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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其中一个阶段。我保证不会赘述不必要的历史细节来烦你，但一些关键的时刻体现了我们今天理解和看待创伤的重要方式。纵观迄今为止我们对创伤研究的了解，可以看到它如何以有害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目前的理解，当我们评估和更新目前对创伤的理解时，这些知识至关重要。
第一阶段发生在古埃及，女性出现抑郁情绪和无法诊断的身体异常被称为“癔症”，并被认为是“子宫游离移位”所致，治疗方法旨在将子宫“移回”原处。医学实践的奠基人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命名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诸如焦虑、震颤、抽搐和瘫痪等癔症症状可以追溯到性无能。因此，治疗方法便是性活动，其被认为可以使女性及其子宫功能恢复正常。
尽管这看似荒谬，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缺乏现代医学技术的情况下，古代的诊断和治疗几乎完全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此外，尽管关于癔症起源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古埃及人也有很多正确的医疗观点。即使没有现代技术，他们也成功地治疗了骨折、牙齿问题以及许多其他疼痛和疾病。
后来的文化对于禁欲或者更多的性活动哪个是更好的治疗方法进行了争论，但这种症状群起源于女性生殖器官功能障碍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改变。
精神病学界一直未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成功的治疗癔症的方法，其被认为是最难治疗的精神疾病，患有癔症的女性曾被送进疯人院，遭受忽视或被折磨。
创伤研究历史上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发生在19世纪末的西欧，当时一群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女性癔症这一难以解决的问题，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和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都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癔症患者身上，他们在了解癔症患者的病因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
19世纪60年代中期，沙可通过他著名的“周二晚间讲座”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些讲座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观看癔症女性在舞台上“表演”她们的症状。
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出版了，他们认为导致癔症的原因是过去的创伤。尽管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是心理学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们在创伤研究中取得的突破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对创伤的理解。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偶然情况下发现，患者无法治疗的症状总是可以追溯到一个过于情绪化而无法在当时处理的诱发事件。他们认为，由于极端的情绪反应，癔症患者无法处理令人不安的事件，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卡在了精神深处并引起了慢性症状。他们期望，如果能够帮助患者处理最初的事件，并分担一些难以忍受的情绪，那么症状就会消失。我们现在或许认为这种想法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让大家相信某种事件会破坏大脑中的记录和处理系统并导致慢性精神健康问题是一种激进的理论。
让内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的研究结论殊途同归。他是第一个将解离理论与创伤记忆联系起来的人，这种联系解释了为什么癔症患者经常会经历意识改变的状态，使他们感觉自己好像“离开了房间”。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一样，让内推测，强烈的情绪会影响大脑处理事件的能力，并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同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一种躯体的（身体的）记忆，而不是认知的（心理的）记忆，并表现在梦境、亢奋状态和闪回中。
如果创伤研究的历史能够像19世纪末那样卓有成效地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它现在可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遗憾的是，它几乎在开始的同时就结束了。
沙可的工作开始受到审查，因为有人认为他周二晚上讲座的参与者是在演戏，而不是真正的癔症症状；让内和弗洛伊德也陷入了争斗，让内指责弗洛伊德剽窃了他在癔症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回应，让内将重心转移到发展更全面的心灵理论上。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在治疗中途放弃了他们的患者，并否定了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所有的患者都面临来自同一创伤压力源的创伤：性虐待。问题是，许多患者的父母都处于一张社交关系网中，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没有准备好应对似乎是同龄人和上流社会中流行性侵的问题，放弃自己的理论和患者比为他们辩护容易得多。
