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了!大家普遍高兴,不用上课了,不用写作业了,不用起早贪黑了,多自由轻松啊!每天的工作就是到行政楼前去看大字报,或者上街游行。一个两报一刊的社论,一个最高指示的公布,学校都要组织浩浩荡荡的游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大量的文物被损坏。北京来了许多学生,到西安“煽风点火”,认为交大的同学们革命不够狠,有点“右”,他们自诩为革命左派,要督促交大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破四旧的目标对着图书馆前的两个雕塑,说是白专的典型。学校赶快用木板把雕塑钉起来保护。
在领袖的部署下,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到“文革”中来。1966年8月3日在西北体育场开大会传达中央首长讲话,8月5日在交大开万人大会,宣布工作团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发生的1966年8月16日省委门前的静坐、9月2日的绝食以及1967年的“85静坐”,同学们都积极参加了。但有些同学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没能参加。这些同学有董德昆、沈元秋、郭康德、孙兆年、康芳坤等。
去陕西省委绝食那次,学校的食堂也关门不供饭了,所以在家里留守的同学其实也参加了绝食。直等到现场人回来,才一块儿进食。食堂为了大家的健康,供的是流食。
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要触及灵魂闹革命。除了跟风炮轰省委西北局,报纸反着看,文章倒着念,千方百计地寻找各色人等的反党“证据”,争取能发现新线索。学校内自然把斗争矛头指向校长彭康和校党委。但我们一年级才进校,跟校、系两级领导没什么接触,自然没有揭批的线索。全国学校都掀起学生批老师的洪流。与我们同学接触的几位专业课老师,除上课外平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也没什么好批的。
唯一与同学们打交道的是政治辅导员钱承耀老师。钱老师是交大工物系学生,1965年夏天毕业留校当老师。刚好我们1965年秋季进校,就当了我们的政治辅导员。钱老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平时为同学们做些服务性工作。忘了谁牵的头,有一天在图书馆前靠西边的草坪上开了一次对钱老师的批判会。批评的内容忘了,应该没什么内容,无非是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还叫钱老师做了“自我批评”。由于确实没什么“罪行”,大多数同学觉得于心不忍,批评会开了不长时间就结束了,以后再也没追究。记得当天还批评了朱泽一同学。真是荒唐啊!应该反思,令人惭愧!
当时图书馆周围比较好的草坪都在图书馆前东西马路的北面,与行政楼之间形成交大最好的第一档次绿化风景区。图书馆两侧和南边就没怎么下功夫。树木档次不高,草坪也不平,不是图书馆前那种草坪品种。再加上图书馆西面还保留了一个“黄土研究所”,房子又矮又破,很影响周围环境的美化氛围。
“黄土研究所”在交大西马路东面,南面紧邻着篮球场。几间木板和油毡搭的房子,周围杂草丛生。黄土研究所经常柴门紧闭,是交大校区内不属交大管辖的“国中之国”。
有一天,我看黄土研究所的大门半开着,就进到里面看一下。几个方形大坑,很深,坑里整齐地码放着很高一摞铸铁块子,每个坑里的铸铁块子足有几吨到几十吨重。还有些测量设备。看样子,他们是研究黄土地基在重力作用下沉降数据的。一直到我们毕业离开学校,这个研究所还存在。
图20:孙兴民和钱承耀老师(中)、朱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