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Patrick Barnes,1946— ）自20世纪80年代崛起于战后英国文坛，近四十年来笔耕不辍，与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一同被誉为“英国文坛三剑客”。纵观巴恩斯的创作生涯，可清晰发现其周身萦绕的诸多矛盾特质。例如，他多次在采访中声称自己的创作体现了自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optimistic pessimist）的性格基调，却从未言明究竟何以乐观或悲观，其文本世界往往游弋于解决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间，赋予读者谜样解读空间。再如，他将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定位为真实与谎言的糅合 ^[1] ，在实践中致力于真实与虚构元素杂糅的诗学创新。又如，他被当代评论者封为拒绝自我重复的“变色龙”小说家（chameleon novelist）（Stout,29），几乎每逢新作必是“探索了全新经验领域、实验了不同叙事技巧”（Guignery 2006,1）。然而细观其作品多变的形式与内容，其中反复出现的是“执意浮现的类似议题”，事实上“每部作品其实都在探索旧领域，解决老问题”（Holmes 2008,24）。最后，有鉴于早期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 Flaubert's Parrot ,1984）与《章世界史》（ A History ofthe Worldin Chapters ,1989）中强烈的实验小说色彩，他的作品常被评论家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然而他本人对被贴上后现代主义标签一事较为抗拒，相对青睐福楼拜与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写作风格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2] 由此看来，悲观与乐观、多变与不变、真实与虚构以及前现代与后现代这一组组悖论式要素被巴恩斯在笔下以保留张力的方式糅为一体，形成其作品的独有特色。正是这些悖论要素间张力交织编就的文本世界吸引本研究对其深入阐读，也就构成了研究的初始动因。

本研究认为，巴恩斯作品中之所以得以呈现乐观与悲观、多变与不变、真实与虚构及前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统一，究其本质源自他对后现代情境解构特质及其导致伦理境况的理解与把握。解构与伦理因而也就构成了本研究探讨巴恩斯作品时所用阐释框架的关键经纬。巴恩斯作品文本内外的解构行为不仅构成一种蕴含伦理责任、表达伦理态度的伦理行为，更是奠定了其文本伦理世界的基点与肌理。

通常意义上的后现代式解构往往被视为一种击破既定建制的手段。而伦理作为秩序的代言，则是横亘于人类社会秩序中不容忽视的准则。巴恩斯在作品中以碎片化书写为载体，一方面执意于解构与质疑，将历史、民族性与记忆等对个体身份确立至关重要的主题一一瓦解，着力于描绘相关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中总体崩塌、碎片横生的景象；另一方面却又借笔下人物不懈探索超越与抗争解构导致的相对与虚无的后现代情境，表现出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倡导的朝向他者履行职责的积极伦理姿态。因而，本研究将以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为切入点对研究对象展开细读与分析，以碎片化必然产生的解构性为论证之经，力图展示巴恩斯如何通过拼贴、清单与片段书写这些形式上的碎片化手段，表现出历史、民族性与记忆等主题叙事内容的碎片化特征。除此之外，本研究同时以碎片解构后表现出的伦理性为论证之纬，借助列维纳斯他者伦理体系中他者之脸、欲望与言说等核心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挖掘巴恩斯作品中个体面向超然他者的履责行为。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下文将首先扼要回顾巴恩斯的作品与接受状况，并且对碎片化、解构、他者伦理这三个核心概念做出相关理论梳理与概念界定。

巴恩斯作品及接受

巴恩斯“二战”后出生于英国伦敦西郊阿克顿（Acton）地区的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均为法语教师。受父母影响，巴恩斯童年起便常赴法国度假，对法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巴恩斯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在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中比较典型：他中学时期就读于伦敦城市公学（City of London School），大学考入牛津大学现代语言专业（Moder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攻读法语。大学期间，他以英语实习教师的身份在法国雷恩（Rennes）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交流一年，完成了从青年阶段过渡到成人的欧式古典“大旅行”（Grand Tour）。踏入社会后，巴恩斯在正式成为作家之前尝试过多份工作：他参与过《牛津大词典（增补本）》（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upplement ）的编撰工作，也曾参加过律师考试尝试成为律师。1974年起，他开始正式跨足文坛。他先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在《新批评》（ New Critic ）、《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与《观察家报》（ Observer ）等多个报刊担任兼职编辑与评论员，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文学与文化类评论文章。其间他结识了包括小说家马丁·艾米斯、诗人芬顿（James Fenton）、诗人雷恩（Craig Raine）以及评论家汉密尔顿（Ian Hamilton）在内的不少当时英国知名文人。可以说，巴恩斯的成长历程是典型的英国精英知识分子成长之路，他所受到的法国文化熏陶使他日后成为最亲法的英国作家，赋予了他游走于双重文化之间的多元视角。在他从事过的工作里，编撰字典的经历锤炼了他的文字触感，准律师生涯丰富了他对相关行业的描写，与知名文人的结交为他培养了良好的文学品位。这些经历皆融汇一体，成就了他独特的个人创作风格。1979年，巴恩斯与职业文学经理人帕特·卡瓦纳（Pat Kavanagh,1940—2008）结为夫妇，此后不久正式开启小说创作生涯。

作为一名至今仍活跃于英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巴恩斯在近四十载的创作生涯中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成就斐然。他迄今为止出版的作品共计30部，包括长篇小说19部 ^[3] 、短篇小说集3部、杂文集5部、自传2部及翻译小说1部。作为英国战后黄金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及“英国文坛三剑客”之一，巴恩斯是英国国内外各大文学奖项上的常客。他出道不久就被列入权威文学杂志《格兰塔》（ Granta ,1983）的最有潜力新晋小说家榜单，曾有四部作品分别入围当年度的（曼）布克奖最终遴选短名单，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 The Sense of an Endin g,2011）摘得曼布克奖桂冠。

在巴恩斯的小说创作生涯中，以小说的出版时间为界出现了两次较长的修整期。第一次休整期持续约六年，始于1992年小说《豪猪》出版之后，终于1998年长篇小说《英格兰，英格兰》（ England ， England ）的问世。在此期间，巴恩斯暂停小说创作，转而尝试多种其他文字相关工作。他受聘《纽约客》（ New Yorker ）杂志，作为特约记者为美国的读者撰写若干英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见闻。除此之外，他还同时担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客座创意写作讲师。这段时期的见闻被他结集成册，之后出版为杂文集《伦敦来鸿》（ Letters from London 1990 1995 ,1995）。巴恩斯的第二次创作休整期出现于2005年之后，也持续约六年之久。2005年，《亚瑟与乔治》（ Arthur& George ）与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 The Lemon Table ）出版后直至2011年《终结的感觉》问世，巴恩斯几年内经历了父母与爱妻逝世的多重打击。这六年间他除了写作自传回忆录《无所畏惧》之外，几乎销声匿迹。这两次修整期对理解巴恩斯作品有着一定的重要性。尽管鲜少被人提及，但是如仔细观察两次休整期前后巴恩斯作品的侧重主题可以发现，其中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背景内向性转移。具体而言，如以两次休整期为界大致将巴恩斯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受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的影响，巴恩斯早期作品的空间背景较为国际化。例如《伦敦郊区》（ Metroland ,1980）与《在她遇见我之前》（ Before She Met Me ,1982）发生于英国本土；《福楼拜的鹦鹉》发生在法国；《章世界史》发生于欧洲各地；《豪猪》发生在以捷克为原型的前苏联式假想国家。从英国本土到法国，再到东欧乃至世界各地，巴恩斯这一阶段小说中的空间背景显得游移不定。时至创作中期，巴恩斯将视野收回母国，往往选择英国本土作为小说的空间背景。《英格兰，英格兰》全书如书名所示，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英格兰本土；《谈心》（ Talking it Over ,1991）的续篇《爱及其他》（ Love ， etc .）则开篇便让三位主人公分别从上一部结尾时的美国与法国回到伦敦，然后在此展开接下来的情节；而《亚瑟与乔治》的时空背景被放到了维多利亚-爱德华王朝时的伦敦与伯明翰，亦是发生于英国本土。这一时期巴恩斯对英国作为空间背景的选择并非随机做出。在全部三部小说中，英国性问题均不同程度地浮现其间，使得空间背景成为主题性要素。至近期的第三个创作阶段中，巴恩斯所关注的空间背景不再为某个具体实地，而是移至更为个体化的人物心理空间，他近来常常着力于探讨主体的记忆现象。由于文体本身的特性，在自传回忆录《无所畏惧》中，巴恩斯大量坦陈自己生命史细节；而《终结的感觉》这部小说更是围绕记忆展开，描写记忆并探讨其本质，并在讨论中大量涉及主人公对成长、生命与死亡等议题的哲思。此后，巴恩斯又先后出版了回忆录《生命的层级》（ Levels of Life ,2013），小说《时间的噪音》（ The Noise of Time ,2016）、《唯一的故事》（ The Only Story ,2018）、《穿红大氅的男子》（ Man in the Read Coat ,2019）以及《伊丽莎白·芬奇》（ Elizabeth Finch ,2021），均在不同程度上延伸了对成长与生命等严肃性议题的探索。

