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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对明初郑和下西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认为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
。《苏联大百科全书》说明代中国地理学因此而得到极大的丰富
。《大英百科全书》则更进一步指出，郑和下西洋所探险的地区“直到几乎100年后才为西方所发现”
。这些评价无疑是公允的。《郑和航海图》（以下简称《郑图》）是15世纪初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航海家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这部图籍不仅详细注明了针位航向、航程和天体星象，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中外地名540余个。其中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沿海（240余个）、东南亚地区（152个）、印度洋地区（135个）和非洲东部海岸（14个）。其地理属性的种类包括地理名称（如山名、水域名、港湾名、航门水道名、岛屿名、礁石名、岬角名以及国名、省名、州卫县所巡检司等名称）和地物名称（如宫殿名、寺庙名、桥梁名、工厂名、城门名等）。在16世纪以前我国表示亚非的地理图籍中，《郑图》的内容最为丰富。因此，百余年来，《郑图》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郑图》原载明末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这部书因讲到辽事和建州，清初一直被列为禁书，到道光年间才重新印行。鸦片战争后，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的过程中最早注意到《武备志》中的《郑图》，并对其中的一些地名进行了研究，明确称其为“明太监郑和下西洋之图”。
《郑图》地名的全面研究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1929年，向达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郑图》地名的史料价值。他说，有了这幅图，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因而更为明确”。他还指出虽然中国古代航海家所记针路已很详细，“但得此图，方才可知如伏液聚米为山，一览便知，这于考究中国古代航海的情形，的确是一桩重要的资料
”。
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范文涛《郑和海图考》，对于马来半岛的地名详加考证。后来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对西起印度、东至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诸国的地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郑图》和《东西洋考》中相当一部分地名“其来源甚为复杂，惟以著者之籍隶闽南，则其中涵有不少闽音地名”。毫无疑问，他举出B辄如M音，D辄读L，P在U或0之前可读如K等例证，从方言角度作了大量考证。许云樵《郑和航海图中有关马来半岛之记载》将马来半岛诸地与岛屿的地名详细对比。周钰森《郑和航路考》重点则在中国沿海诸地及岛屿的地名。郑鹤声在1947年出版的《郑和遗书汇编》附录中将明清史籍（14种）所记郑和下西洋所经近60个地名的不同译名列表加以比较，对研究《郑图》地名有参考价值。其他有关《郑图》地名的论文还有夏壁《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禹贡》1934年2期），顾天锡《三保太监下西洋之国名途程今释》（《中日文化》1942年2卷），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1946年42卷）等。
解放以后，朱偰《郑和》一传最早对《郑图》地名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从现代舆图学的角度对《郑图》地名加以分析，认为大致可分四种情况：①基本正确：从南京到琼州府的地名，不但方位正确，而且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都各标有名称，此外何处有浅沙、暗礁，也各加以记载。②大体上不差的，是交趾、占城、真腊、昆仑山、暹罗国等地名，虽然大致不差，但正确程度已不如前。③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是爪哇、古兰丹、旧港；长腰屿、满剌加、吉利门；龙牙加儿港、槟榔屿；苏门答刺、大小花面，翠兰屿、榜葛剌等地名。这些地区岛屿罗列，港湾纷歧，客观上给绘图带来相当的困难。④基本上不正确，是第十八、十九、二十各图，这里把小葛兰、柯枝国、古里国，都绘成岛国，阿丹、佐法儿，被绘成和印度半岛正相对。总的来看，朱偰对《郑图》地名准确性的估价有所偏低，其中有些考证也不无商榷之处。
