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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
郑国在春秋初年从一众末流小国中脱颖而出，甚至一时间跻身霸主之列，绝非侥幸和偶然。首先，当时的整个战略环境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实力与威望断崖式下跌，天下政治真空局面已是初露端倪。而当时主要诸侯国多受困于国内事务的纠缠，同室操戈，斗凶使狠，臣弑君，子弑父，一片狼藉，无暇外顾。举例来说，晋国正忙于内部权力的你争我夺；秦国正在与戎狄做生死较量；齐、鲁之间的战争势均力敌，没完没了；楚国刚刚起步，还不敢妄作逐鹿中原之想；宋、卫、陈、蔡、曹、许诸国将弱兵寡，力有不逮，这一切，都为郑庄公提供了争霸称雄的大好时机。
其次，是郑庄公政治手腕老练，政治操盘能力出众，不仅“想干事，敢干事”，而且“会干事，能干成事”，堪称一代枭雄。郑庄公堪称料事如神。《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成熟，不看他是否口若悬河、善于作秀，就看他有没有睿智的头脑，能否透过复杂纷纭的表象，一眼明了事物的本质，未雨绸缪，先发制人。
郑庄公在这方面可谓是第一流的高手，他与其父郑武公、其祖郑桓公三代均为周王室的卿士，对周王室的大小事务、各种矛盾了若指掌，谙熟于心。因此，作为局内人，他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看到周王室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事实，看到“天而既厌周德矣”的形势，知道周天子权威的没落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凭实力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当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来临时，郑庄公当机立断，捷足先登，第一个跳将出来，利用周王室执政卿士“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先后联鲁，伐宋，侵陈，攻许，一举造就“小霸”的风光局面。
郑庄公娴熟的政治手段，过人的政治操盘能力，还表现为能屈能伸。这说白了便是能在处于下风时适当地“装孙子”，“扮猪吃老虎”，做到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夫唯不争，故无尤”。用杜牧《题乌江亭壁》的诗句说，就是“包羞忍耻是男儿”。若一个人能够真正践行“装孙子”哲学，那么，他格局之大，机心之深，都是臻于一流，乃至令人畏惧的。而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在郑国崛起的过程中，郑庄公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坚定肃清内部分裂势力，汲汲于强化国君的权力，为郑国的争霸扫清道路。
这场“安内斗争”集中体现在“克段于鄢”一事上。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生他时难产，吃足了苦头，因此郑庄公从小就不讨母亲的喜欢；姜氏偏爱、溺爱的，一直是郑庄公胞弟姬段。大人物的私生活也是政治，姜氏的爱憎好恶就为日后的朝廷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姜氏是一个自以为是，喜欢自我表演，权力欲很强的女人。郑庄公登基后，她不甘寂寞，老是插手朝政，替爱子姬段经营前途。先是打上军事要地制邑的主意，遭到挫折后，又逼迫庄公将姬段分封到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史称“京城大叔”
。
大叔段进驻京邑之后，立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大臣祭仲目睹这一情况，迅速提醒庄公要防止出现大权旁落、尾大不掉的局面，以致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郑庄公只回答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面对姜氏与姬段这种串通一气，给自己屡次制造麻烦的态度和行为，郑庄公隐忍不发，故意装出一副无关痛痒、漫不经心的样子。大叔段见兄长对自己的举动不以为意，便变本加厉，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城邑攫为己有，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姬段的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夫公子吕就催促郑庄公迅速采取行动，有力应对，毕竟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左传·隐公元年》）。可郑庄公这时还是一再隐忍，以“不义，不，厚将崩”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公子吕等大臣的建议。
郑庄公对姬段和母亲姜氏咄咄逼人姿态的隐忍，其实恰是其政治手腕之老练、政治天赋之高明的写照。说到底，这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做法。郑庄公迟迟不对自己的胞弟实施反制，不是他软弱，不是他胆怯，更不是他无能，而是他不能在没有准备就绪、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相反，在隐忍退让的表象下，他一直暗自积蓄力量，以求一招制敌，一举而胜。
郑庄公的对手们格局太小，视野太窄，对他的真实战略意图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因而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大叔段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直经营着篡权夺位的“大业”。郑庄公的隐忍放纵，使他得意忘形，大意轻敌，自以为机会来临，打算发动叛乱，乱中夺权。终于在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他整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缮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充当内应，准备偷袭郑国国都。
