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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大戏剧学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成果丰硕。1984年南大率先获得戏剧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将中国的戏剧教育和学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南大戏剧学科建设中，董健先生承先启后，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开拓、示范、引领作用。他把失落已久的现代大学精神重新召回戏剧研究和学科建设，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包容异见，抵制歪风，推动南大戏剧学科迅速成长为中国戏剧科研、教学的一座重镇。南大戏剧学科建设的经验证明，学科要发展就必须给大学以充分的思想和学术自由。这是全世界现代大学学科建设的普遍规律。收入本集的论文，即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 南京大学 戏剧学科 董健 启蒙
自1922年吴梅先生到东南大学设坛授曲，南京大学（南大）戏剧学科的历史已达百年之久。滋兰树蕙有先贤，春华秋实皆后彦。历经百年建设，南大戏剧学科已然成为中国戏剧教学与科研的一座重镇。值此百年庆典之际，我们编辑了这套论文集，既是展示，也是纪念，更是新的出发点。
本书四册，共收论文155篇，别作两卷。一是中国古代戏曲研究，74篇，另一是中国现当代戏剧、戏剧理论与中外戏剧比较研究，81篇。论文的作者，一是南大戏剧影视艺术系现任或离任的教师，二是2021年7月以前毕业的戏剧戏曲学博士，三是少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戏剧史论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由于多种原因，部分师生的大作未能收录。另外，原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博士中有将近半数是以影视为题申请学位的，其中不少人也曾发表过戏剧研究的论文，但出于专业分化与变更的考虑，我们还是放弃了。这都是我们深感遗憾的。
收入本集的论文，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戏剧的历史与理论，有些跟博士论文有关，或是博士论文的延伸拓展，有些是作者主持的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有的则是对当下戏剧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论。我们将其编在一起，首先是想借此检阅1984年以来南大戏剧学科建设的成就、特色与不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示来者。其次是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戏剧研究的基本格局与重要进展，以便找到新的突破口，开辟新的学术成长空间。
我特别强调是1984年以来，因为在南大戏剧学科建设百年历史上，1984年是一道重要的分界线。这一年，南大首获戏剧历史及理论（后改称戏剧戏曲学、戏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将中国大陆的戏剧教育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科（专业）在原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内部诞生了。不过，直到2011年，戏剧戏曲学一直是文学类（代码05）艺术学一级学科（代码0504）属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代码050405），授的是文学学位。之后艺术升级为大类，戏剧学成为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代码1303）下属的二级学科（代码130302），授艺术学学位。2022年国家发布新的专业目录，原戏剧与影视学被归并到艺术学（史论研究）一级学科（代码1301）里，另外新增戏剧与影视（1354）和戏曲与曲艺（1355）两个以创作为主的一级学科，也授艺术学学位。
南大的戏剧研究与戏剧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百年来，名家辈出，佳构纷呈，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它立足启蒙，知行并举，兼容中西，不废古今，守正创新，追求卓越，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戏剧学者和创作人才。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戏剧历史及理论专业博士（胡星亮，1987届），第一篇艺术学优秀博士论文（周宪《布莱希特与中国当代戏剧》,2000年），最早的艺术创作硕士（李龙云、姚远、赵耀民等）都诞生在南京大学。科研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本专业教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青年项目以及省部级课题达数十项，并数十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及江苏省社科、教学或创作一、二等奖。在各种学科评估榜单上，南大戏剧学科一直名列前茅，是国内公认的戏剧教学与科研高地。
百年传承，有恒有变。就学科建设而言，1984年前后是大不一样的。在此之前，南大的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有传承，有传统，而无专业。虽然名家辈出，弦歌不辍，甚至还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但它附设在中文系里面，是中文专业的一部分，并未独立建制。相关的科研与教学活动，呈现出很强的依附性、个人性和随意性。1984年之后，因为有了专业平台，南大的戏剧学科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是教学的专业化、体系化、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按照专业培养目标陆续开设了一批针对博士、硕士、本科的史论专业课和实践课，教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与手段日趋完善。大多数戏剧专业院校或大学里的戏剧艺术专业，一般都是先有本科，然后逐步推进到硕士和博士教育阶段。南大正好相反，从博士硕士开始，最后扩展到本科。所以它的课程建设，也是从研究性、专题性课程起步，逐步扩展到本科的基础性和实践性教学的。南大学科建设的很多特点，都跟其独特的发展过程有关。
其次是科研的集群化、规模化得以加强，成果的前沿性、创新性日益突显，相继推出一大批成体系、有规模、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一些原始戏剧史料的汇编（集成、大系）、剧目提要或前沿课题的探索、重大艺术现象的评论和专题史研究等，往往都是集全专业之力，甚至统合全国的学术力量完成的。近年来南大戏剧专业申请并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越来越多，充分体现出南大戏剧科研的规模与力度。
第三是师资队伍建设更加重视专业性和高端性。从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到2021年7月，除特定时期和少数例外，在任的教师大都拥有国内外著名大学相关博士学位，教授和博士导师占比长期保持在50%—70%之间。这是一支高效精干的教师队伍，人数从未超过十个，却支撑着戏剧专业从本科到博士、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的几乎全部教学和实践工作，还承担着全校戏剧类的新生研讨课、通识课及DIY课程。所有教授都长期坚守在本科教学第一线，从而保证了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南大戏剧学科专业化建设上，董健先生（1936—2019）承前启后，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先生在南大学习工作六十余年，研究生阶段曾受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陈中凡教授，后来研究田汉、陈白尘，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戏剧史，均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多次获得国家和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教材特等奖、国家教材二等奖等重要奖项。他协助陈白尘先生指导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戏剧学博士，还指导了中国大陆第一篇艺术学优秀博士论文。