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这部书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后附的地名索引，对《郑图》中的350余个地名作出了考证，说明其今为何地。据英国学者米尔斯（J.V.G.Mills）分析，在向达所考订的地名中，有276个地名考释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当然，向达的考证也有一些疏漏之处，如招宝山的考定等。未能考出的地名尚有150余个，占三分之一。此外，索引缺志了不少地名，如抽分厂、宣课司、菜园、天地坛、祭祀坛、水驿、吉利门、石斑州、茭杯山、九星、东莞所等。“地名索引”的编制笔画与页码也有一些错误。还有个别印刷错误，如袜尔干别误为抹尔千剔等。张铁生在《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中，对《郑图》有关东非地名作了考证。他认为，哈甫泥与卜剌哇之间的黑儿为El Hur，抹尔千（此处似悦“别”字——引者）为Merca；卜剌哇西南的起若儿为Ciula，葛答干为Takaugu。他还提出门肥赤和慢八撒同为一地，但一个指其大陆部分，一个指其海岛部分
。这些考释与一般学者的观点多不相契。
近年来，《郑图》研究又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郑鹤声、郑一钧所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在针路举例中对《郑图》主要地名作了简释，大致与向达所论相同。他们在《资料汇编》（中册）（1983年出版）中又将郑和出使时期亚非国家的位置沿革、港湾都会、名胜古迹等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搜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考证《郑图》地名的文章主要有沈福伟的《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和蒋赞初的《郑和航海图》上有关南京地名的考证等。沈福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郑和》将东非的慢八撤刊讹为慢八撒，因此被很多人误认为今之蒙巴萨，图上的麻林地过去和麻林一样被误认为今之马林迪，因此向达等人以为《郑图》将马林迪和蒙巴萨的位置南北倒置了。沈福伟将东非的几个地名作了更正，如慢八撤应为今罗布鲁伊，门肥赤应为今之蒙巴萨，葛答干为今之基林迪尼，麻林地为今基尔瓦-基西瓦尼。这些新见解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台湾学术界研究《郑图》地名最负盛名的是徐玉虎先生。徐玉虎一直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1956年他撰著的《郑和评传》出版后，更以全部精力投入《郑图》的诠释工作。1976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这部书于1978年曾获得台湾中山、中正两学术著作奖。1980年，台湾德馨室出版社又出版了徐玉虎的论文集《明郑和之研究》，收入论文20篇，约50万字。其中最长篇论文《明郑和航海图中诸地名诠释》（240～480页）洋洋20余万字，广泛搜集中外史籍，对《郑图》548个地名逐一详加考证。徐玉虎认为，《郑图》所志地名的来源甚为复杂，“非但具有时代性，且混有我国闽粤地区、南洋地区，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东岸诸地之方言，再经传译，雕版讹错，骤之难得其解，欲还其原确非易事”
。他将这些地名的构成形式分为音译、义译、形译、音义兼备、形义两合、音形并用及强为牵合等。每考证一处，必附上有关史料，不厌其烦。沿革变化、学人歧义亦多详阐述，对于读者细致探讨甚为便利。当然这样也颇有杂芜、堆砌之嫌。特别是徐氏对西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似未能充分利用，仍只限于参照早期西方汉学家如菲利浦、葛路耐和柔克义等人的考证，而对现代西方研究《郑图》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英人米尔斯的著述）竟只字未提，这不能不引以为憾。至于大陆学术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除向达整理《郑图》之外，徐氏也未能多予参考。这势必影响了他对《郑图》地名研究的深度。在徐氏的考释中，仍有百余地名只限于根据图中相对的位置予以说明。
百余年来国外学者对《郑图》地名的研究也很有成绩。1885—1886年，菲利浦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杂志》上发表《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港口》一文，最早向西方刊布和介绍了《郑图》，并初步考证了其中166个地名。1909年，布莱格登在《古代马来史考证》（《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杂志》第53卷）中对马来半岛东岸的16个主要地名进行考释。同年，杰里尼（G．E．Gerini）也作了类似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初，荷兰汉学家戴文达所著《马欢重考》一书对《郑图》的源流作了研究。他认为这部图籍很可能是茅元仪的祖父茅坤在巡抚衙门里发现并传给其子孙的。因此，他提出与其称之为《武备志图》，不如叫《茅坤图》更确切些。后来，他进一步指出，《郑图》中标出的沿海地点，按罗盘所指的方位和以此计算的航程距离，虽还不完善，但“无疑是真正重要的”。
前苏联学者亦曾研究过《郑图》的地名。如斯维特《沿着东方旅行家和航海家的足迹》一书曾论及《郑图》及其有关地名。伯克夏宁在《十五世纪初郑和远航非洲诸国》和《十四—十六世纪中国地名学中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等论文中考证过不少《郑图》上的地名。他认为刺撒是阿丹西北的一个非洲国家，位于今马萨瓦（梅尔克—法蒂姆市区）东南100千米处。他还提出郑和到达非洲沿岸的最远地方是麻林，位于竹步以南约400千米处的加兰河（Tadah）北部，也就是现在的蒙巴萨北边。