郑庄公遂当机立断，命令公子吕统率二百辆战车讨伐大叔段，直捣其叛乱的巢穴。在郑军山呼海啸般的强大攻势下，京邑的民众一呼百应，奋起反对大叔段。大叔段大势尽去，被迫出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境内），郑庄公亲自统率大军征伐鄢邑。大叔段势穷力蹙，全线溃败，只好逃出郑国，夹着尾巴流亡到共国（今河南辉县）。至此，郑庄公彻底扫清了国内的分裂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称霸诸侯解除了后顾之忧。
郑庄公通过安内为自己攘外创造了条件，但是，在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他也不是一帆风顺。换言之，他遇上了一个很大的“坎”，这就是他与周王室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郑国与周王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周平王在位时，为了稍加限制和分散郑庄公的权力，曾打算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但由于事机不密，风声走漏，为郑庄公所获悉。郑庄公对此甚为不满，对周平王提出质询。平王予以否认，结果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周以王子狐在郑国为人质，郑也以太子忽在成周为人质。至此，周郑双方表面上暂时偃旗息鼓，可实际上却越发互相猜忌，各怀鬼胎。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在这之前，在郑国充当人质的王子狐已经客死于郑国。王子狐正是周桓王的父亲，他的死使得桓王痛恨郑庄公的专横忌刻，无法无天。因此上台伊始，这位年少气盛，缺乏政治经验的天子便急不可待地开始打击甚至羞辱郑庄公，两国的关系更是急转直下。
周桓王虽然对郑庄公深恶痛绝，但顾忌对方广有羽翼，一开始并不敢马上就剥夺郑庄公的权力，而是“以迂为直”，投石问路，想模仿乃祖的做法，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谁知郑庄公态度强硬，寸步不让，立即派遣大臣祭仲统兵收割尽了属于周王室所有的温地（今河南温县）的麦子，秋天又收取成周附近的稻禾。这样一来，周、郑之间的关系几乎到达了爆发的临界点。
郑庄公毕竟富有政治经验，他知道一味和周天子闹僵并不符合郑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不愿激化矛盾，面对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克制心中的恼怒，改施怀柔手段，于公元前717年主动前去王都洛邑朝拜周桓王，希望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郑庄公的账。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
接着，周桓王又极不理智地干了两桩让郑庄公郁闷无比的事情。一是在公元前715年正式任命虢公林父为王室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二是于公元前712年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鄢等四座郑国城邑，而以本不属于周王所有的苏国十二个城邑作为交换，这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郑庄公画饼充饥。此番作弄使郑庄公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最终还是按捺住怒火，硬生生地忍了下去。这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忍劲，实在了得。可见老谋深算，喜怒不形于色，正是郑庄公厉害的地方！
郑庄公最惊世骇俗的“壮举”，莫过于逆“天”而行：在葛（今河南长葛北）与周天子正面硬刚，并用新型“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丢盔弃甲，人仰马翻。
公元前707年，踌躇满志的周桓王下令剥夺郑庄公左卿士的职位，把郑庄公逼进了死胡同。这一回郑庄公再也无法容忍，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周桓王得理不饶人，认为必须进一步惩罚郑庄公无礼犯上的行为，杀鸡儆猴，便于同年秋天，亲率周、陈、蔡、卫联军对郑国发起进攻。郑庄公率兵迎战。双方军队遂在葛一带摆开战场，进行决战。
交战前夕，双方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按照当时的常规战法，将周室联军分为三支：左军、右军、中军。其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其中；作为主力的中军则由桓王本人亲自指挥。
郑庄公针对联军这一部署，也相应将郑军编组成三个部分：中军、左拒、右拒（“拒”是方阵的意思），指派祭仲、曼伯等大臣分别指挥左拒、右拒，自己则与原繁、高渠弥等人一起，亲率中军，准备与周室联军一决雌雄。
正式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子元对战场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其兵无斗志，其将无战心。如果先对陈军所在的联军左翼实施打击，陈军必定不堪一击；而蔡、卫两军的战斗力不强，届时也将难以抗衡郑军的进攻，势必先行溃退。据此，子元建议郑庄公首先击破联军的薄弱部分——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周桓王所指挥的联军的主力——中军。
