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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话语肢解并重构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悠久，而无数戏曲、民间故事对这一文本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改编、传播与发扬，更使得它漂洋过海，风靡天下。“中国孤儿”甚至还进入过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它还被陈凯歌、葛优等人拍摄成电影，让普通民众体验穿越，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似曾相识却又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总之，“赵氏孤儿”作为一个典故、概念的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而是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一般的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晋灵公武将屠岸贾仅因其与忠臣赵盾不和、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竟一举杀灭赵盾家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惨痛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孤儿赵武长成，程婴告知国仇家恨，赵武终于痛快报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主要人物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的“再创造”。其最主要的母本，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赵世家》。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赵氏的基业。
“下宫之难”发生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赵氏孤儿赵武大仇得报后，忠义之臣程婴慷慨赴死，拔剑自刎而亡。而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已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荡气回肠，令人血脉偾张。后世戏曲、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与《赵世家》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仅仅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与《赵世家》文学化的浓墨重彩截然不同的是，《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表示强烈不满，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功臣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样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也自然无须存在并登场了。三是在“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上，《赵世家》与《晋世家》相矛盾，而《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换言之，此事应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么，这个时候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并非将赵氏全族赶尽杀绝，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除去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属于赵氏其他分支的赵旃等人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五是晋国当时正处于异姓贵族把持政权，与国君争夺权力的局面。那些异姓贵族都大名鼎鼎，主要就是郤氏、赵氏、魏氏、韩氏、范氏、栾氏、中行氏、狐氏等大族，而屠岸贾的“屠氏”可从来不是什么大族身份，他冒出来操控朝政，实在属于无中生有，匪夷所思。
而《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即它的更早出处，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即《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一致。
《左传》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朔之妻赵庄姬与丈夫的叔父赵婴有奸情（见《左传·成公四年》），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见《左传·成公五年》）。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做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俱见《左传·成公八年》，也即发生于晋景公十七年）。
变乱发生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未遭到追杀的威胁。而《左传》有关韩厥的谏诤记载，更是有声有色：“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于是，晋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
历史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即著录于简帛等材料的文字内容；另一样是“献”，即由博闻强记而驰名的耆宿故老，一代代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类似于今天的口述史学。自古以来，“文献”并举，即意味着二者同等重要。而司马迁撰写《史记》，也同样对二者兼收并蓄，双管齐下。与“文”相比，“献”虽然生动，但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难免会走样。从学术准确性的角度看，其史料价值应该说是逊色于“文”的。
历史学的书写最忌讳“孤证”。《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来自“献”，而且又是孤证；相比之下，《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作为参考（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逻辑与表述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赵世家》之所以难以赢得历代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信任，也正是在于它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叙述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中有关“下宫之难”的较为平直的记载，也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历代当权者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伴随着“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
《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场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的倾轧与冲突。斗争的各方，都毫无高尚的道德动机可言，而仅仅是为了除去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力。其间，叙述者的态度貌似比较公正，但其实不然。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还是从字里行间多少透露出了些许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
事实上，从左丘明到司马迁，叙述者们的基本立场，始终站在赵氏一方，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无不抱有浓浓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斩草除根，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做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蛇蝎歹毒？所以，史书表面上虽从冷眼旁观的“上帝视角”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含着叙述者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予以贬损抨击。而叙述者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动机，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万物起源”，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过程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晋国的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充分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称：“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今人杨伯峻在其《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6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说明《左传》的成书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记录时代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明显的追叙性质，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借由“追叙”的行为，对记录下的“过去”做有选择性地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继而反映出春秋历史朝战国演变的政治奥秘。
另外，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史实时，更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这一点。因为这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乃是重要的动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