以巴恩斯创作的三个阶段为线索梳理他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创作早期是巴恩斯创作的多产期。他这一阶段的作品多表现出较强的实验色彩。1980年，巴恩斯在34岁时凭借处女作《伦敦郊区》亮相文坛。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自身经历为蓝本，描绘了成长于伦敦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少年克里斯托弗的成长历程。这部小说一经推出便反响良好，为巴恩斯斩获多个奖项，单凭这部作品他就被《格兰塔》杂志选中列入1983年的新晋作家榜单。在第二部小说《在她遇见我之前》的相对沉寂后，他的第三部小说《福楼拜的鹦鹉》取得巨大成功，让他走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这部作品至今也仍是他最为人知的代表之作。此后直至90年代初，他陆续出版包括《凝视太阳》（ Staring at the Sun ,1986）、《章世界史》、《谈心》与《豪猪》（ Porcupine ,1992）在内的四部小说，以及以丹·卡瓦纳为笔名的四部侦探小说。可以说，在初登文坛之后的十余年间，巴恩斯以几乎平均一年一部小说的创作高产状态，迅速确立并稳固他在英国文坛的一席之地。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福楼拜的鹦鹉》与《章世界史》影响最大，甚至被不少文学教材列为必读篇目。这两部小说中，前者描绘了业余英国福楼拜学者布拉斯韦特为了研究与探索福楼拜生平细节，穿越海峡远赴福楼拜法国家乡小镇的一次旅程；后者则是攫取若干历史片段，通过十章半的篇幅以不同的方式对历史细节加以处理，呈现出历史故事的不同风貌。这两部小说在若干方面十分相似，如两者就故事情节而言均无明显主线，在形式上均采用片段的拼贴组合，均构成了对小说样式本身形态的巨大挑战。

巴恩斯创作生涯的第二阶段为1998—2005年。继上部作品《豪猪》之后，巴恩斯耗时六年之久才推出他的第六部严肃小说《英格兰，英格兰》。在形式上，这部小说采用成长小说的框架，三章内容分别对应了女主人公玛莎的青少年、中年与老年生活。在内容上，它虚构出一个以英格兰特色为卖点的主题公园，以戏仿的方式表达出对英国性及民族文化的思考。《英格兰，英格兰》为巴恩斯在世纪之交赢得继《福楼拜的鹦鹉》之后的第二次布克奖提名。2000年，他推出《爱及其他》，继续了《谈心》中多语叙事讲述三角爱情故事的模式。2005年，巴恩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小说《亚瑟与乔治》问世。这部作品中他罕见地将目光投回百年前的维多利亚-爱德华王朝，用历史小说的写实手法回顾著名侦探小说家亚瑟·柯南·道尔的一生，并藉此第三度入围曼布克奖短名单。

作家作品在文学评论界的接受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在巴恩斯创作的第一阶段，并未出现有关他作品的重要研究成果。而至第二阶段时，则可以发现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发酵，巴恩斯研究在西方文学研究界逐渐初具规模。首先，这段时间中陆续出现了两部有关巴恩斯作品的综述性专著，分别为莫斯利（Merritt Moseley）的《理解朱利安·巴恩斯》（ Under standing Julian Barnes ,1997）以及佩特曼（Mathew Pateman）为“作家与作品”（“Writers and Their Work”）系列撰写的巴恩斯分册（2002）。前者介绍了从《伦敦郊区》到《豪猪》为止的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巴恩斯的达菲系列侦探小说，是第一部全面评述巴恩斯创作特色的综述；后者的评述范围拓展至第二阶段的新作《英格兰，英格兰》与《爱及其他》。值得一提的是，在评述中佩特曼在对巴恩斯作品的引介中同时融入了不少他自己批判性的思考。其次，这一阶段已有不少博士论文以巴恩斯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1995年，赛斯托（Brian Sesto）的论文《巴恩斯小说中的语言、历史及元叙述》（“Lan guage,History and Metanarrative in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1995）从“命名”、“再现”与“小说自觉性”三个方面入手，主要分析了巴恩斯小说的后现代技巧与特性。此篇论文于2001年出版为同名专著。赛斯托的论文以巴恩斯一人的作品为分析对象，除他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将巴恩斯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对比研究，用于历史小说与英国性内涵等不同议题的探讨之中。再次，在此阶段有关巴恩斯作品的评论性文章逐渐出现于重要文学杂志中。鲁宾森（Gregory Rubinson）的文章讨论巴恩斯如何通过文类的实验将宗教和伪宗教的观念去神圣化。巴克斯顿（Jackie Buxton）分析了《章世界史》中历史与小说的文类界限虚化现象。西班牙学者肯戴尔（Daniel Candel）批评巴恩斯的小说因为缺乏主题性（topicality）而流于肤浅，缺乏人文关怀。古德（Mike Goode）则是以萨特的理论为观照研究布拉斯维特对福楼拜的追寻，并将他认知的欲望视为一种攫取与控制。在中国，此时仍鲜有学者注意到巴恩斯及其作品，只有一篇阮炜的论文（1997）对巴恩斯名作《福楼拜的鹦鹉》进行了推介。阮炜除了介绍这部小说对真实与虚构的处理之外，还考察了巴恩斯对世俗世界的态度，分析他通过主人公布拉斯韦特表现出对文学巨匠福楼拜的“无情解剖”，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复杂反抗情绪。可以说，这一阶段西方的巴恩斯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对巴恩斯的作品以推介为主，而我国的巴恩斯研究则亟待开展。

巴恩斯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始于2006年。继《亚瑟与乔治》之后，巴恩斯的下一部小说再度时隔六年方才问世。2011年，巴恩斯凭借成长小说《终结的感觉》终于不负众望地摘得曼布克奖桂冠。自此开始，《终结的感觉》开启了巴恩斯从丧偶之痛中恢复后的一系列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他在此阶段出版的其他作品还包括小说《时间的噪音》《唯一的故事》《穿红大氅的男子》以及《伊丽莎白·芬奇》，短篇小说集《脉搏》（ Pulse ,2011），自传回忆录《无所畏惧》与《生命的层级》（ Levels ofLife ,2013）以及艺术评论杂文集《窗外》（ Through the Window ,2012）与《开眼界》（ Keeping an Eye Open ,2015）。

