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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不少贵族虽然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的系统六艺教育，可是行为上却经常粗鲁野蛮，毫无底线，其中就不乏见色起意，横刀夺爱，为抢夺美女而大开杀戒、血溅朝堂这样的恶性事件。可以说，特洛伊的故事绝非希腊神话专属，同样的情节在中国春秋史上也屡见不鲜。公元前710年，宋国公室子弟、权臣华督因见色起意而发动政变，不仅残杀同僚孔父嘉，抢夺其妻，甚至不惜弑杀宋殇公，另立国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华督，即宋督，名督，字华父，故又称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算是“根红苗正”的宋公室宗族子弟，在当时宋国政坛上也算是兴风作浪、飞扬跋扈的强势人物。不过，他想要在宋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说一不二，除了受到宋殇公的掣肘之外，还有一块绕不过去的大石头，那就是时任宋国大司马的孔父嘉（孔夫子的祖先），这可是一个真正的实权人物，是宋穆公临终前为宋殇公亲自指定和安排的“顾命大臣”。“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在你死我活的宫廷权斗中，温、良、恭、俭、让，都是致命的弱点；脸厚心黑，不择手段，才是保命与求胜的正途。所以，这个位高权重的孔父嘉，显然是野心勃勃的华督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扳倒的对象。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对追求权力的个人来说，要扳倒政治上的对手，又何尝不是这样？华督为了整倒整垮孔父嘉，开始不遗余力地制造流言，散布小道消息，抹黑孔父嘉的形象，煽动乌合之众的情绪，增加他们心目中对孔父嘉的仇恨值。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宋殇公的确也是烂泥圬不上墙的昏君。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无一不是在“作死”，国家治理上乏善可陈姑且不说，对外关系更是搞得一团糟。自上任以来，宋殇公一直迷信武力，不断地挑起对强邻郑国的战争，给宋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这“十一战”，绝大多数是与郑国交锋。宋殇公如此热衷于和郑国打仗，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土地毗邻又实力相当的两国，本来就容易将彼此作为战争的假想敌。
二是宋殇公为宋宣公之子，其国君宝座来自叔父宋穆公的谦让（当年宋宣公临终时，废父死子继制，而行兄终弟及制，让其弟宋穆公继位。如今宋穆公亦步亦趋，将君位不传其子，而传其侄），这样一来，宋穆公之子公子冯在宋国就待不下去了，流亡到了郑国，由郑庄公给罩着，身家性命有了安全上的保证。然而在宋殇公眼里，公子冯始终是一块心病，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冲动之下，宋殇公时不时地主动骚扰郑国，希望郑国因不胜其烦，而放弃对公子冯的保护。
这仗若是打赢了，那还好说；问题是郑庄公是硬角儿，宋殇公与他去较量，自然讨不到什么好处。宋国对郑国的战争，大多数以战败而告终，这严重损害了爵为“上公”的宋国的颜面，让宋国文武百官和底层民众们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同时，战争带来的十室九空、钱粮断绝，更是朝野上下实实在在的切肤之痛。可以想象，宋国上下早已为此怨声载道。另一方面，这也为华督上下其手，兜售其奸提供了条件。
在当时，孔父嘉为大司马，华督为太宰，一文一武，为宋殇公的左膀右臂。本来孔、华两人对这种局面都应该负有责任，该“各打五十大板”。然而，华督老谋深算，散布流言蜚语，不仅将自己装扮成完全无辜的样子，洗得干干净净，还把责任都推给了孔父嘉一个人，宣扬说都是孔父嘉大司马蛊惑君王穷兵黩武，祸国殃民，大家现在才这么困顿难安。孔父嘉就这样成了唯一的“背锅侠”，无端承受着一切天怒人怨。
华督的操作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但是，假若没有一个美女的出现，他还真找不到直接动手的完美机会。毕竟孔父嘉身为大司马，拥有军权，又深得宋殇公的信任与倚重，与之决裂，华督并无绝对取胜的把握，动手之前也难免投鼠忌器、患得患失。好巧不巧，有一天，华督在路上邂逅了孔父嘉的妻子。孔父嘉之妻有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其美不可方物，华督完全被震撼了，灵魂出窍，神不守舍。《左传·桓公元年》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目逆而送之”，美女走来时，他眼睛发光，直勾勾地盯着，仪态全失；美女走远时，他仍傻乎乎瞪着，大脑一片空白，还意犹未尽地连声嚅嗫道：“美而艳！”
