乏第三者横插一脚，妄想坐收渔人之利。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乃是一种常态。楚国现在就遭遇了这种情况：在其轰轰烈烈投入伐绞之役时，罗国曾经派遣间谍侦察军情，刺探虚实，盘算着是否有乘虚而入，大捞一票的天赐良机。“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使伯嘉谍之，三巡数之。”（《左传·桓公十二年》）事虽不成，但罗国的行径，很快被楚国侦知，在楚国君臣的眼里，罗国实在太嚣张，太癫狂，无法容忍。面对罗国恶劣的挑衅之举，楚国誓要加以报复，从而明明白白告诉天下之人，在太岁头上动土，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和报应。因此，在讨伐绞国奏捷凯旋后的下一年，楚武王下令全军出动，征伐罗国。这次行动，屈瑕依然出任楚军的统帅。
此时的屈瑕，可再也不是两年前的菜鸟了，蒲骚之役，让他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而伐绞之役，让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自信。所以，他觉得自己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低调谨慎，而可以睥睨天下，挥斥方遒了。屈瑕目空一切的气场与势头，恐怕是一种昭示败亡的征兆。很多有识之士看在眼里忧在心上，例如老臣斗伯比为屈瑕出征送行时，观察到屈瑕脸上满是骄矜之色，举止行为张狂不羁，不禁忧心忡忡，哀叹：“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也！”（《左传·桓公十三年》）又如，楚武王的夫人邓曼，听出了武王所转告的斗伯比之言的弦外之音，认为这时候的屈瑕自我膨胀，必然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必定会轻视对手，从而导致不测之祸。基于这个判断，邓曼建议楚武王马上派人给屈瑕传达王旨，提醒他保持谨慎，提高警惕，重视戒备和防范，并警告屈瑕，如果因骄傲自大而导致军事失败，就会受到王法的制裁，绝无幸免。“莫敖狃于蒲騒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左传·桓公十三年》）楚武王认同夫人的见解，马上派人去向屈瑕传达对罗之战需谨慎从事，切不可轻举妄动的王命。遗憾的是，使者晚了一步，未能追上屈瑕统率的楚国大军，这样一来，最后一个预防灾难发生的机会，也不幸被屈瑕错过了。
此时此刻，屈瑕身上再也没有丝毫谦虚谨慎的意识，所有的只是唯我独尊的心态。为了防止他人给自己提意见、给建议，他向全军上下发布命令，谁也不准向他进谏建言，违者刀斧伺候，“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左传·桓公十三年》）为了尽快拿下罗国都城，屈瑕命令全军火速开进。到了鄢水，他让军队不顾队列次序，在一片混乱中仓促渡河，结果导致楚军在渡过鄢水之后，已毫无队列和秩序可言了。与此同时，屈瑕还不设必要的警戒以保护部队的安全，行近罗国都城时，楚军突然遭遇到以逸待劳的罗军及其同盟者卢戎军的南北夹击。队列混乱、士气低落的楚军兵败如山倒，被杀得丢盔弃甲。屈瑕智穷力竭，计无所出，不复有抵抗的意志，一路狂奔逃跑，最后穷途末路，只好自我了断。“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左传·桓公十三年》）
从胆怯畏战，到轻敌自大以至于葬送性命，屈瑕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之路，也仅仅只有前后三年的时间而已。看来造就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难如登天，但要毁掉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却是易如反掌。对一个人来说，人生中最高光的那一刻，其实也往往潜藏着最大的危险。当屈瑕于绞都城下巧使计谋，大破绞师，立下赫赫功勋之时，他哪里能够想到一年后自己会落得一个陈尸荒野的悲惨下场？不过，偶然中寓有必然性，一切因果其实还是有迹可寻的，只是屈瑕活了一辈子，也没有真正明白这些道理：“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