与此同时，学界对他作品的研究热情则迅速升温。在西方，此阶段先后问世了多部有关他作品的介绍评论专著。除赫尔姆斯（Frederick Holmes）为“新英国小说”（“New British Fiction”）系列撰写的巴恩斯分册（2008）外，在这一阶段对巴恩斯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学者有两位——法国学者奎那瑞（Vanessa Guignery）与英国著名文评家齐尔思（Peter Childs）。200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哈利·兰塞姆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Center）成立了巴恩斯文献收藏中心。凭借在该中心科研调查的积累，奎那瑞从2006年到2009年陆续完成了一系列与巴恩斯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2006年，她出版了巴恩斯批评史综述，对巴恩斯截至当时为止的每一部作品都做了详尽的研究综述;2009年，她搜集整理巴恩斯访谈集，其中除精选出巴恩斯多年来的重要访谈之外，还收录了一些从未出版的访谈文字稿；同年，她主导发起了《美国、英国与加拿大研究》杂志（ American ， BritishandCanadian Studies ）的巴恩斯专刊 ^[4] ，专刊在“怀疑”、“英国性”与“宗教观”三个主题下集编十余篇巴恩斯研究论文。稍后，齐尔思于2011年编辑与撰写的两部专著进一步丰富了巴恩斯研究。他为“当代英国小说家”（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s）系列撰写了《朱利安·巴恩斯》分册。他在融入自己对英国当代小说多年研究所得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将巴恩斯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解读。这本专著不再局限于巴恩斯作品本身，而是能够将巴恩斯的小说研究融入当代英国小说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他与格鲁斯（Sebastian Groes）共同编撰的论文集则是收录了不同学者针对巴恩斯每一部小说所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不乏一些宝贵的资料，例如巴恩斯的捷克语翻译所提供的两人通信原件，为读者展现了《豪猪》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从最初构思到最终成型的历程。除以上所提重要专著之外，出现于各大重要期刊的论文以不同视角对巴恩斯的不同作品做出了评论。举例而言，波拉斯基（Eric Berlasky）与卡勒姆（Charles Cullum）均以性别理论和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福楼拜的鹦鹉》，提出布拉斯韦特对福楼拜投射了潜在的同性情感；威尔森（Keith Wilson）与考克斯（Emma Cox）均从分析作者和读者关系的叙事学视角探讨了巴恩斯作品对作者权力的消解；本特利（Nick Bentley）与米拉奇（James J.Miracky）则均将关注点放在了《英格兰，英格兰》中的仿真拟像世界及其所导致的真实和虚构界限模糊上。在较为新近的研究中，赫尔姆斯的论文探讨了《终结的感觉》中主人公叙事的分裂性及这部作品与克默德名作《终结的感觉》间的互文特质（Holmes,2015）；皮卡罗（Samuel Piccolo）的论文讨论了巴恩斯作品中叙事在意义构建中起到的作用；辛格（MSX.Pradheep Singh）的论文以巴恩斯《终结的感觉》为例对爱欲与生命的关系做出了分析；阿玛拉维努斯（Allwyn Amalaveenus）则别有新意将巴恩斯作品的科技伦理观与宗教观对照讨论。至此，巴恩斯研究已走出英美学界，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

此阶段巴恩斯研究在中国逐渐兴起。首先，巴恩斯几乎所有小说及部分短篇小说与杂文均被译为中文，由郭国良等译者翻译，译林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这些译作中《福楼拜的鹦鹉》与《章世界史》均已多次再版 ^[5] ，让巴恩斯成为中国读者心中的热门当代英国作家。其次，这段时期问世的重要当代英国文学史专著对巴恩斯的作品多有所提及。王守仁与何宁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以及刘文荣的《当代英国小说史》（2010）对巴恩斯的作品单列章节予以引介；瞿世镜与任一鸣合著的《当代英国小说史》（2008）以及阮炜等人合著的《20世纪英国文学史》（1998）也均以大量篇幅介绍与评述了巴恩斯的重要作品。再次，在此期间出现了一批以巴恩斯作品为唯一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与研究专著。其中，厦门大学何朝辉博士2013年的学位论文首度以巴恩斯的历史书写为题，详尽分析了巴恩斯小说表现出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话语观。赵胜杰的专著关注巴恩斯小说的历史叙事，重点探讨其中的身份主题。黄莉莉的专著同样关注巴恩斯小说的历史书写及其叙事特征。李颖的专著主要研究了巴恩斯小说的身份主题书写，关注巴恩斯对女性及殖民等议题的处理。毛卫强的专著《生存危机中的自我与他者：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研究》从生存伦理的角度对巴恩斯的研究做出了拓展。最后，在国内几大重要文学类期刊上，继阮炜初次推介巴恩斯以来近十年的沉寂之后，近年来出现了多篇巴恩斯研究论文。巴恩斯近两年来可谓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的热门作家。具体而言,2006年同时出现两篇重要文献：罗媛分析了《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最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反拨；杨金才与王育平撰文评价《章世界史》中各种版本的历史事实反映出的后现代真实、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此后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巴恩斯研究论文问世，有学者探讨巴恩斯小说中权力对叙事的影响（罗小云,2007）；有学者研究巴恩斯对古老“描绘”（erkphrasis）手法的后现代运用（张和龙,2009）；有学者考察了《英格兰，英格兰》中个体身份以及国家身份的关联，反思了后现代情境中的身份危机（罗媛,2010）。有学者从生态批评视角考察巴恩斯小说中反映出的对现代文明的态度（李颖,2012），提出巴恩斯反对科学主义但同时也对传统人文主义持批判态度。有学者提出巴恩斯将记忆的取舍与道德准则相连，为寻求后现代情境中的生存意义提供了一种范式（毛卫强,2012）；有学者探讨了半自传体文集《生命的层级》，提出这部小说通过对爱这一主题的消解与希望，传达出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及对终极意义的反思（张莉,2014）；有学者探讨《终结的感觉》中主人公对历史、记忆与形象的自我解构（刘成科,2014）；有学者关注《英格兰，英格兰》对现代国族建构过程的勾勒（王一平,2014、2015）；有学者选用国内学者聂珍钊所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考察了《终结的感觉》中托尼身上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争（张连桥,2015）；有学者探讨《英格兰，英格兰》中的历史记忆展演现象（李婧璇,2018）；还有学者分别聚焦了巴恩斯不同作品中各具特色的叙事特征（赵胜杰,2018、2022）。与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规模相比，中国学界目前的巴恩斯研究成果总量迅速增长。此外，从研究视角看，现有的论文研究视角多样，并未局限于历史与英国性等常见主题。从研究广度看，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作品已是紧跟潮流，除了巴恩斯最著名的《福楼拜的鹦鹉》《章世界史》与《英格兰，英格兰》等小说外，尚有对《终结的感觉》与《生命的层级》等较新作品的探讨。总体而言，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在欧美评论界，巴恩斯研究都可被称作一个日趋成熟的研究领域。

巴恩斯的创作生涯与作品接受状况对本研究产生了以下启示：巴恩斯三个阶段作品中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其小说空间背景从世界各地，至英国本土再至个体心理的变化。与空间变化相对应的是巴恩斯小说中对逝去时间的不变关注，而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便形成了巴恩斯在三个阶段分别侧重描绘的主题。即，将时间的回顾与世界空间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书写主题，与民族空间相结合形成了英国性书写主题，而与个体心理空间相结合形成了记忆书写主题。巴恩斯写作主题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巴恩斯研究切入角度的多元化状态。对巴恩斯早期作品的讨论多聚焦其中的历史观。在《英格兰，英格兰》问世后，民族性分析成为巴恩斯作品研究的又一热门议题，而近期的作品则是让记忆与叙事等议题在巴恩斯研究中愈加得以凸显。事实上，历史、民族性与记忆均是个体身份构建的重要因素。而巴恩斯亦是通过多年的创作由表及里深入逐一探索。因此，三个阶段的划分意义不仅在于反映一个作家创作生涯客观存在的时间间隔，更在于表现出了他创作中关注主题发生的变化。与之相应的，巴恩斯作品的形式特征，以及国内外评论界对他的关注焦点也随着这三个阶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除此之外，在这三个阶段中，就作家的创作产量而言，巴恩斯早期作品数量最多，自中期起至近期他的作品数量不断减少。然而作品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的降低，从《伦敦郊区》到《英格兰，英格兰》再到《终结的感觉》，巴恩斯的多年创作生涯一直维持了较高的水准。有鉴于此，本研究选择将这三个阶段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在巴恩斯创作的每个阶段各选取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作探究。

碎片化思想及文学实践

从历史到英国性再到记忆，巴恩斯创作三个阶段重点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然而无论是在历史、英国性还是记忆主题的书写中，贯穿始终的是巴恩斯对总体性叙事的质疑与解构。他在近四十载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尝试多样化创作手法，通过碎片化形式向不同主题中蕴含的总体性思维发起挑战。可以说，碎片化书写是贯穿巴恩斯作品多变主题后的不变策略。

碎片化（fragmentation）一词在英语中由名词形式碎片（fragment）演变而来。碎片指脱离总体分裂而出的部分，而碎片化则是这样一个表现总体分裂的进程。 ^[6] 仅从这一概念的字面意思便可发现，它预设了总体这一分崩离析前的初始状态。理解碎片化书写也因此必须将其置于碎片与总体这一对生关系的框架中进行。二者为碎片化书写的一体之两面，总体是由碎片组成的总体，而碎片则是从总体分化而出的碎片。