但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方法，《癔症研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如最著名的“谈话疗法”，仍然是他们后来的工作以及当今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支柱。
尽管沙可、弗洛伊德、布洛伊尔和让内逐渐认识到癔症可能并非起源于子宫，或者与缺乏或过度的性活动无关，但癔症仍被视为专门困扰女性的疾病。因此，在这一阶段，“创伤”一词开始与“虚弱”或“功能障碍”等词以及这些词所包含的概念纠缠在一起，受到创伤就是软弱和女性化，即是受害者。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创伤只影响女性和弱者的这一观念在社会上是有问题的，是一种污名化，而创伤是软弱的象征这一观点在科学乃至神经生物学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当心理学领域最终不得不承认创伤对男性和女性都会产生影响的时候，便进入了第三个关键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回国的士兵尽管没有子宫，但是开始出现癔症症状。这些士兵受意识改变、情绪失控、瘫痪、失忆和缄默等症状的困扰，这迫使人们重新开始讨论这些症状，毕竟有太多因癔症而痛苦的士兵，这个问题已经不能被忽视了。
起初，理论认为这些症状仍然基于生理学，只是不在子宫内。这一次，假说则认为是反复暴露在爆炸的炮弹中造成了脑震荡，进而导致一种脑损伤，这就是“炮弹休克”一词的由来：爆震声等同于脑震荡等同于炮弹休克。
这一理论很快被否定，因为许多患有“炮弹休克”的士兵并没有接触过爆炸的炮弹。由于没有明确的生理病因，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从战场上回来后会改变，而另一些则没有，因此人们将病因归结到受到创伤的士兵的性格上。
患上“炮弹休克”就是失败。这种失败是性别化的；对战争产生情感反应意味着士兵作为一个男人已经失败了。这意味着他虚弱、破碎、无力、有罪、不够格，比女性和癔症患者更差。作为一名军人，要想取得成功，要么彻底摆脱这种命运（这是最好的选择），要么通过摆脱这些女性的邪恶，恢复原始的和真正的男性力量来治愈疾病，这种偏见导致了使用羞辱和暴力的治疗方法，使士兵从“女性”状态中挣脱出来，重新成为英勇的男子汉。
尽管受到创伤不再意味着是“子宫移位”的问题，但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它仍然意味着一个人是软弱的。与创伤研究的第一阶段一样，这个阶段随着心理学理论无法捕捉到症状的复杂性而衰落，最终结束了。
创伤研究历史上的第四个关键阶段发生在弗洛伊德等人之后近100年。在这一阶段，心理学界终于认识到，困扰女性的癔症和困扰士兵的战争创伤是同一种东西，这一新认识的产生源于两件独立而又同时发生的事情。首先，越南战争结束后，研究人员再次开始密切关注退伍军人的战后创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每场战争都会出现创伤研究的高峰）；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对性侵犯、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临床医生终于意识到，创伤经历并不是性别化的，而是会对任何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换言之，该症状并非女性或军人所独有。最终，创伤后应激反应（post-traumatic stress，PTS）一词于1980年被纳入临床心理学精神障碍百科全书《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third edition, DSM-III）。
这一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戛然而止，当时一系列研究表明，治疗师正在其来访者的思想中植入虚假的创伤记忆。整个社会都在怀疑创伤研究领域（的真实性），以至于在我选择创伤作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时，我的教授警告我不要研究已经被证明是假的东西。
在这四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摇摆不定的模式：先是产生对创伤的关注、深入的研究、新的合理性，然后突然转变。在创伤研究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注意到了这一模式，并为之惋惜。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和赫伯特·斯皮格尔（Herbert Spiegel）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伤理论的先驱，他们感叹创伤“不能被持续研究，而只限于周期性的努力，这种努力不能说是非常勤奋的。” [2] 女权主义创伤理论家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称创伤研究为“断片式失忆症”。 [3] 退伍军人兼战地记者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称创伤研究领域“非常混乱”，就像“州博览会上的拱廊……不同群体之间几乎没有重叠，更不用说连贯性了”。 [4]
这并不是因为对创伤的研究缺乏兴趣，不受欢迎，也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创伤，而是正如赫尔曼所说，“这个主题引发了如此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它成了周期性的诅咒（anathema）”。 [5] “anathema”一词源于希腊语“代表毁灭的物体”。研究本身似乎成了一种破坏力，威胁着我们对自己、对社会或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看法。我们面向对创伤的研究，当这样做迫使我们面对自己和世界中不舒服的方面时，就转身离开。每当我们放弃对创伤的研究时，我们就将那些遭受创伤的人贬到精神病院的角落里——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