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国内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与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的关系，会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有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会殊死反扑；而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争斗。于是，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多起君臣相杀、众卿互斗的闹剧，如赵穿弑晋灵公；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晋厉公等。刀光剑影，你死我活。而晋景公与栾氏、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剪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次重演而已。而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亦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企图以此削弱各方势力，继而巩固公室权力的手段罢了。
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一个十分显赫的大族，更是晋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在位之时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直到晋国末年，赵、韩、魏三大家族联手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三家分晋”，在这中间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赵氏一族。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不同，自晋文公时代起，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期屹立不倒、绵延不绝，其政治参与度不可谓不密切，影响力不可谓不深远，可以说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得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受挫，但不到一年，他们就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
赵氏最大的优点，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也无一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做出重大的建树；或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赵氏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直至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战国七雄之一。
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则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不过分。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孙子的看法，应该说代表了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
既然《左传》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三家分晋”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左传》的撰著者在追叙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时，就不能不选择对自身有利且“正确”的政治立场。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左传》自然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乃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其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反之，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与其余异姓贵族，都或多或少被扭曲成了负面人物。
于是，本身在为君之道上有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从而令赵穿的弑君丑行显得不那么阴暗。而事件的“影武者”赵盾也由此减轻了部分罪责与骂名。在“下宫之难”一事中，叙述者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昏君庸主，给后人精心营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错误印象。由此，一年后赵氏之案迅速得到昭雪，晋悼公时代赵氏一族的新生力量代表者赵武任职主事，也都成了理有固然，势所必然，并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左传·襄公八年》）。这样的“春秋笔法”，通过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曲折而隐晦地证明了赵氏等三家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尤其夸张和离谱的是，叙述者不仅处心积虑编造了日后晋景公“梦大厉”的神话故事，断言其“不食新”（吃不上新收割的麦子就会死掉），幸灾乐祸，甚至不惜拿晋景公如厕之时不慎跌入粪坑意外身亡一事大做文章，歇斯底里地发泄对他的仇视和愤懑的情绪（参见《左传·成公十年》）。这种偏袒赵氏、抹黑晋国公室的倾向性，至此可谓毫不掩饰，昭然若揭。
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其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所任意改造。纵观古今中外，这都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将“下宫之难”这一事件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也并非不能理解。
其实，如果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晋景公发动“下宫之难”，也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换言之，痛下杀手，无情地镇压赵氏势力，加强君权，是晋景公当时作为君主的自然选择。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为他从事争霸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稳定条件。如前文所述，赵氏集团自晋文公时代以来，一直是左右晋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他们虽然在晋国争霸事业的推进过程中有功于国，却也是“赵穿弒君”一类内乱的罪魁祸首，给晋国争霸带来过不利的影响。从史书记载看，晋景公打压赵氏是由来已久的，在“下宫之难”爆发前的公元前587年，中军将郤克去世，晋景公果断地提拔栾书任中军将执掌国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击赵、郤两族的势力。而在当时诸卿中，栾书生活俭约、处事谨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赵氏一族中的赵同、赵括等人明知君意已决，仍不知收敛，晋景公忍无可忍，终于以赵庄姬的告状为契机，当机立断，发动“下宫之难”。经过这一事件，赵氏势力中衰，晋国大权转入栾氏之手，而栾氏执政风格较为谨慎，所以，晋景公的君权因赵氏之衰而有所加强。这恐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本相。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氏像栾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强卿大族一样，在血雨腥风的晋国政治斗争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史书中“下宫之难”起因的叙述和性质的判定，一定会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所不同。不仅如此，更早的“晋灵公被弑”事件的解读也会截然有别：事发之时赵氏一族的领袖人物赵盾，肯定免不了被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总而言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规律合乎人性逻辑，因而屡试不爽。
对于实有其事的“下宫之难”，《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尚能较客观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倾斜、立场选择上从有利于赵氏的方向进行叙述，从而做出与史实略有偏差的性质判定。然而，《史记·赵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却突破了历史学客观叙事的基本底线，它将一场权力争斗的事件，演化为一个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故事。这样，历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盖了，历史的“正义”也荡然无存了。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赵氏孤儿”戏曲与传说，则走得更远、编排得更为离谱，连事件发生的时代都由晋景公时代错置到晋灵公时代了，被杀的赵氏人物，也由赵同、赵括等人换成了实际上“寿终正寝”的赵盾，整个故事的性质更是完全成为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却千百倍大于一般的史书。民众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将这个杜撰捏造出来的故事视为春秋时期的一段信史来看待。至此，晋国国君的荒淫无道，赵氏贵族的正派可敬，忠臣义士的正气凛然，邪不压正的万古不易，都成了铁板钉钉、不可动摇的“真实”。
因此，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并没有对应的关系。至于从《赵世家》“下宫之难”中衍生而来的民间传说、戏曲故事“赵氏孤儿”，那就纯粹是个“传说”而已，是杜撰、胡编的“历史”，早已与真实的历史分道扬镳，八竿子打不着。
但是，这个历史的重新建构轨迹，却也颇具典范性的警示意义。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相是扑朔迷离、幽暗未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之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塑造。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之逻辑所演绎的“神话”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所主张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永远是我们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