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总体化思维模式是前现代时期人类从事认知活动的底层逻辑。如有学者所称，尼采之前的人们始终对种种有序总体结构孜孜以求，“我们生活于总体性的信念中”（汪民安,53）。总体性思维模式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毕德哥拉斯学派学者巴门尼德（Parmenides）。巴门尼德的一元论明确地宣称存在是“一”，而一“作为整体存在”，是“一体的、连续的”（82—83）。这种存在之一向外无限定范围，向内不可分割。自巴门尼德一元论起，总体性思维模式在西方文明中逐渐占据主导，其踪迹广见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系统与笛卡尔的近代二元论中。这种“对总体性的乡愁”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顶峰（Levinas EI ,76）。黑格尔的哲学通过对辩证法的大量运用，致力于将哲学打造成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学科。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总体性特征的哲学才可能整合不同学科，成为一种独特的科学。这种科学的涵义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不满足于对事物外在规律性的描述，而是追求综合把握的能力并可以对社会形成总体性理解。

前现代时期哲学的总体化诉求反映至文学实践中表现为对作品有机统一的追求乃至苛求。自亚里士多德《诗学》起，情节与故事的完整性就成为文学创作者追求的目标。完整性本身在于具备了头、身与尾。故事若要讲好，必当具备这些特征（亚里士多德,24）。亚里士多德还提出故事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好的故事需要将诸多事件部分进行有机整合，“如挪动或删除任意部分，均相当于破坏了它的完整性”（26）。文学创作总体化运动最夸张之时出现了如新古典主义“三一律”这样的创作原则。为使戏剧达到逼真的艺术效果，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们在舞台上除了追求实现亚里士多德多提倡的行动一致原则之外，还需实现舞台时间地点与现实时间地点的一致。“三一律”既要求过于严苛，又不是达到逼真效果之必需途径，最终因贯彻难度过大逐渐遭到实践淘汰。

时至现代主义时期，尼采于20世纪初揭开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同一”的总体性霸权，吹响了对它发起猛攻的号角。他的抨击效果振聋发聩，其回声响彻了整个世纪，影响了他同辈与后辈的诸多学者。尼采不无痛心地称他环顾四周，只发现身处的周遭世界充斥“人类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总体性的生活必然是刻意的赝品。现代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脆弱构架，在其中碎片遍布，“在现代世界中，万物皆依赖于他物。哪怕只拔出一根钉子，整栋建筑就会动摇坍塌”（见弗里斯比,42）。于是身处其中的现代人也只能像是“这个宇宙之王的节点上的庞大十字蜘蛛，不知疲倦地将一切形成的事物都拆解开来，并且化为历史”（同上,38）。然而尼采在指出人类所处世界碎片化状态的同时仍为世人保留了一丝希望。他提倡认真对待“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忽略的最平庸的东西”，它们自身即是“最小的世界”（同上,47）。这些具有碎片特征的微小时刻与“最高的现实”、“真理”以及永恒的闪光相连。

受尼采影响，现代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碎片化理论。其中与他一脉相承的是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他在碎片化的现实世界中抓住审美作为救赎途径，试图像波德莱尔一般去捕捉“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的现代性（13）。齐美尔认为“艺术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总体，一个从现实的偶然性碎片中产生的自足的缩影，它和该现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94—495）。他的社会学理论也因而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偶然碎片进行显微镜式研究，试图以快照的方式捕捉这些碎片中“飞逝的美”。齐美尔的学生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亦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倡导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碎片出发考察社会。他同样关注日常存在的碎片，并选取了如侦探小说与白领雇员这般的社会生活的“边角余料”体会其中蕴含的世俗与神圣双重诗性。

在现代主义时期的诸多碎片化理论中，本雅明的碎片化思想堪称集大成者。他一方面沿袭了尼采以来对总体破灭的认知，将碎片视为总体求之不得的残留物，指出人们“不得不凑合使用只有今天可以恢复的东西，使用那些内部独立的片段，它们是些已经破碎但其中仍存留总体的片段，而这个总体（早已存在的总体）已经销声匿迹”（1928,337）。另一方面他也将碎片本身视为总体的微缩体，并且坚信碎片是总体性存在更为纯粹的表现，如马赛克这样的艺术形式“在破碎成任意碎片时，仍然不改其壮丽”（1925,29）。马赛克艺术之所以壮丽伟大，是因为“只有对某个实在内容的细节进行极度细致的考究，才能把握真理内容”（1925,29）。面对这些残存的碎片，本雅明以“拾荒者”（collector）自居，描绘自己的动机为追寻的典型仅在最纯粹的碎片层面被承认。换言之，现世虚伪的总体性可以通过个体与碎片的救赎而通达。本雅明在后期学术生涯中，开始着手创造有关19世纪巴黎的鸿篇巨制《拱廊街计划》，这便是他称之为“文学蒙太奇”的收藏碎片计划。拱廊街计划“不会采纳任何智者的精当阐释，不猎取任何视作珍宝的东西。但是碎片、垃圾：我不会描述，而是展示它们”（1940,1030），希望收藏到的碎片能够以见微知著的方式“在最小的、精确构造而成的建筑街区里，建立起各种主要的建筑。也就是说，在最小的个体因素的分析中发现总体存在的结晶”（1940,575）。

以尼采、齐美尔、克拉考尔与本雅明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对世界碎片化存在状态的意识多少有些突然，他们对碎片的接受因此而显得无奈被动。除此之外，现代主义时期也有学者坚决捍卫总体的重要。其代表是卢卡奇（Ceorg Lukacs）。卢卡奇首先将本雅明与布洛赫等学者斥为庸俗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们过于沉湎于碎片而将总体性抛弃。他提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具有碎片化的效用，合理化的劳动使处于此过程中的客体被分为许多部分（149）。为此他号召以总体性思维模式看待历史哲学，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对社会的总体性认知。这个认识可以说是延续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总体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辩证统一。与卢卡奇相比，同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布洛赫（Ernst Bloch）则更温和地提出期望在总体化与碎片化思想之间形成调和。他对总体性方法的关注旨在把握总体乌托邦的伟大理想；而对碎片性方法的关注则是意在探索实现乌托邦理想的现实道路。在布洛赫看来，总体性理想总是寓于碎片式现实当中。只有对总体性与碎片性方法的辩证把握才是具体实现理想乌托邦的通途。

本雅明等人的现代主义碎片思想反映至文学创作中是现代主义时期的碎片化创作潮流。除了本雅明、布洛赫与阿多诺等人以格言、警句和小故事写成的杂文随笔外，碎片化创作手法在诗歌中以艾略特的《荒原》（ The Wasteland ,1922）为代表；在小说中体现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Ulysses ,1922）与伍尔夫的《黛洛维夫人》（ Mrs . Dalloway ,1925）等人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这些作品中实现碎片化最常见的方法是打破叙事连贯性，例如以意识流的方式打破常规的句法与叙事顺序等。尽管如此，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层面仍维持了总体的同一性。像《荒原》这样的作品除去形式上的碎片化叙事外，深层意蕴上仍致力于通过情感效果将诸多形式上的碎片融为一体，最终在碎片化的形式表象之后呈现并提炼出某种主题意义的一致。

对现代主义时期的碎片化理论及文学创作加以总结可以发现：首先，现代主义时期人们面临的是一个总体刚刚崩塌的世界，因而面对碎片化生存境况时往往只能无奈地被动接受，也往往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情绪。他们的碎片化表现方式通常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其次，虽然不得不面对总体坍塌的突发状况，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仍普遍对总体怀有缅怀之情，普遍将碎片视为重塑总体的最佳途径（如尼采与齐美尔），视为在总体坍塌之后重新挖掘出的珍贵遗产（如克拉考尔与本雅明）指示物。因此他们也普遍珍视碎片本身以在其中寻找无限的意义。鉴于以上两点，就碎片与总体的关系而言，这一时期的碎片化思想中还残留了对总体的乐观幻想。碎片遍布的状态不仅意味着总体性丧失后的破镜难圆之状，还可被视为除旧迎新的可能途径，人们普遍期待在总结教训后重振信心。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创作因而也如詹姆逊所评，“抱着一种乌托邦式的补偿心态，奢望艺术能为我们救赎那旧有的四散分离的感官世界”（357）。

无论是卢卡奇对具有总体性特征历史哲学思想的坚定信念，还是本雅明等人对碎片通向意义的救赎期望，到了后现代时期均被粉碎殆尽。后现代时期的人们“无法为那些遍布眼前的零碎的物件重新缔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从前曾经让它们活过、滋育过它们的生活境况”（詹姆逊,359）。碎片化在这一时期从形式走向实质，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哲学本体论概念走向政治、社会、历史与心理等诸多实践性领域。针对后现代思想中碎片遍布的状态，后现代时期的学者们做出了种种描绘与解释。无论如何理解，较之现代主义时期，生活于后现代时期的人们不得不接受“主体的疏离和异化已经由主体的分裂和瓦解所取代”这一事实（同上,366）。

