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

今天在开罗国际书展参加《中国震撼》阿拉伯文版的首发式，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本书的译者白鑫（艾哈迈德·赛义德）先生，感谢Sama出版社和五洲传播出版社，感谢所有为本书阿文版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朋友。

今年1月正值“阿拉伯之春”五周年纪念，大家都在反思阿拉伯世界这5年来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本书的译者特意把我5年前和福山先生的辩论也编入其中，那场辩论发生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不久。福山先生对我说，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正席卷阿拉伯世界，中国也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我说，不会，不但不会，而且我认为“阿拉伯之春”本身可能不久将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今天谁的预测更为准确，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实际上，中国也好，埃及也好，乃至对于整个非西方世界也好，一个国家的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一条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采用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对于一个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成功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三个问题，或者叫三重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处理得比较好，所以国家迅速崛起，给整个世界带来了震撼。这三重关系是：一、现代化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关系；二、现代化与本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关系；三、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震撼》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如何处理这三重关系的。

首先，在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上，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当时确实被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所震撼了，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甚至产生了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呼声。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人认为要废除中国的文字，因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字要拉丁化才行。

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人已经看到，自己的文明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也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现代化、一种中国人喜欢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赶上西方，而且在许多领域内要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我可以以中国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汉语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它汲取了其他文字的某些长处，从文体修辞到语法词汇，汉语都吸收了大量外国元素。白话文、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语言方面的创新，大大方便了汉语的学习和推广。

现在看来，今天的汉语一点也不落伍，反而它既十分传统又非常时尚，它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在互联网为标志的高科技新媒体时代，它甚至展现出很多独特的优势：它有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简洁明快，它有西方语言难以达到的丰富形象，它有西方文化难以达到的文化底蕴。汉字紧凑的特点使之特别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沟通：同样大小的手机屏幕，中文的信息量大概是英文的1到2倍，这也是移动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蕴藏在自己的文字中。一个中国人，只要学会了中文，能够听说读写，能够使用一二百个成语，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就融化于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如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好学不倦、自强不息、同舟共济等。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元素已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这不仅使中国能以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崛起，而且使中国社会保持了比西方社会更多的温馨和更强的凝聚力。

第二，在与本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方面，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中国最终陷入了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的境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时代。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持续不断地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成功之路。

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在于：在西方吹嘘自己政治制度如何优越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真的相信了，而邓小平说，不要吹牛，西方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有自己的许多优势，特别是它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它能给百姓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但邓小平也认为中国的制度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汲取他人之长，需要与时俱进，需要通过改革而不断完善，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未停止。

记得1991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欢呼西方政治制度胜利了，历史也因此而“终结”了，但当时邓小平则认为，中国的机会来了，中国证明自己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机会来了。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就专门去中国的南方视察，呼吁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进一步改革开放，大幅度地加快中国崛起的步伐。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成功的最好检验，就是它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么：今天的中国光是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的总和。中国大多数家庭在过去20多年里都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中国今天每年的出境访问人次已经超过1.2亿，整个国家初步实现了全民医保、全民养老的制度安排。这和西方模式下，多数国家过去2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毫无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中国人也知道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工作仍存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做得更好。

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在如何产生国家领导人方面，形成了比较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征是选贤任能。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的成员至少要担任过两任省一级的领导，至少要治理过一亿以上人口，在国家治理和为民谋利方面要有十分突出的政绩。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也可称为“选拔＋选举”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既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又有对西方制度的某些借鉴，这是多种元素有机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由此产生的领导人总体素质和水准，明显高于西方光是依靠大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无论是选拔人才的能力、民主决策的能力，还是战略规划的能力、纠正错误的能力等，总体上看，都比西方政治模式要强一些，甚至强很多。当然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可以完善，但它已经不害怕与西方所谓的民主模式进行竞争，实际上，我们非常欢迎这种竞争，竞争可以使我们的制度更为完善。

第三，与西方的关系。西方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冲动，非要把自己的标准和模式强加于人。但今天中国人对世界的研究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乃至绝望而告终。

《中国震撼》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除了介绍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对了什么，同时也把中国的崛起概括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即一个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自己的逻辑。

世界上很多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它导致了对中国一个接一个的误判。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内都是领先西方的，后来错过了工业革命，落伍了，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迅速地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我过去领先你的原因与我今天“赶超”你的原因之间几乎是相通的，是正向关系的。比方说，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官员是通过考试选拔的，而西方长期实行的是世袭制度。今天中国超越西方的进程中，新型的“选贤任能”制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最后，再一次感谢开罗国际书展的盛情邀请，使我有机会第五次访问埃及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埃及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热情和友谊，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经验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让我们一起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2016年1月于开罗书展 k2OIcsS/iA1VWklxsE9Z/DEmyErDmpzGdQphE7sUGiMbOT+9c5dwVdQ4PcIHlA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