知道有如此美貌的女子是孔父嘉的妻子，华督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欲望了。此时此刻，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他都顾不得了，诚所谓“色胆包天”。孔父嘉美貌妻子的出现，成了华督发动政变、大开杀戒的直接诱因和关键契机，“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左传·桓公二年》）。这次激情谋杀，华督一击而中，既杀死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又抱得美女归家。
孔父嘉是宋殇公的心腹股肱，他的丧命，震动了整个朝廷。宋殇公见华督未经自己的允许，擅自杀掉自己的顾命大臣，禁不住火冒三丈，就打算将华督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可是这时候的华督早已杀红了眼，恶向胆边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入宫内，将宋殇公也一并斩杀。今天看这桩血案，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只是宋国内部大臣间权斗倾轧的一丝余波，居然就在稀里糊涂之中，让国君本人也成了“次生灾害”的牺牲品。
尽管宋殇公有百般不是，孔父嘉也有种种过错，但是，华督这样为了夺取他人的美貌妻子而不惜喋血宫廷，弑君主、杀同僚，怎么说也是严重的犯罪。就连《左传》的作者也忍不住对他予以严厉的斥责：“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左传·桓公二年》），应当受到必要的惩罚。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华督居然不仅平安无事，还坐收渔利，继续当他的太宰，优哉游哉地过了近三十年的逍遥自在日子。不能不佩服他政治手腕的老辣成熟，危机公关能力的炉火纯青。
事实上，深谙国内舆情的华督，早在动手杀人之前就做了足够的铺垫，把对外战争失败，经济崩盘、民不聊生的局面归咎于宋殇公的昏庸与荒唐决策，以及大司马孔父嘉的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于是，朝廷上下对他们的丧命并不同情，甚至暗暗称快。其实对普通民众来说，除了对民生的态度外，谁当国君、给谁纳税都无所谓。所以华督的所作所为，对他们来说，至多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而在诸侯列国那边，华督的功夫更是下得恰到好处。当时的形势是齐国、鲁国、郑国三驾马车鼎足而立，操纵大局。宋殇公在位期间，与这三巨头龃龉不已，甚至兵戎相见，所以，他的暴死得不到大国的同情，只会给齐、鲁、郑及其附属国们带去如释重负的快意。
为了争取三驾马车的认可和支持，华督不惜下血本对他们进行贿赂收买，而且针对各国的不同国情，有侧重、有特色地加以处理。对齐国，华督放低身段，主动跟齐僖公结成战略同盟；在这个同盟关系中，宋国又心甘情愿地奉齐国为盟主，自己做小弟、做跟班。齐、宋并不接壤，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齐僖公当然很满意这样的结果，于是，齐国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搞掂。
“周礼尽在于鲁”，鲁国在当时以周代礼乐文明的传承者自居，最在乎“礼仪”的颜面。根据这个特点，华督有针对性地进行贿赂收买：他把宋国太庙里的一尊大鼎（“郜鼎”）赠送给了鲁国。鼎作为祭祀用礼器，象征着神圣性与合法性。鲁国得到它，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当然非常开心，对宋国的举动欣赏有加，乐意为宋国新的政治秩序背书。于是乎，投其所好的华督又顺顺利利说服了鲁国。
如果说，华督和齐、鲁两国玩的是虚的，那么，他对郑国的收买则完全是实打实的。郑庄公老奸巨猾，非常务实，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见兔子不撒鹰”，跟他玩心眼可没门儿。华督对此心知肚明，于是，就拿出实在的东西与郑庄公进行利益交换。华督的做法是，扶植起一个亲郑的宋国新政权，即把流亡在郑国多年的公子冯恭恭敬敬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这意味着宋国日后会亲近郑国，襄助郑国，放弃与郑国的争霸。这么做，当然深得郑庄公的欢心，郑庄公毫不吝啬地称赞了宋国新的政治开局。而立宋庄公为君，对华督本人十分有利：既然宋庄公是他华督拥立的，就不至于在日后追究自己的弑君之罪。
“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左传·桓公二年》）
华督的危机公关效率的确是惊人的，非常有成效。这种高明的政治艺术使得他的夺美、杀僚、弑君等恶行得以完美洗白，将他自己打造成了残酷政治斗争中的幸运儿。
但是，老天不曾饶过谁。到了公元前682年的宋国南宫长万之乱爆发时，华督还是逃脱不了上天的惩罚，死在了南宫长万的屠刀之下，“（南宫长万）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左传·庄公十二年》）。二十八年前欠下的血债，最终还是得用鲜血来偿还。这是天数，也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