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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你和我西方做得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终结论”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提出的，他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4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更加深化了。但福山先生，在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败中的美国”）。我看了这篇文章，说这文章95%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基层工作过，在上海当过3年工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常荣幸，我又有机会直接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做了很多次的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基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
我第一次出国是泰国曼谷，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20年。我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晚上九点钟商店还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它落后上海至少20年。
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儿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的。而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越来越多地压倒它的长处。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但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知识界、媒体界，很多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一次在上海一所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待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可问对人了，我说我可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70%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过去3年平均的移民数，每年是19万。一年19万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才4000多万，2013年移民了50万。
我说这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3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作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如果你有胆量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学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问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拼么，枪伤科就发达了。
对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对这个国家的常识，就知道这个国家由三个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均寿命差不多，50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留学生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成为中产阶级，你问问这些人，过去20年，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买了房子的话，房子有没有增值？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埋怨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打成了那个样子？”我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现在我们看经济总量，最保守的估计，10年之内，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会超过美国。
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些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即使超过美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对不对？人均GDP还是美国的1/4。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经常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家底到底有多厚。老百姓的房产、股票、债券、储蓄等加在一起，去掉所有的债务，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每年都出报告的，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是7.73万美元。有人说美国人资产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是债务型的国家经济，老百姓个人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且我们整个发达版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这个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人均预期寿命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讲过一句很好的话，我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解释就是，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美国连竞选的政治献金都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而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生活怎么改善？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骂我们用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民主与专制，这是西方一个主要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且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2013年3月，我们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 Freedom 2014 （《自由2014》）。里面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在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东柏林，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则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柏林街道上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柏林的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如果一定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释我们这个非常复杂而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英文中“良政”叫good governance，“劣政”叫bad go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些则治理得非常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100个例子，从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
我们讲超越，实际上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这篇评论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说，你看一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是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直辖市），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直辖市）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1.2亿；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版块之后才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5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你怎么能比？
西方媒体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得比较到位，它有时候还不得不引用你。2014年3月，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民主出了什么问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一句话，说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它引用得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
尽管中国明显的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今年6月，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逐步演进、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3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