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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Chiêm Thành），是中南半岛的占族人于今越南中部地区建立的古国。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要访问占城，这可以从明朝的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得到确凿的证明，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天妃之神灵应碑》等。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七次来到占城的主要港口，并且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理应与当地政府与民众有很多的互动和交往，也应该引起占城周边国家的注意，特别是位于今越南北部的强敌安南国的关注。但在越南浩如烟海的汉籍史料中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关于郑和访问占城的记载，越南的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其原因扑朔离迷，令人不解。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越南现存中文汉籍史料的梳理，争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郑和下西洋与占城的历史背景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尤其对越南史料中为何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提出新的思考。
占城是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历史古国。《明史》记载说：
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后，改国号曰环。迄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元世祖恶其阻命，大举兵击破之，亦不能定。
越南流传至今编撰时间最早的史书之一《大越史略》大约成书于陈朝年间（1225—1400），里面11次提及“林邑”，74次提及“占城”，详细记述了位于古代越南南北地区两个国家占城与安南的密切交往。
从地理位置上讲，占城自古是中国与南洋诸国及大食等国贸易活动的最重要中转站。从宋元时代起，占城的海上贸易就很活跃，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
越南人黎崱于14世纪撰写的越南史志《安南志略》也记载了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该书对宋元期间占城与安南之间的战事纠纷也有详细的描述，如“占城国象马数万来寇”，说明占城军事实力非常强悍。
在越南史学最重要的编年体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中最早对于占城港口的描述见卷一黎纪：
癸未四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春，遣使通好于宋。初，帝征占城，管甲刘继宗遁居其国。至是，遣养儿养子也，缺名。收捕，获继宗斩之。海道新港成，未详某处。帝征占时，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海道波涛，又难往来，乃使人开港。至是成，舟楫所至，皆得其便。
越南史料中还有一本《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在《大越史记全书》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史籍和越南其他史书而作的一部纲目体史书。该书对占城和新港的描述基本也出自《大越史记全书》：
〈癸未〉四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春，遣使如宋。新港成。帝征占。辰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乃命浚新港，至是成。公私皆得其便。注：铜鼓山，在淸化安定县丹泥社。婆和江，在淸化玉山县，今同和社江是。
这几部史籍中提到的占城港口新港应该就是后来郑和及其船队出洋的海外首站停泊港——占城新洲，也就是如今越南境内平定省的归仁附近。
一部古代越南史，基本上可以说北部安南与南部占城的争斗史。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朝对这两个国家的争端一直采取未审曲直、息事宁人的态度，避免直接卷入番国之间的纷争。只是多次遣人往谕，希望双方各自罢兵息民，毋相侵扰。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前三年，安南军队一直在不断攻伐占城，永乐元年又造小钉船以击占城。占城遣使多次向明朝求救，明朝也屡次遣使谕解，但没有效果。有一次明军还驾海船九艘来救，可是双方冲突仍然不断。
1404年，安南陈朝故王孙陈天平（越史作陈添平）逃难前来明朝，说明安南外戚胡氏父子弑陈顺宗而篡其国的真相，明朝遣使斥责。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命第一次下西洋，其庞大船队从南京出发，第一次访问占城，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回京复命。
大约同时，胡朝黎苍遣使向明朝请罪，提出接陈天平回国，以君事之。但当明朝护送陈天平回到安南，却遭黎苍伏击。使臣以闻，朱棣震怒，特命明军分别从广西、云南出击安南。越南史料记载：