在日本很早就有《武备志》刻本流传，即宽文须原屋茂兵衙等刊本。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较早论述了《武备志》中《郑图》的可靠性，他认为“此图所载航海之路程，及海图之列次，大致无误，并与明中叶以后杂出之剿说不同”。这种肯定的说法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他如北村松之助、国井清音《《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地名考》，石泽发身《十五世纪支那旅行记中之南洋地名考》、山本达郎《郑和西征考》都牵涉到《郑图》地名的考证问题。
总的来看，国外全面研究《郑图》地名比较重要的成果当推英人米尔斯《马欢：《瀛涯胜览》译注》（剑桥，1970年）一书的长篇附录部分（181～347页）。和戴文达一样，米尔斯也将《郑图》称为《茅坤图》。首先，他对这部图籍的现存版本、渊源、与郑和的关系、绘制者、绘制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其他地图作了介绍，然后又详细论述了《郑图》的比例、航向、针位、天体星象等。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考定《郑图》的地名。米尔斯将《郑图》分为五部分，即中国沿海部分（共18幅图）、印度支那部分（7幅）、马来亚部分（11幅）、印度部分（7幅）和阿拉伯部分（6幅）。他说，除去题目和针位外，图中共有577个汉字名称，包括499个各种性质的地名。米尔斯对其中的420余个地名（占各种地名的84％，不含庙宇宫殿名、行政名称、地方出产物和牵星说明）逐图进行细密的考证。早期国外学者研究《郑图》地名多依据梅辉立、贝勒、葛路耐或菲利浦所翻译的史料，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因而对各种地名的研究一般不易深入。米尔斯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熟练地应用古汉语，而且注意研究中国沿海地区的方言和古马来语。他广泛参考各种类型的地图，如古阿拉伯图和英国海军部有关地区的详细海图。所以，他不仅对《郑图》中主要地名都能提出充足的论据，纠正了前人的疏失，对于许多极小的地名（如礁石、村镇）也能列出继续深入探讨的线索，使《郑图》地名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当然，米尔斯的研究还有些疏忽之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书中缺少较详细的地图加以对照，许多地名的方位仍不明确，另外有些地名标注也未说明其根据，不便于继续查考。
为配合全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学术活动，在纪念郑和筹备委员会和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于1984年5月共同商定承担了研究和绘制《古今对照郑和航海图》（以下简称《古今对照图》）的课题。参加研究和绘制工作的同志们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特长，分别从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学、航海学和现代海图绘制学的角度，对《郑图》重新进行具有科学意义的探讨。这一项协作攻关在《郑图》研究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向达就曾提出《郑图》原先的刻绘“很有重复讹脱的地方，山势也很粗率”，“路线过于错杂，特别是第二十页，不仅路线复杂，指示路程方向及罗针与牵星并用，看来真是头昏”。他非常期望先将《郑图》中所有错误（如庾坤针之类）用其他史籍所记针路加以相互校勘，然后用近代详细的西南亚洲以及南洋地图，依据校正过的海图航路，作一“近代式的郑和航海图”。那么，“四百余年前这位伟大航海家的航程，自可灿若列眉了”。后来，向达整理《郑图》已有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他终未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没有较好的海图航路做参考，向达在其书后附今图上所标注的宝船路线和航海图路线，有些就缺乏现代航海学的依据。
台湾学者徐玉虎也一直认为《武备志》所志《郑图》“因系刻本，显示图形粗劣，骤视之，易生模糊杂乱之感”，并且这种书本式的海图翻阅亦不方便。因此，他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中将《郑图》仿制成手卷式图卷，并将《郑图》的主要地名绘制在今日地图上，便于参考。徐氏的这一努力在台湾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因系墨笔手绘，制图水平较低，因此同样显得杂乱草疏，并且有些地方与原图有所出入。徐氏绘制的今图（亦墨笔手绘）实际上与向达的今图相去不远，只是图幅较大一点（大约4倍），并加上英文地名而已。
与此相比较，新近编绘的《古今对照图》无论在地图绘制、航线标注，还是在古今地名考释方面，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不少方面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