在种种后现代碎片化思想中，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它以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质疑为核心，通过“延异”与“撒播”书写向一切既成信仰开战，肢解不同领域的种种文本形式。德里达对传统的攻击集中于结构主义及其背后的哲学根基。他认为西方意义中的标准概念依赖于一种“再现的形而上学”假设。这种假设以无论表象如何变幻，总存在某种本质可以为表象所反映为预设前提。在此前提下，人们如果需要再现本质性的真理，只需建构各种系统即可。在所有传统西方思想构筑的系统中，二元对立是一种普遍的结构。而结构主义对这种结构的依赖就是德里达格外反对的对象。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话语往往首先设立一对二元对立，其次将二元的一极设定为优于另一极。例如男人优于女人、白人优于黑人、正常人优于疯癫者、异性恋者优于同性恋者等。二元对立带来的层级结构于是成为权力的绝佳藏身处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意在挑战的就是二元对立结构及其中的权威一方。德里达的另一创建是“延异”（différence）概念。他认为结构主义视野下能指与所指可以实现工整的一一对应，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当今的后现代情境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被证明只是幻觉。能指会不停地从一个所指滑向另一个所指，而解构主义方法论的主旨便是揭露这些能指向不同所指的滑动过程，以打破再现论的工整对应。因此与其说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倒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方法论，指引人们从建构系统转向了拆解系统。自60年代以来，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北美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米勒（J.Hillis Miller）与德曼（Paul De Man）在内的耶鲁学派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对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与现实主义小说等经典文本的文学批评中，形成席卷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多个人文学科的解构主义思潮。

同样隶属后结构主义阵营的还有法国思想家福柯。他将解构矛头指向了对知识史的考古学。在葛兰西霸权论基础上，他的研究将历史书写与权力的运作相结合，通过一系列著作形成了挖掘边缘化声音的知识考古学。其中《疯癫与文明》（ History ofMadness in the Classical Age ,1961）考察精神病人如何在理性对疯癫的压制下逐渐被边缘化；《临床医学的诞生》（ The BirthofClinic ,1963）分析病人作为弱势者如何受到医学话语的操控；《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则启发人们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如监狱）如何将社会人转变为社会机器中循规蹈矩的机械部件；《性史》（ The History ofSexuality ,1988）检视同性恋作为一种古希腊时代的正常性存在逐渐被基督教定义成非法，直至变成一种犯罪行为的经过。可以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致力于发掘西方社会中被压抑的话语，这种话语“掘尸”行为揭示了文化总是要建立在拥有合法地位的权力基础上，并非真理经过历史大浪淘沙之后自然提炼所得。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直至生命终结始终坚持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如同性恋、疯癫者与囚犯等），而他的知识权利考古学鼓励了包括女性与同性恋者在内的传统弱势群体对主流白人男性权力话语发起挑战。

在福柯的影响下，法国学者利奥塔在著作《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 AReport on Knowledge ,1979）中对科学知识话语也发起了强烈的质疑。他将后现代主义本身定义为“对于元叙事的怀疑”（ⅹⅹⅳ），意在公然表达对意识形态以及由宏大叙事支撑的现代主义启蒙方案的怀疑。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思想容易滋生针对他称之为“歧见”（即对处于冲突中另一方的不一致意见）的镇压。当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尊重时，利奥塔认为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独裁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群被他们处于优势地位对手的力量压制得发不出声音。利奥塔攻击宏大叙事，鼓励边缘化的“小叙事”发出声音。叙事的问题在他看来在于它发展成了一种排他的宏大形式，因此必须提倡属于个体或少数人群的微小而琐碎的多元化小叙事。通过对科学与知识话语宏大叙事的解构，利奥塔站入福柯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阵营。

在精神分析领域，拉康在沿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观念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他提出人的潜意识完全是语言构建的产物。除此之外，人类自婴儿时期起的成长过程中必须首先经历主客体之间毫无区别的前语言现象阶段，继而开始产生独立意识进入镜像阶段，最后在习得语言以后进入符号阶段。人们在符号阶段习得所属文化系统与社会的秩序，藉以逐渐确立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然而，拉康同时也指出自从进入符号阶段后，人便丧失了与母体浑然一体的状态。他必须与为其带来安全感的母体分割，自此由原始的乐园堕出。如此一来，分裂运动天然无可避免，而人类也因此始终笼罩在意想回归母体而不能的挫败感中。

在文化理论中，学者鲍德里亚从总体性的虚假出发发展出拟像理论。这一理论以社会文化消费研究为基础，提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2001,223）。消费将所有的物品符号化后，人们便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拟像世界中。在所有拟像模式中，仿真拟像秩序是古典时期的仿造拟像秩序、工业时期的生产拟像秩序之后的第三级拟像阶段。在仿真拟像模式（simulacra simulation）下，人们受到符号的支配。此时真实荡然无存，一切沦为超真实的存在。鲍德里亚不无悲观地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能做的只能是玩弄碎片，而这也就是后现代的实质。

与拉康和鲍德里亚形成呼应的是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精神病学家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系列研究。他们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分裂精神分析学。他们将无意识的欲望分为“精神偏执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前者象征资本主义体系下产生的执着建构总体性的思维定势是一种必须加以辨别并批判的病态执念；后者则是他们所倡导的用以抨击资本主义状态的方式。他们极为反对传统精神病学对性的强调，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弗洛伊德后已经成为具有总体化倾向的阐释模式。在德勒兹看来，欲望的本质是社会的欲望。不仅如此，欲望应当被视为第一生产力。德勒兹与加塔利也提出类似于鲍德里亚的拟像观。然而与鲍德里亚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无本质的拟像是一种病症。在他们的论证下，这种拟像不仅自古以来一直存在，更是值得肯定的世界本质。

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浩浩荡荡地摧毁了一切，从根源上首先对存在者的主体性加以瓦解。继尼采宣称上帝死亡之后，主体与作者均被宣告死亡。主体死亡之后，作为主体集合组成的民族与历史等概念也纷纷被瓦解。在社会学领域，本质主义民族观的破灭导致民族性宏大叙事的解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学研究从本体论上揭示了民族性的人为建构本质。民族被揭露不再是古老的自然存在，而只是“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安德森,4）。从历史的纵向维度看，民族只是继王朝之后的全新主权体形式，它是在启蒙运动推翻中世纪封建宗教权威后人们所抓住的另一种群体身份的归属。以英国民族性的形成为例，它的形成过程证明其本质只是新兴资产阶级在与旧贵族地主阶级斗争中所提出的一个政权组织形式。

与民族叙事出现危机类似的是历史叙事的危机。对旧有历史主义历史观的抨击主要来自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挑战对象之一正是传统历史书写中的总体性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代表学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一命名时指出，历史不当只有单一的声音，而是可能囊括多个版本。因此传统历史主义史观追求官方权威宏大叙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深受利奥塔与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影响。在具体的作品阐释中，新历史主义者着眼于“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既关注文本的具体时代背景，也挖掘历史书写的虚构特性。新历史主义者开启了从不同视角解读历史与历史相关文本的传统。在他们的拆解之下，原先被视为单一的历史成为断裂的、充满了异质性而不延续的若干小历史。

纵观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碎片化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在解构主义引领的后现代思潮的颠覆下，后现代思想图景俨然已是一派碎片零落、废墟丛生的景象。从前被认为意义寄身之所的总体性思维构架被一一打破；历史变为若干个他者的故事；民族被解释为想象的共同体；个体历史回忆仅是对事件的建构而非再现。这体现于文学创作中便是种种碎片化手段更广泛的运用。“二战”后以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不仅仍有碎片遍布的现象，更见证了通向总体之路的坍塌。如有学者所评，“虽然现代主义作品里也出现碎片，但碎片断裂到如此张狂的地步——通篇由碎片构成，则只有在后现代主义作品里才能见到”（胡全生,52）。后现代大规模运用碎片化写作手段的代表作家当属美国小说家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宣称，“碎片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98）。以巴塞尔姆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了大规模运用碎片化创作手法的风潮，其中代表名作包括巴塞尔姆的《亡父》（ Dead Father ,1975）与《白雪公主》（ Snow White ,1967），以及冯尼戈特（Kurt Vonnegut）的《冠军的早餐》（ Breakfast of Champions ,1973）与《黑夜母亲》（ Mother Night ,1961）等。在这些小说中，碎片化手法被运用于包括词汇、句子、段落以及章节在内的各个层面，包括情节、时间背景、空间背景、人物、叙事视角等必备要素纷纷遭到了切割。如詹姆逊总结，后现代创作中组织碎片的“拼凑法”（pastiche）“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369）。他对此状况进一步追根溯源后指出，其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体经验本身的破碎状态，它就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混成体。而这样的主体在毫无选择原则及标准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一些多式多样、支离破碎，甚至随机随意的文化实践”（同上,348）。