明遣征夷右副将军挂征夷副将军印、新成侯张辅，参将荣阳伯陈旭，领兵四十万犯坡垒关。一伏一行，更番相济。征夷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参将右军都督同知、丰城侯李彬，亦领兵四十万犯富令关。凿山伐木，开道进兵。二道兵总八十万”。黎苍大败，“明人入东都，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辨）〔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
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直接委任官吏统治，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卫所府州县各衙门，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明人计所获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
占城也趁机北伐，夺回被安南侵占的土地，“及占城举兵，欲收故地，迁民惊散”。这一年安南发生大饥荒，人民不得耕种，死者相枕。同年秋，郑和带回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首次航行，尽显明成祖朱棣“君主华夷、抚驭万国”的愿景。
大约永乐六年（1408年）初，郑和奉命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并再次到访占城。《明史·占城传》记载：“六年，郑和使其国，王遣其孙舍杨该贡象及方物谢恩。”
此次航行路线同前一次差不多，也是历时两年。永乐七年（1409年）夏季回京复命。同年陈朝后人陈简定起兵抗明，即位于长安州谟渡，建元兴庆，“大破明师于逋姑”。明军增兵二十万前去征讨。
永乐七年（1409年）夏，明朝张辅帅兵进入交趾，大败越军，俘虏陈简定。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命郑和第三次统领船队出国，途经占城，在新洲停泊。此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剌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这一年安南饥荒，比1407年还要严重。
1410年安南另一个起义者陈季扩遣使上表请降，明朝封季扩为交趾右布政使，但陈季扩不肯接受，再次起兵反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
1412年明朝派张辅出征交趾，越军大败；同年11月，明成祖下达第四次航海命令。这一次，郑和船队继续往西，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郑和船队扬帆出海，第四次到达占城。同年明军又与越军交战，越军死伤甚重，军人仅存十之三四，陈季扩败走化州。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郑和回京复命。
1414年明军在老挝俘获陈季扩，并斩首于金陵。
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季，郑和船队第五次出海远航，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护送19个国家的使臣回国，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东非沿海最南的地区。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回京复命。
1418年，明朝在安南“开设珠场，采香料，搜捕白狐、白鹿、白象，索求九尾龟、倒挂鸟、白颊猿、蛹蛇等物进纳”。加上很多明朝派往安南的地方官吏贪婪残暴，引起当地民众不断反抗。最有名的是交趾俄乐县巡检黎利，于同年在蓝山举起义旗，起兵反明，称平定王。
1419年，黎利与明军继续抗争，世时处处纷扰。
1420年，安南各地民众望风响应，相与进逼。如路文律起兵于石室；另有黎饿起义，得众数万人，置官铸钱，烧昌江城，掠平滩栅；加上黎利继续组织群众抗击，抚集各处人民。自此明军势力日衰。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郑和奉命第六次下西洋，护送16国使臣回国。郑和亲率船队到达东非海岸，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回京，带回香料等珍品。
1425年，宣德元年，以地方未平故，乞免明年朝觐。明朝宣诏：“凡交趾官吏军民等，所犯叛逆等罪，已结觉、未结觉，已结正、未结正，诏书出日，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其交趾军民等，除纳税粮外，该征及采（辨）〔办〕金、银、铜、钱、盐、铁、香货、鱼课等项，即且停罢，听于境内交易，官府勿禁，用称朕恤民之意。”
黎利围攻东都（升龙），“京路豪杰，及各府县人民、边镇酋长，皆辐辕军门，愿效死力”。明将明王通、山寿等，“随战随败，心沮气丧，计穷援绝，势日穷蹙”。
1426年，黎利继续与明军交战，明军不利，冬十一月，明总兵王通、内官山寿遣夏千户登书讲和，请开归路，许之。
1427年，黎利大胜明军。双方协和，撤交趾布政司等文武官吏，明朝郡县安南彻底失败。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正式脱离明朝统治。国号仍为“大越”，后黎朝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百年称为后黎朝（1428—1527），此后贯称中兴后黎（1533—1789）。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继续维持祖父明成祖朱棣所建立的西洋朝贡体系，再次诏令郑和出海。第七次下西洋历时3年多，郑和船队途经占城，在新洲停泊。宣德六年（1431年），明使章敞、徐琦来安南，正式同意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承认了黎利在安南统治的合法性。安南遣使如明谢恩，并解岁贡金五万两，乞依洪武三年贡例，自后常贡不绝。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古里病逝，船队在王景弘的带领下，于同年七月回京。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整理罗列，我们得出以下几个不成熟的推论。