（1）《古今对照图》长约2.5米，宽0.76米。图面包括“郑和航海图”和“郑和下西洋航线图”两部分。新编“郑和下西洋航线图”配置在中间，古图分8段配置在两边。绘制古图时，图形基本上依原样绘制，拼接处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图中文字则重新标注，但其位置，排列仍按原样。新编的“郑和航海图”以现代海图的形式，显示郑和下西洋所经区域的地理概况及航线，且古今地名和外文译名对照。这一繁重的绘制工作是由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承担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于1985年年初完成了制图任务。其规模之宏伟、体例之周备、内容之详赡，图面配置之新颖，是我国古今对照图中前所未有的。
（2）《古今对照图》中“郑和下西洋航线图”的航线是按照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标绘资料标示的。他们在本院航海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郑图》中的针路与明清各种航海史籍作了认真的校勘，结合牵星（天文导航）的研究，纠正了其中的一些伪舛，提出了有严格科学依据地反映郑和下西洋的准确航线。
（3）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所编注的《郑图》古今地名考证参考资料，注意了广泛利用和吸收国内外有关《郑图》地名研究的各种学术成果，尽可能搜集了各种文种的研究论述和图籍，对每一幅图中的地名逐一考释说明（包括古名、今名、英文名、经纬度及地望范围）。凡能够确定今地者，均注出今地。凡根据地望、对音推测而得的地名，亦悉列入，以供标注航线和绘制海图的同志参考。对于一些因文献缺略、众说纷纭、具体地望不易确定的地名，编者经过缜密比较，多选择成说。对于某些不能确定的疑似之论，如怀疑《郑图》刊误的一些地名，则采取慎重态度，多弃而不采。当然，《郑图》地名涉及大量中外历史地理问题，编者所提的看法，学术界还会有不同意见，有待于学术讨论的展开。
纵观《郑图》的研究历史，可以说《古今对照图》大体反映了当代的学术水平，并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实现了海内外学人久已期待而又一直未能实现的夙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岗位的历史工作者、航海研究者和海图制图工作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协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开辟了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新途径。这一重要成果，必将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郑图》的研究经过国内外学者100余年的努力，到今天《古今对照图》的出版标志着又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但我们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对现有的成果不断修订，使其更趋完善。为使今后的研究工作更有成绩，我想提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古今对照图》中新编“郑和下西洋航线图”比例尺较小（1∶1000万），还不能充分反映原先《郑图》的各种内容，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名未能全部绘入。郑和下西洋的航迹这次未能详细标示。根据《郑图》针路所标绘的航线也因图幅关系仍显得有些简略。从专业研究工作来说，要深入探讨中国航海技术史，就需要更为细致的分幅地图。如能加以继续合作研究，编绘出一部图文并茂的《郑和航海图册》，并配备详细的参考文献，相信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其次，对于《郑图》地名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一些地名如那里寅上、双屿门尚需深加探究，已考出的地名有些也还有疑问。尤其是东南亚、东非、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地区的古代地理和古代语言知识，是我国学者极为缺乏的，应该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以为对于《郑图》所示航迹的实地考察工作，也应做出长远规划，组织有关人员，由近及远，逐步实施。另外，对牵星高度与确定地望的关系还应进一步加强研究。如同样是牵华盖星，位于赤道以南的麻林地、葛答干却同位于北纬20°的已龙溜（Haddumati atol，2°07'N）和沙刺溜（Mulakuatol，2°57'N）差不多高度，以此来确定一些地名的方位就值得怀疑了。
再次，各单位参加编绘《古今对照图》的同志曾研究过大量文献资料，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作出许多新的考订。但现在图上所显示的只是最后的结论，而没有具体说明其依据和论证过程。100余年来，国内外许多有价值的论文或因散见历年各地报刊，或系外国文字，不便国内学人检索。因此，我提议参加编绘工作的同志将尚未发表的考订成果尽快撰为专文，连同国内已发表的论文，并选择一部分国外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汇编为一本《郑和航海图研究论集》。这样，不仅使读者在利用《古今对照图》时知所依据，也使大量学术成果得以及时整理，引进而不致淹没。
（原载《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