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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世界探险史上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页。百余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出现了许多种专门著作和论文。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人们又进一步重视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并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1985年7月中旬，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研究郑和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数百人，济济一堂，交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就在这次大会上，经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介绍，我第一次见到《郑和下西洋考略》的作者曾鍏波先生。其实在此之前，当我参加由业师张维华教授主编的《郑和下西洋》（交通出版社，1985年）的编写时，前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任委员王大勇先生就曾专门从上海寄赠鍏波先生研究郑和的论文，对我和其他编写者帮助很大。尤其是关于郑和在东南亚的遗迹、遗物的论述，资料丰富，考订精深，使人大开眼界。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一位专业史学家，其实他在香港主要经营东南亚贸易，业余耽爱文史书法，颇有造诣，并以欣赏西欧古典音乐为娱。除了商务和担任大量社会公益工作之外，常以“思然”等笔名发表文章。曾先生待人诚挚有礼，并且提掖后学，给我和其他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南京会议之后，他又对国内外各种资料耐心搜罗，虚心研读，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改订，形成了今天这部比较有系统的专门著作。除了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沈已尧教授作序外，在出版之前，作者特将书稿寄示于我，执意要我说点什么。我作为一个学识浅陋的晚辈，自然提不出什么贴切得体的意见。但有幸作为这部著作最早的读者和同样关心郑和研究的年轻学者，我还是希望将自己读完这部书稿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以就正于作者和其他同行。
首先，我觉得这部书编排新颖，不落俗套，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独运。全书共分5卷：资料篇、身世篇、航程篇、技术篇和成就篇。在这5个框架之中对郑和研究中的主要问题逐一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考辨，如基本史料、碑铭探讨，研究述略（以上为第一卷）、家世出身、生年新说、何以赐姓、卒年考证（以上为第二卷）、出使动机、西洋南洋、七次出使（以上为第三卷）、兴造大船、宝船研究、航海技术（以上为第四卷）、辉煌成就、遗迹流风和航海节日（以上为第五卷）。既是个案研究的汇集，彼此专题之间又有一种有机的联系，条理非常清晰。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比较严肃审慎的态度来考察史实。对时下较流行的郑和为赛典赤·赡思丁第六世孙的说法，作者提出了不少疑点：除了有关族谱、家谱所载郑和先世世系混乱、彼此矛盾之外，最直接证据又仅有郑和十二世孙妇墓碑中的记载，这时距赛典赤已有18世之远，时间相隔得太久，难免令人怀疑其中有攀援之嫌。因此，作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说法，即郑和为赡思丁六世孙之说只能说“非不可能”。至于有人由此推衍说什么郑和为穆罕默德之三十七世孙，实在是无稽之谈。另外关于“西洋”的概念，不少人不仅将之与今日之南洋混为一谈，而且据《明史·婆罗传》：“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认为当时东西洋之分界在今印尼加里曼丹北部的文莱。作者根据随郑和出使的马欢、黄信、巩珍等人的笔记指出，这种划分并不符合郑和时代的情况，当时东西洋的分界线是在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角元亚齐附近的南浡里。搞清楚这一点并非没有什么意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黎来方教授提出郑和曾7次下西洋，其理由是永乐二十二年郑和曾短期出使过旧港。实际上，在当时人心目中，旧港因为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岸巨港一带，所以并不属“西洋”的范围内。这种未谙东西洋划分而提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次，作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估价是十分充分和准确的。作者认为，郑和出使西洋传插了国威，开拓了国际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于华侨开发南洋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和500余年之前的明朝是截然不同的。谁也不可能用今天的开放去比附郑和所执行的“好勤远略”的政策。因为时代不同，开放的概念有着严格的区别。但历史毕竟是不能随意割裂的。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在探索着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虽然这个历程不是风平浪静、畅通无阻，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和苦痛的，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郑和下西洋即是中国认识世界发展链环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人海外航行的范围和规模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部分地突破了传统地理认识的束缚，在一定意义上对儒家传统文化藩篱是一次小小的冲击。有人过分强调郑和远征耗资巨大，得不偿失，并以此来贬低或否定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这种批评也是禁不起推敲的。《明史·夏原吉传》谈到明初财政状况时说：“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宫阙，供亿转输以巨万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黄福传》亦曰：“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曾鍏波先生也引用不少实例说明郑和下西洋通过进一步开拓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关系，扩大了这些国家商品在我国的销售市场，对于这些国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某些产品在外销和内供的促进下也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他的论述是很令人信服的。总之，我认为，郑和及其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都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后来的人们固然可以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做出种种评判，但他们在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艰苦历程中所留下的足迹却是不应该遗忘的。
最后，在郑和下西洋与以前中国人航海活动的联系方面，作者虽未花费很多笔墨，却在几处关键的地方强调了这一点，即唐代以降，中国对外探索积极活动的主要目标已由西进转向南进，经海上商路南下，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经常的贸易和外交联系。只有强调了这一点，郑和出使西洋才不会被认为是某个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没有以前许多无名航海家的开拓，郑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的成就。例如，在中国人的非洲探险活动中，郑和航海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郑和船队很可能已向西南航行穿过莫桑比克海峡。然而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藩志》证明元代之前很久中国人就已知道桑给巴尔了。中国最早的绘有非洲的地图——朱思本所绘的《舆地图》（1311—1320年）不仅正确标出了刚果盆地的位置，而且几内亚海岸线的方向也画得十分准确。这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欧洲地理学者早一个半世纪。据美国学者研究，朱思本的地图还证明14世纪初期中国地理学者的视界在西南方的扩展已远远超出印度洋范围，甚至已达到南极海。郑和的作用就在他基于前人的地理知识、率领庞大的中国使团第一次访问了非洲许多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确切方位、情况与习俗作了考察。这些记载都颇详尽生动，同当今东非海岸的情景极其相似。但郑和船队在到达非洲东南部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往南航行，中国花了3个世纪才登上海上强国的地位，为什么在郑和之后却如此迅速、轻易地衰落下去，只能勉强地坚守在近海水域内抵抗倭寇和海盗，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可能是限于篇幅，作者对此问题未能做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之所以历久而不衰，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更主要的是由于诸如史料支离破碎等因素，使得这方面进展难以继续深入，还存在着许多疑难和空白，吸引着更多的研究者。我相信，曾鍏波先生所著《郑和下西洋考略》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引导我们进一步探求。
（原载《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