首先，明朝征服安南和郑和访问占城应该都是明成祖朱棣整个西洋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安南不属于西洋藩国，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征服安南可能是平行发展的两个事件，郑和似乎也没有直接参与征服安南有关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明朝宦官参与外交活动的例子很多，《明实录》和《明史》中多有记载，《大越史记全书》中也几次提到明朝内官或者中官作为外交官前往安南的史实。宦官作为跟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官僚，郑和与其他出使安南的宦官进行沟通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但对外应该是保密的，他们的任务也各有不同，所以安南方面可能对郑和并不知情，所以没有任何记载。
其次，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与安南的矛盾非常突出，战争不断，明朝对安南的征服以及安南各地起义不断，成为安南面对的主要矛盾。越南史学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重视明朝与占城合作的问题。
早在宋朝，中越史料已经有着宋朝与占城联合攻击交趾的记载。如宋越熙宁战争中，“王师讨交阯，以其素仇，诏使乘机协力除荡”。“实还，言其国选兵七千扼贼要路，其王以木叶书回牒，诏使上之”。但占城和真腊的牵制并未对战局产生明显影响。元祐七年（1092年），“又表言如天朝讨交阯，愿率兵掩袭”。
《大越史记全传》也记载1076年“宋令广南宣抚郭逵为招讨使，赵高副之，总九将军合占城、真腊来侵”。
说宋朝联合占城和真腊一起攻打交趾，但后来占城与真腊之间又发生矛盾，占城转而与真腊开战，反而与宋朝疏远了。
明朝史料中确实记载了明成祖朱棣希望占城助兵明朝征讨安南的愿望。如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远征安南，曾命令广东都指挥司选精锐军士六百人以能干千户二员百户六员，由海道往占城会合军马，希望占城出兵助战，防遏安南。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二十六日），明成祖遣内官马彬等在给占城国王占巴的赖的敕谕中明确命令：
尔宜严兵境上，防遏要冲，其安南人先居占城者不问，自今有逃至者，皆勿容隐。但得黎贼父子及其党恶，即械送京师，厚加赏赍，尔宜勉之！
占城在明朝与安南战争中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占城国王率军北伐，夺回了部分被安南所侵占的土地。永乐五年八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奏：“臣仰荷天威，以今年五月克取安南所侵地，获到贼党胡烈、潘麻那等，专遣头目济媚等献俘阙下，且上表进方物谢恩。”上嘉纳之。
同年九月，太监王贵通赍敕往劳占城国王占巴的赖，赐王白金三百两，彩绢二十表里，“嘉其尝出兵助征安南也”。
但除此之外，还没有看到明朝或者安南史料中有其他任何直接证据，说明占城和明朝南北夹击，联合作战，对安南构成决定性的威胁或者打击。
相反，对占城跟安南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占城在明朝出征安南期间的真正表现，明朝内部的高层官员早就有所察觉。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一月辛酉，兵部尚书陈洽上言，说明朝最初征讨安南之时，占城国王虽听朝命出兵来助，然实“阴怀二心，图唇齿相依，徘徊观望，愆期不进”，不仅侵夺升华府所隶四州十一县之地，还跑到化州大肆掳掠，同时又暗地用金帛、战象资助安南反抗明朝的起义军，甚至收容了他们三万余人。兵部尚书陈洽甚至请求明太宗发兵征讨占城。由于明太宗朱棣已经深陷郡县安南的漩涡之中，感到焦头烂额，十分狼狈，不愿意再跟占城开战，只能遣使敕谕占城国王，用严厉的口吻告知占巴的赖：“尔久罹安南荼毒，屡请发兵除害，朕既命师平之郡县，其地尔赖以安，当思感德守分，用保爵土，若阴蓄二心，悖违天道，不抚下人，不归侵地，安南覆辙在前，尔其鉴之。”
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明朝与占城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
占城由于自身内部矛盾重重，与安南的实力对比已经逆转，逐渐显出颓势，所以在安南和明朝之间总是采用见风使舵和两面讨好的方式。越南史料说占城一方面继续给安南进贡，尽量放低姿态，不直接得罪安南（一直到宣德年间还有占城派使臣朝贡安南马匹和青白玻璃酒器的记载
）；另一方面占城不断在明朝面前投诉安南侵犯骚扰。占城趁机反攻安南，只是希望夺回被安南霸占的土地，没有也不可能在明朝与安南的角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越南史学家其实已经注意到明朝在拉拢其他邻国打击安南起义军，如永乐十九年到二十年间，两次提到哀牢（老挝）和明军呼应夹击的事件。安南起义军头领黎利原来一直与哀牢结好，此前在芦册山与明人抗争时，哀牢常遣众救援。永乐十九年冬十一月，哀牢率众三万、象一百，猝至黎营，声言并力击明。黎利信之，没有设防，不料反为所袭。第二年年底，哀牢又与明人相约，腹背交攻，黎军多伤死。
蹊跷的是，在明朝史料中完全没有见到有类似的说法。