纵观碎片化思想与在文学中运用的发展历程，可见从前现代时期到现代主义时期再到后现代的当下，碎片与总体这对关系可谓为理解西方文明与文化自古至今发展的一个关键脉络词汇。如果说本雅明等现代主义学者尚能在碎片化中看到总体的影子，那么时至后现代主义时期，学者们在解构之后的废墟上再难以从碎片中见微知著。经历了后现代主义诸派理论对总体性思维构架的摧枯拉朽之后，生活在当下情境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真正意义上的荒原。此情此境如詹姆逊描绘，“旧有的过去了，将能取而代之的却仍然悬而未决”（365）。

作为成长于“二战”后的英国作家，巴恩斯作品中充满了后现代式碎片化写作。在巴恩斯创作生涯的三个创作阶段中，碎片化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在以《福楼拜的鹦鹉》与《章世界史》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巴恩斯大量运用视角、文体与故事情节的拼贴，反映了历史的碎片散布状态。而在以《英格兰，英格兰》与《亚瑟与乔治》为代表的中期作品中，碎片化的体现方式则是清单罗列在小说中的运用。这些清单均是小说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环节，也均构成戏仿源文本参与戏仿建构、颠覆国族性相关的总体性叙事。在巴恩斯的近期作品中，《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中的记忆书写不仅在形式上采取片段记忆为基本构架，更是在内容上反映了个体回忆的建构性与不可靠性。拼贴、清单、片段书写这三个与碎片化相关的手法既互相联系，又互有侧重。拼贴本是将碎片组织为总体的形式，然而巴恩斯对历史的拼贴更多地反映碎片与碎片之间的难以整合、各自独立的状态。清单是将其中条目加以融合的看似具有完整性的构架。然而，巴恩斯罗列的两份清单及其象征的民族性宏大叙事诗，均分别在他笔下成为通过戏仿加以颠覆的对象。至于巴恩斯对记忆的片段书写，则是直接将笔墨聚焦于具有碎片特征的片段记忆之本身。

列维纳斯与他者伦理

如果说碎片化书写本身已经蕴含了解构的特征，在后现代小说中亦不算少见，那么在碎片化书写中同时体现伦理意蕴则是巴恩斯作品的独有特征。巴恩斯通过拼贴、清单与片段书写进行碎片化解构式写作，并不意味着他对碎片化状态的全盘接受，而仅仅表达出他对后现代境况中碎片丛生这一状态的观察。事实上，巴恩斯对碎片化状态所导致的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深感不安。他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并竭力描绘碎片化生存境况，另一方面却也不愿在这碎片遍布的世界中束手就擒与随波逐流。这种不甘与渴求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不同个体的伦理诉求，形成了他作品在解构之余的积极面向。必须说明的是，理解巴恩斯作品的伦理诉求不应该将其置于传统伦理学框架内以三纲五常的标准加以阐释，而应将其置于列维纳斯倡导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他者伦理框架下。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与他的他者伦理理论在20世纪西方哲学图景中的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他青年时代求学于胡塞尔门下，深受海德格尔影响,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是在法国传播现象学的先驱。他不仅是萨特存在主义学术上的“引路人”，更是做过德里达的老师。尽管声名不显，他可谓20世纪多个思想运动背后的启迪者，因此也有学者称他为20世纪法国哲学的“隐王”（Critchley 2002,5）。另一方面，在哲学综述中他常被与小他一辈的德里达和利奥塔归作一派。他的他者伦理理论20世纪60年代就已成熟，但直至80年代后才经由德里达进入欧美主流思想界的视野，后逐渐受到重视与传播。如有学者总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维纳斯既难以被置于伦理学的一般领域，也难以被置于现代法国哲学的更局部领域。难就难在无法把他的著作纳入任何一个可以确认的学派或思想体系”（Davis,131）。这种尴尬境地的产生究其根源，在于他身上希腊与希伯来两希文化双重影响带来的双重哲学面向。因此理解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必须看到他理论体系中伦理与解构的双重面向。前者源自他在求学生涯中受到的西方正统哲学教育，尤其是他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影响的理论背景；后者则源自他的犹太民族身份，以及这一身份为他带来的希伯来文明与犹太教烙印。尽管他本人严格区分自己的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但是很难否认他倡导的超验他者形象中存在上帝的影子。

理解列维纳斯的起点在于他与西方传统伦理学观念大为迥异的伦理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伦理学隶属于实践科学，后来成为哲学中的一个分支，是以哲学方法研究道德的学问，它关心的是价值与价值的判断。在伦理学内部，又可进一步区分出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与元伦理学（metaphysics）。前者系统地了解和探讨道德观念与价值判断，后者则以伦理规则的运作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伦理主要探讨人际交往的规则，它往往涉及行为的对错、善恶与应该与否。列维纳斯他者伦理语境中的伦理则摒除了传统伦理学对具体伦理关系中善恶与对错的探讨。他眼中的伦理关系是个体与具有超越性特质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传统伦理意义上的善、应该与伦理责任等概念在他的理论中均可归结为唯一的一条伦理律令，即自我必须履行朝向他者的伦理责任。他者伦理的提出有其特殊语境，为的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中本体论的核心地位。可以说，列维纳斯批判式地继承了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肯定形而上学的核心在于存在者，但否认了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在乎其自身，而是将其归结于超越主体世界的绝对他者。因此在他眼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凌驾于一切本质之上，而描述这种关系的伦理学才应该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

与20世纪的许多哲学家相同的是，列维纳斯的思想出发点仍可以追溯至尼采。他同样深受总体性幻灭的影响，以抨击西方文明传统的同一总体思维模式为前提与出发点。他认为包括柏拉图、黑格尔与胡塞尔在内的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到海德格尔一直奉行的是企图同化他者他性的本体论。尤其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由于过于注重主体的存在意义，助长了唯我主义的嚣张。西方传统哲学逐渐为征服提供合理性，最终酿成如“二战”这般的全人类悲剧。列维纳斯将西方文明发展所走的歧路归因于总体的霸权，宣称作为主体的自我总是持有“一种普遍综合的企图，力求把所有的经验，所有合理的东西还原为一个总体”（ EI ,75）。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通过引入某种形态的中介物，以便保留他者异质性痕迹的同时亦可以见融于同者的总体性构架。即便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提出此在与他者共在的理论，但他仍是无形中预设了某种存在的统一体，因此并非彻底摆脱了总体性的桎梏。对列维纳斯而言，他的哲学使命在于宣称“我将走我自己的道路，并且与巴门尼德决裂”（ Time andthe Other ,42）。如同诸多当代学者一般，他致力于对种种总体性思维的攻击，这一出发点构成了他者思想中的解构基底，也间接促成他的学生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产生。

列维纳斯的伦理理论体系围绕他者（the Other） ^[7] 而展开。他者问题在不少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域，列维纳斯也远非第一个关注他者的学者。可以说，“他者问题之重要使得它被认为是贯穿20世纪哲学的第一主题”（Theunissen,2）。德国学者托尼逊（Michael Theun issen）在将各派他者学说并置对比考察的基础上提出，哲学家们眼中的他者无外乎两种。一种以布伯（Martin Buber）及萨特为代表，将他者视为“他我”（alter ego），这种他者观可称为超验主义他者观；另一种则是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为代表，将他者视为主体的对话对象，即“你—他”（Thou），这种他者观可称为对话主义他者观。这两种他者观构成线段的两端，其中在超验主义一端与对话主义一端中分布了不同学者的他者观，它们均是“衍生而来的修正或者某种程度上的两者的混合体”（3）。如果在这一线段上寻找列维纳斯他者观的位置，那么他理论中的他者一定是处于超验主义的那一端，并且它的超验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布伯与萨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体系区分出了相对他者与绝对他者。相对他者是被许多哲学家提及的他者：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我这一主体的奴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中与我构成“共在”（mitsein）的另一部分；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注视我的敌人。这种他者本质上是他我，可以被转化成同一或自我。列维纳斯对这种他者的价值并未全盘否定，但他认为相对他者不足以揭示“他者”的真正涵义，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绝对的他者。绝对他者具有真正的异质性，能够逃离同者与总体的掌控。正是这种绝对他者相对于自我的绝对高度与超越性使列维纳斯的他者观与众不同。