郑庄公欣然接受了这一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同时，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郑军与北狄作战时，郑军前锋步兵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与步兵进行有效协同作战而被动失利的教训，主张改变具体的作战方式，编组“鱼丽阵”以应敌。据《左传》等史籍的记载，“鱼丽阵”的基本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形成车步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左、中、右三军同时部署，两翼靠前，中军稍后，成倒“品”字形，像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郑庄公对高渠弥的建议拍手叫好，当即吩咐具体落实。
会战开始后，郑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发起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遂告解体。与此同时，郑大夫祭仲指挥郑左军方阵，奋勇进击蔡、卫两军所在的联军右翼部队。蔡、卫两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多少，未经几个回合的交锋，便丢盔弃甲，纷纷败退。周室联军中军为溃兵所扰，军心动摇，阵势顿时纷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郑军中军，向周室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麾下的两大方阵也乘势合围，夹击周室中军。
失去了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室中军，无法抵抗郑国三军的合击，仓皇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被郑将祝聃射中了肩膀。周桓王一败涂地，欲哭无泪，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部队脱离战场，保住部分力量。这就是所谓“桓王箭上肩”的来历。
无论是风卷残云的“克段于鄢”，还是酣畅淋漓的葛之战，都让我们看到了郑庄公的铁血手腕、磐石意志。他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那就又准又狠，所向披靡。
葛之战的结束也极富有戏剧性。它充分反映了郑庄公游刃有余的政治手腕、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即所谓善后能稳。《孙子兵法》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以至于在阴沟里翻船；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善于在“漫天要价”的同时，能够巧妙地“就地还钱”，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庄公在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举措，可见其机心深匿，棋高一着。当郑国在战场上大获全胜已成定局时，郑军上下十分振奋。祝聃等将领群情激昂，积极请战，建议郑军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但是，郑庄公此时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沉着镇定，拒绝了部属们的请战要求，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左传·桓公五年》）下令终止追击，放了对手一马。郑庄公这么做，符合他一贯谨慎节制的行事风格。其含义便是：周天子的地位虽然已是今非昔比，但毕竟余威尚在，实不宜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的敌视与反对。
不仅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遣祭仲等人代表自己前往周室联军的大营，慰问肩上中箭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对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周桓王刚刚遭受惨败，自知再也无力与郑国继续交锋，见郑庄公主动示好，也就顺坡下驴，接受了事实。这样，就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冷到冰点。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一石二鸟，游刃有余。郑庄公战略见识的高明、斗争火候的掌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葛之战规模不算太大，但是它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颜面无光。自桓王以后，再也没有一位周天子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敢于率军出来和争霸称雄的诸侯比画较量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土崩瓦解。在军事上，“鱼丽阵”的面世和成功实践，使中国古代“三军阵”为主体的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机动性大大增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与演进，意义殊为重大。
葛之战以后，郑国春风得意，在诸侯列强中是一枝独秀。至此，华夏诸侯几乎都云集在郑庄公这面旗帜之下，郑国俨然成了重振华夏的领头羊。
但是，郑国毕竟是一个中型诸侯国，国力有限，其地理上又处于四战之地，向外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当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后，郑国便很快失去了诸侯之首的地位。虽然后来郑厉公又擎起“勤王”的大旗，意图重现当年郑庄公的那份荣耀，可终究是今非昔比了。自西周以来，齐国一直雄踞东方，其国力远胜于郑。而此时，后世公认的“春秋第一霸”齐桓公业已继位。斗换星移，是到了郑国鞠躬谢幕，齐国粉墨登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