越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安南主要敌国占城相约与明军腹背交攻的情报，对明朝与占城的密切来往也没有多少关切，说明安南可能没有重视占城在安南与明朝争斗的作用，更没有把郑和访问占城这一事件跟安南与明朝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越南的史料中没有留下关于郑和及其庞大舰队访问占城的只字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再次，对照同一时期的明朝和安南史籍，发现同一事件在双方的记述中相差甚大。在越南史料中，对安南有利的史实往往占了很大篇幅，对明朝取胜的描述则是非常简略。对明军在安南的暴行描写得淋漓尽致惨不忍睹，如越史记载明将张辅“所至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诚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婢，及转卖去而四散者矣”。
但对安南和占城骚扰明朝边境地区的史实语焉不详。越南史学家自古以来选择性写史似乎非常明显，对他们不利的史实往往不愿正视。越史对占城的很多事情都记载甚详，如某年某月“占城瑜伽僧来，惟食牛乳”，
但对郑和庞大的船队在占城停泊数月的事件却只字不提。甚至到了今天，还没有见到一个越南历史学家正面评价郑和下西洋，对郑和访问占城的史实也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
这也可能导致了郑和下西洋在越南完全遭到漠视。
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在原来属于古占城的地方今后可以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者新的文物考古发现。占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古代文明，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还保留了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占城深受印度古文明的影响，很早就有在贝树叶上书写文字的传统。宋初建隆二年（961年）占城来贡“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
这里说的贝多叶，也称为“木叶书”，在印度有2,500年的历史。相传玄奘从印度取回的经卷就是写在贝叶上的，即贝叶经。目前海内外一些博物馆尚存有部分各时期各种文字的贝树叶文献残片，但不清楚是否有占城的贝多叶文献残留至今。
皇佑二年（1050年）占城贡使“表二通，一以本国书，一以中国书”，说明占城虽然不像安南那么强烈浸润在中国文明之中，但应该也通晓中国文字。《宋史》中说占城“别置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掌资储宝货等事”，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占城早在宋代“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国人多有能词翰者”。
依据明朝史料记载，在占城与明朝150多年的官方交往中，占城遣使达多达91次，其中使节有姓名可考者97人，是当时东南亚国家中向明王朝朝贡最多的国家之一。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国使节来觐见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是在一个长一尺阔五寸的金叶上刻写国书的，通过使节口头翻译给明朝皇帝。
后来占城多次给明朝皇帝类似的金叶国书。明朝伊始就遣使颁科举诏于其国，让那些明经能文，博学有才之士参加科举考试。万历年间成书的《殊域周咨录》说：“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节义。不惟其臣有诗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声名文物，匹于朝鲜，超于日本远矣。”他认为“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则纸笔乃其所有。虽言语不通于中国，而其诗文与华夏颇亦近似”。所以，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记载的占城灰书之说，是不确切的，“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时之陋也”。
自古以来，占城用自己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文书已经频繁送达宋朝和明朝的中央政府，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而已。
加之占族人谙熟航海贸易，对外交流特别广泛，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都留下了占人航海经商的足迹，应该还会保存着某种历史记载或者传说。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发掘域外汉籍的资源，可以找到原占城地区有关郑和的记载。
郑和始下西洋，开启了世界史上沟连亚洲和非洲海上通道的首次尝试，而每次首泊站都是占城，绝非偶然。在越南现存文字史料里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事件的直接记载，这里可能暗藏很多不为人道的玄机。本文通过对越南现有史料的梳理提出一点看法，希冀更多志同道合的史学家继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尤其期盼在原占城地区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证明郑和访问占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原载《2020年厦门第二届“大航海时代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