他者概念的提出使得列维纳斯得以借其实现对总体性结构的批判。在与巴门尼德决裂的口号下，他提出“同一与他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意味着不可能有人存在于同者与他者的关系之外，而去记录两者互动之间的关联性与非关联性。若非如此，同者与他者就会在同一个凝视下被统一成一体，两者之间的绝对距离也就被消弭了”（ Totality and Infinity ,36）。真正的、绝对的、超验的他者出现之后，以其绝对的他性、外在性与无限性不允许自己被整合，从而导致总体无法被建构（ TI ,80）。由是，它得以打破总体的霸权，逃离总体的掌控。

列维纳斯的思想可谓具有超前性。之所以他的思想在其提出之时未受广泛关注，直至20世纪末才得以流行，除了机缘巧合之外，更是因为它的解释力直至后现代情境危机浮现之时才广泛受到关注。此时，小他一辈的萨特与德里达的晚期思想中均表现出了某种类似于他者伦理思想的伦理转向。90年代前后，包括吉布森（Andrew Gibson）、巴特勒（Judith Butler）与纽顿（Adam Zachery Newton）等在内的当前知识界颇具影响的学者也频频援引列维纳斯论著，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他的思想，如《当代小说研究》（ Modern Fiction Studies ）这样的权威文学评论杂志也在进入21世纪后出版了列维纳斯专刊（2008）。可以说，列维纳斯伦理理论的重要使之成为欧美思想界近年来伦理转向的基石之一。在伦理回归的大背景之下，布思（Wayne Booth）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人文主义学者代表其中一支，常被称为北美学派。与其地位相当的还有欧陆学派，而欧陆学派的核心理论就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费伦（James Phelan）对欧陆学派的伦理转向思潮评价道：“伦理学的发展革新引发西方文艺批评界20世纪末以来的伦理转向，以列维纳斯与德里达为代表的欧陆派学者将新的伦理学理念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2007,6）。更有学者提出，“（与北美学派）相比之下，欧陆学派的分析更为有力，它强调的是欧陆哲学关于各种正在发展的他者性（alterity）、他性及现象学的观点”（Womack,106）。如果说北美学派的伦理批评是从作品批评的角度出发，更为倚重文本；那么欧陆流派则是从伦理学出发，以伦理学内部的颠覆创新引发文学分析的全新视角。

具体到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核心内容，德里达曾以一个恰当比喻加以形容，称其论证方式为“如波浪般反复而不断强化地冲击海岸”（Critchley 2002,6）。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究其本质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他者的在场对我自发性的质疑”（ TI ,43）。然而从这一句话列维纳斯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通过对不同术语的论述加以反复阐释。例如，他以“经济”形容自我在唯我主义中自给自足的状态；以“爱欲”与“繁殖”等描绘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原型。在他论证的诸多概念中，本研究的论述将着重围绕“他者之脸”、“欲望”与“言说”这三个关键词展开。它们不仅是贯穿列维纳斯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勾勒出他以波浪不断冲击目标海岸的思维阐释方式，而且契合巴恩斯对不同主题的碎片化书写，有利于更好地表达巴恩斯作品解构之余的伦理意蕴。

“他者之脸”（face of the Other）是列维纳斯最为知名的术语。因为这一个概念的独创性，他的思想也常被称为“脸孔现象学”。脸孔是他者的出场方式，当我与他者相遇时，他者以他者之脸的形式显像，凌驾于我之上，一方面“拒绝被占有，拒绝来自我的权利”（ TI ,197）；另一方面“对我言说并将我拉入伦理关系之中”（ TI ,198）。如此一来，脸孔所展示的便是一种“见而不遇”的绝对他者。脸孔具备双重属性。因为在与脸相遇之时，“脸同时给予和遮蔽他者”（ TO ,78—79）；它同时是我同情的对象和我羡慕、害怕与欲望的对象。在早期的论述中，列维纳斯还赋予了它具象化的比喻，脸是贫弱的“陌生人、寡妇和孤儿”（ Ethics and Infinity ,89），“而我却是富人或当权者”（ TO ,83）。在脸孔的映照下，自我得以打破自身虚假的总体，以伦理的方式走向他者。

脸所带来的他者的出场引起了自我对他者的欲望（desire）。欲望这一概念在列维纳斯早期思想中便有大量论述，他的代表作《总体与无限》也是以对欲望的阐述开篇。在列维纳斯的理论体系中，欲望与“需要”（need）需要加以区分。在他看来，需要是同化他者或利用他者的一种我对他的作为。它的特点是满足自身，回到自身。如列维纳斯所言：需要的“本质是一种乡愁，渴望回归”（ TI ,33）。相比之下，他者伦理语境中的欲望是一种“对不可见东西的欲望”（ TI ,33），其对象是身处高处的绝对他者以及其他异性（ TI ,34）。因此，欲望“不是来自匮乏和局限，而是来自盈余，来自无限的观念”（ TI ,210）。它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是一种面向由他者带来的无限性的态度。正是因此，欲望也是不可被满足的，它以欲望的动态性为恒定状态以满足自身。

他者之脸的存在激起自我的欲望，同时也赋予自我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责任便是“言说”（saying）。言说是主体面对绝对他者履行朝向他者责任的方式。言说不同于“所说”（the Said）。所说是传统哲学的语言，其中包含声明与主张，如有关世界、真相、存在、个体身份等的论断。相较于所说，“言说是交流，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交流过程的前提——袒露”（ Otherwise than Being ,48）。通过言说所袒露的对象是绝对他者，而言说的执行主体则是自我。言说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脸孔的面前，我并非僵立着思考，我回应它。言说是一种招呼他者的方式，招呼他者也是一种回应他者的方式（ EI ,88）。因此，言说意味着必须“回应”（respond）他人的要求，而“回应”即是“责任”（responsibility）。如果对这种言说的责任拒绝履行，则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这点已经被如“二战”这样的人类惨剧所证明。语言是自我与他者间的基本关系。语言言说可以干扰所说的霸权，从而救赎一向被哲学压制的“未说”（the Unsaid）（ EI ,13）。言说意味着对他者无保留的真诚的袒露，是奉献一切，是不藏私，也是无力拒绝他者的接近。它可以是语言形式的，甚至是非语言形式的，是一种不可被固定下来的行为和姿态。而所说则是交流的内容，是一种可以被判定的论断。

脸孔、欲望与言说这三个概念可以被视为列维纳斯他者伦理体系中的三位一体概念，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他倡导的主体面对总体破碎的应对之道。在脸孔之中，个体看见他者产生了欲望。亦是以脸孔为媒介，个体开启与他者的语言和回应，以履行在两者伦理关系中所肩负的绝对责任。于是，他者通过脸孔彰显其他性并构成超越的对象，引发欲望以构成超越的动机，而言说则成为超越的具体方法。据此考察巴恩斯的碎片化书写，可以认为，在巴恩斯对历史的种种拼贴处理中，最终浮现的是他者之脸以及主体对其的追求；在对英国性的清单罗列之余，巴恩斯通过玛莎与亚瑟两个主要人物展现了对无限他者的欲望；而在对个体记忆的片段化书写中，巴恩斯倡导记忆者具有面向记忆中他者反复言说的伦理责任。

他者伦理概念的采用使得伦理与解构这对原本并不在同一范畴内的概念产生了关联。而解构伦理成为20世纪末伦理转向的重要伦理领域之一。解构伦理关注解构式阅读本身的伦理层面。迄今为止，对两者关系研究最充分的是文评家米勒的《阅读的伦理学：康德、德曼、艾略特、特罗洛普、詹姆斯与本雅明》（ The Ethics ofReading : Kant ， de Man ， Eliot ， Trollope ， James ， and Benjamin ,1987）与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解构的伦理学：德里达与列维纳斯》（ The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 : Derrida and Levinas ,1992）。作为解构主义传播干将，米勒对解构伦理的研究构成了对解构导致虚无观念的回击。他认为解构并非执意拆除所有文学阐释的权威性与确定性。将解构视为对文本的随意曲解，这是对解构的误解。之所以称之为误解，具体缘由有三：首先，被视为解构主义干将的德里达与德曼均未曾说过读者可以任意曲解文本，他们甚至都表达过与之相反的观点。其次，反对者将虚无主义标签贴于解构实践的做法是对这一标签的僵化理解。再次，反对意见误解了阅读与批评行为中必然蕴含的伦理时刻，甚至直接忽视了这一时刻的存在。

