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与西安

郑和，又名三宝太监，是明代我国伟大的航海家。他先后七次出使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在出国时与西安还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瀛涯胜览》的作者、虔诚的穆斯林马欢曾随同郑和三下西洋，第一次就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这在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序中有明确记载：“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领宝船往西洋诸国开读赏赐，余以通读番书，亦被使末。”这里所谓的“通读番书”，是指熟练掌握阿拉伯文。由于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有很多是讲阿拉伯语的国家和地区，船队需要精通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人才，“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于是郑和专程来陕西求贤。

为何郑和要来陕西挑选阿拉伯语的翻译人才呢？

首先，陕西关中地区穆斯林的人口众多，是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发祥地之一。

其次，郑和与陕西也有特殊的缘分。据郑和十二世孙妇墓碑所载，元代大德元年（1297年）担任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回回人赛典赤乌麻儿就是郑和的先祖，郑和为赛典赤乌麻儿的六世孙。彭嘉霖《马哈只郑和族系里居考》对此曾作过考证 。郑和出生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哈只”，即朝觐过伊斯兰圣地麦加的人，“犹言师尊也” 。后来因战乱不幸被掳入内地，阉割为宦官，逐渐崇奉佛教。永乐三年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前夕，恳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马哈只撰墓志铭，铭文中点出了郑和祖父、父亲的“哈只”身份，以此亮明自己长期埋在心底的伊斯兰教信仰 。郑和这次来陕西，也算是一次寻根之旅。

根据《元史列传第十二》记载，“别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至元元年，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出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中书以闻，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作为一位穆斯林，他在陕西“大崇厥教，增广饰治，视前有加”。因此，陕西关中地区伊斯兰教育发达，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学习、交流空前活跃，吸引了大批人才汇聚于此，在关中形成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

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在第四次下西洋前，郑和在西安经过重重筛选，终于选中西安清真寺的掌教阿訇哈三作为使团的翻译官。

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出发，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哈三聪慧稳重，见多识广，深得郑和以及其他随员的尊敬。回国途中，海浪骤起，情况十分危急。哈三从容镇静，发挥了“通国语”“佐信使”及于危难之际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他朝天恳恳默祷，祈求真主赐予平安，让大家消除恐惧情绪，全体船员同心合力，战胜了风浪，风恬波寂，安妥得济，船队转危为安，凯旋而归。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九月，郑和等人献俘于北京，明廷赏赐所有立功将士。郑和“遂发宏誓”，重修了西安的清真大寺。还有一个说法是该清真寺是哈三所修，但得到了郑和的资助 。

郑和曾做过内官监太监，专门负责营造建筑，主持修建过不少的宫殿和寺庙。据《重修清净寺记》记载，经郑和重修的西安清真大寺，乃作前门四楹，门之直西为崇楼，洞门四达，重檐巨栱，岿然奇观，巍峨壮丽，雄伟庄严。楼之后为大殿，广五间，楹纵七丈五尺，中为教宗座，金壁光华，耀夺人目，缭以围墙，阒无尘染，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充分体现了郑和精湛的建筑艺术才能。

关于郑和重修西安清真大寺的时间，据《西安府志》记载，在明朝永乐十一年，由太监郑和重修 。但这个记载恐有误。因为永乐十三年郑和、哈三等才回国，永乐十五年秋郑和又开始了第五次远航。所以，郑和重修西安清真大寺的时间，应该只能在永乐十三年至永乐十五年间。

西安清真寺大殿月台下的南北碑亭玲珑典雅，独具一格。南碑亭内是著名的郑和碑，即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刘序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详细记载了郑和与西安的故事，特别是重修清净寺的经过。

北碑亭内碑的正面是汉文《增修清真寺记》，内有“长安新兴坊清真寺天方馀裔肇于唐初盛于大元皇庆年间”的记载，落款为“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碑阴通篇用阿文书写的碑记。该碑的正面和碑阴所记均为“修缮清真寺”，但行文内容互不印证，而且提到这座清真寺的修缮完工，岁在受选先知迁徙的伊斯兰历740年（1339年），时间顺序上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相差206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有待进一步考证。底部用小儿经拼写出刻碑者人名与修建此清真寺人员的人名都是阿拉伯文经名，寺内找不到相关的汉文碑两相印证，他们的汉名也就无从考证。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收录的冯今源先生所著《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一文中曾介绍：“‘定州至正八年重修礼拜寺记’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碑。” 元至正八年即1348年，那么，相较于“定州碑”，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这通刻于伊历740年的“重修清真寺碑”，时间上早了整整九年。这通阿拉伯文石碑有可能是现存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撰写的最早碑刻。

另外，寺内还有清代咸丰七年的《敕赐清真寺碑记》，亦言郑和重修此寺一事。

（本文原载《西安晚报》1982年1月12日，有更新） ABW9ioPaie2LdC5SSI8roMohb8xXXUgh8Sf2dLClNF2nmx/n0MtN3yiLdykvtX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