克里奇利同样关注解构阅读与批评中的伦理，他认为米勒注意到了解构中的伦理时刻，但并未厘清其中的伦理实质。他明确提出解构的伦理不是传统隶属于哲学分支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伦理，而是一种列维纳斯式的伦理，因此“解构式的文本实践可以，也应该被视为伦理责任”（1）。克里奇利在仔细分析德里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英美学界之前对其的引介过于强调解构，而解构并非德里达本意的终极目标。他认为不仅解构可以被理解为伦理诉求，而且伦理是以解构的方式达成的。德里达的解构就是为了呼唤伦理回应，而“伦理性的时刻是解构的目标与视野”（2）。因此，德里达与列维纳斯的思想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少共通之处，师徒两人观点的差异也并非像两人的著名论战中看起来的那么大相径庭。在对待总体与碎片关系的阐释中，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既解构认知本体论传统却又重视伦理、推崇责任、坚持终极价值。这种思维进路的双重面向与巴恩斯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碎片化思维模式在本质上极为相契。综合米勒与克里奇利的观点，可以试对解构与伦理的关系提出以下几点共识：首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其次，现有研究普遍只看到解构，而对伦理避而不谈；最后，考察阅读中的解构伦理需要着重关注阅读这一读者与作者发生交汇的时刻。

本研究以碎片化书写为切入点，以解构与伦理两个关键词作为巴恩斯作品理论框架的分析经纬，有必要再对解构与伦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阐述。一般而言，解构为解读作品的策略，伦理为人际相处的准则，两者之间似乎并无可比之处。本研究选择将解构与伦理并置，对这两个关键词的理解均需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特定语境。首先，解构既是一种解读作品形式的策略，亦是针对后现代情境诸多理念崩塌的思想原则。它既发生于形式层面，亦产生于内容与主题层面。其次，本研究采用的伦理观为列维纳斯他者伦理观，着重探讨面临已然崩塌的解构后情境，是一种从碎片出发的伦理思想。解构是履行伦理职责的前提，两者间实为共生关系。解构与伦理的双重要素体现在巴恩斯的小说中，更多表现出的是两者相互依存。换言之，巴恩斯在对历史、国族性与记忆展开解构的同时，也使得伦理意义借由主体的行为得以浮现其间。

尽管巴恩斯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作家，但他的求学经历赋予了他相对深厚的哲学功底 ^[8] 。事实上，他的小说还曾在书店上架时被划入哲理小说分类。如德勒兹所提，哲学与文学本就为一体。本研究选择结合后现代解构理论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对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进行分析，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知。在具体的分析行文中，本研究将围绕解构、伦理以及碎片化书写三个关键词，根据巴恩斯创作的三个阶段通过三章的论述分别解读他的作品中对历史的拼贴、对英国性的清单罗列以及对个体回忆的碎片化书写。此后将进而通过他者之脸、欲望与言说这些他者伦理的关键概念具体分析巴恩斯碎片化书写的解构特征与伦理意蕴。可以说，三章之间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并列或递进的逻辑对应关系。第一章对巴恩斯创作第一阶段的两部代表性作品《福楼拜的鹦鹉》与《章世界史》展开细读，重点考察巴恩斯如何对历史书写以拼贴方式进行的碎片化处理；第二章则以巴恩斯创作中期的《英格兰，英格兰》与《亚瑟与乔治》为分析对象，讨论巴恩斯通过运用清单对英国民族性宏大叙事的颠覆与解构；第三章则聚焦巴恩斯近期两部相对较为完整的作品《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讨论其中对个体回忆的片段记忆书写。如前文所总结，在三章对应的三个创作阶段中，巴恩斯侧重关注的主题从早年世界性的历史，收缩至中年象征民族身份的英国性，再至近年具有普世特征的个体。他所运用的碎片化手法在第一阶段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拼贴，在第二阶段的作品中是清单的戏仿书写，在第三阶段的作品中为记忆的片段化书写。在将这些主题中的总体性结构一一打破的同时，巴恩斯也通过笔下的个体表达了应对碎片化世界的伦理履责姿态。对这一伦理意蕴的分析在第一章集中于对主体遭遇的他者之脸的剖析，在第二章集中于主体对他者的绝对欲望，而在第三章则集中于面向他者这言说的责任之表现。由此，三章的分析旨在揭示巴恩斯如何在有关历史、英国性与记忆三个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既表现出打破总体的解构维度，亦勾勒出朝向他者超越性的伦理维度。

[1] 真实与虚构间的张力为巴恩斯小说创作手法的核心。在采访中，他阐明创作是“为了诉说真相，还有那些真相闪烁其间精美工整的谎言”（Guignery and Robert,30）。在回忆录《无所畏惧》（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2008）中，他提出“小说是以谎言言说真相，以真相言说谎言”（234）。

[2] 在2015年的评论集《开眼界》（ Keeping anEyeOpen ）中，巴恩斯谈及现代主义时称之为“我的运动”（6）。他为与一些现代主义大家生活在同一时代而深感荣幸（7）。

[3] 此处总结的19部小说除了他以本名发表的15部严肃小说外，还包括4部以丹·卡瓦纳（Dan Kavanagh）为笔名发表的侦探小说：《达菲》（ Duffy ,1980）、《小提琴城市》（ Fiddle City ,1981）、《再踢一脚》（ Putting the Boot In ,1985）、与《糟糕透顶》（ Going to the Dogs ,1987）。

[4] 奎那瑞的系列研究包括：巴恩斯批评史综述:Venessa Guignery.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 : A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Criticism ,2006;与罗伯斯共同搜集的巴恩斯访谈集:Vanessa Guignery and Ryan Robert, Conversations withJulian Barnes ,2009;以及主编的巴恩斯专刊:Vanessa Guignery,ed.“Worlds within Words: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s on the Work of Julian Barnes”.Special issue. American ， BritishandCanadian Studies ,2009。

[5] 《福楼拜的鹦鹉》中译本初版于2005年问世,2010年在小幅校订后再版。《章世界史》中译本2002年首次出版时译名为《章人的历史》,2010年再版时更改为现用译名。

[6]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fragment? searchDictCode=all,accessed Dec.21 ^st ,2014.

[7] 在他者问题的研究中，他者一词对应的具体词汇以及原词大小写问题常常引起争议。在列维纳斯的行文中，他者一词实际上对应两个法语词汇，分别是“Autrui”和“Autre”。列维纳斯行文中对这两个词语的使用前后并不统一，更未做出大小写的区分。只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列维纳斯他者伦理体系中“他者”有“他人”与“他者”之分：前者专指他人，大致符合法语的传统；后者泛指一般，指普遍的他性，是他异性（ EI ,17）。列维纳斯曾明确地指出，他者的首要含义是指“他人”，“绝对的他者，就是他人”（ TI 39）。不过在他的具体使用中，他者有时也涉及非人的概念，如死亡、无限、超越甚至上帝。也有学者对列维纳斯的“Autrui”与“Autre”的区别提出了如下猜测：“Autrui”单独用于指称与我同处伦理关系之中的他人，而“Autre”则指的是任意的他者（Critchley,6）。相较于列维纳斯，同样以法语写作的拉康则对“Autrui”与“Autre”这两个词的用法做出了严格的区分。

在将列维纳斯的文字从法语译为英语时，英译者林吉思（Alphonso Lingis）是如此处理的：“尽管作者在原文中对这两个词语的使用并非严格区分‘他人’与‘他者’，但是在作者本人的同意之下，我们将‘autrui’（他人，你）译为‘the Other’，‘autre’译为‘other’”（ TI ,24）。换言之，列维纳斯本人亦赞同这一小写他者与大写他者的特指和泛指区别。除林吉思之外，包括柯恩（Richard Cohen）在内的其他列维纳斯英译者也大多坚持以“other”大小写表示Autrui与Autre之分的做法。

[8] 巴恩斯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现代语言专业（Moder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专攻法语。这一专业学习课程包括目标语言相关的文化与理论，因此他在求学期间对不少当代哲学家的理论思想有所接触。除此之外，在选择法语专业之前，巴恩斯曾短暂主修过哲学专业。详见https://www.ox.ac.uk/admissions/undergraduate/courses-listing/modern-languages?wssl=1,accessed May 21 ^st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