作为学科带头人，董健先生在陈白尘、陈瘦竹、钱南扬等先贤之后，带领戏剧影视研究所的师生，并集合全国的学术力量，编撰了多种工具书、资料汇编和现当代戏剧史，查清了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家底，确立了启蒙戏剧观和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由吴新雷、俞为民等组成的曲学研究方阵，继往开来，在戏曲史论特别是南北曲、昆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独步国内外的优秀成果，从而奠定了南大戏剧学科的整体优势地位。
董健先生是著名的戏剧学家，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中，他总是鼓励师生们自由思考，大胆探索，质疑陈说，提出新见。对于一些学术热点，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看法，并与同事、学生以及学术界讨论切磋，求同存异，探寻问题的真相和道理。收入本集中的论文，就有同事或学生跟董健先生商榷的文章。我跟董老师在京剧的现代性问题上观点相左，还曾几次否定过董老师博士生的选题，但他从不以为是忤逆或冒犯，而是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并提出更加完善的观点。在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先生曾跟艺术研究院的王安葵、傅谨等学者专家发生过激烈争论，但在引进傅谨的时候，先生是赞同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是一所现代大学的基本品格，也是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凡此种种，都影响到南大戏剧学科的所有师生，造成一种思想解放、多元共生、互相包容的学术气氛。同事之间对某些学术问题，因见解不同而展开辩难与争论，在南大戏剧学科内部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时还会延伸到学术会议甚至报纸杂志上。但这并不影响大家的友情与合作。收入本集中的论文，内容极其广泛，涵盖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现象和学术话题，不仅选题、思路大不相同，观点也多有龃龉甚至对立。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南大戏剧学科的包容精神和自由意识。如果说南大戏剧学科有什么共同的学术底线，我觉得首先是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抵制，其次是对无根之说或陈腐之见的排斥。
董老师是著名的田汉、陈白尘研究专家。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董师写田汉，讲田汉，推重田汉，诚然有机缘巧合的原因，但若放在董师全部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中来看，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因为，董师认为中国话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体系，始终存在着民间与官府，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洋，政治与艺术，立人与救亡的反复博弈，从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历史传统：一种以立人为中心，追求独立、自由、包容和进步，是启蒙的艺术；另一种以权力为中心，鼓吹盲从、专制、封闭与保守，是前现代的艺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有时候前者是主流，有时候后者占上风。董师认为，田汉虽然也曾走过弯路，有过无奈和变通，有过盲从和幻想，但总体而言，称之为中国话剧现代启蒙精神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对于董师，田汉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还是一个精神导师，一个文化路标，一种呈现自我的话语。从田汉出发，进而探索、总结、弘扬和捍卫中国话剧的启蒙传统，我觉得是董师戏剧研究工作中最具个性，最富创意，也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学术遗产。董师是中国话剧进步传统的坚定守护者。”
通过言说田汉，董师将中国话剧的启蒙精神重新引入戏剧研究，进而推广到所有学术活动中。他复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接续了欧美18世纪以来的进步思想潮流。对普适性道理及普世价值的追求，是其核心内容。他提倡以学术为志业，通过研究具体问题，来探索人的价值与本性，把人从各种陈旧过时的思想、制度、权力、传统、习俗的沉重压抑下解放出来。因此，批判实用性、功利性或为权力服务、歌颂暴君的文艺创作，反对迎合权势以博取功名利禄的学术研究，便成了董师学术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一些小说、戏剧的批评，以及对某些研究成果的不屑和否定，皆与其人道、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有关。人文精神的回归，奠定了南大戏剧学科的价值基础，也促成了南大戏剧学科的发展壮大。
由于长期从事高教工作，还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所以董师对中国大陆高校的诸多沉疴、弊端看得比较清楚。疾呼大学精神的复归，为大学“招魂”，成了他晚年写作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学精神，说到底就是启蒙精神。董师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视作现代大学的生命线，也是解决诸多教学科研问题的最终办法。可以说，1984年以后南大戏剧学科的发展跟大学精神的回归，或启蒙精神的复兴有直接关系。
就南大戏剧学科建设而言，启蒙不仅是一面旗帜，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套潜在的学术规则。它反对教条，拒绝平庸，鄙视媚世，摒弃功利，提倡创新，追求普遍，因而才有了南大戏剧学科现在的地位和影响。
学科建设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经知网检索，从1982年到2022年10月末，四十多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学科建设的专题论文8448篇（含博士论文407篇，硕士论文1880篇），专题会议论文1912篇，主题相关论文两万五千多篇，出版专著数十种。时间分布则可以用“加速增长，越来越多”加以概括。从1993年国家教委《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即“211工程”）发布以来，学科建设论文便呈快速增长之势。特别是2018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即“双一流”建设）之后，当年发表的专题论文即达767篇，为历年来最高，其中有300多篇是讨论一流学科建设的。2018至2021年四年间，共发文2850篇，年均发表721.5篇，数量惊人。另外，从教育部到各高校，还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建设文件、规划、措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建设体制机制。应该说，中国大陆高校的学科建设有了长足发展。
这些论文、文件、规章、规划等涉及的问题甚多，从投资、装备、人才、管理到教学、科研、学风、制度等，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只要粗略翻检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关于学科建设的论文和文件，都忽略甚至严重背离了现代大学和现代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科学精神、专家治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培育等。所以，中国大陆的学科建设正在遭遇一个发展瓶颈，如果没有根本性突破，便很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现代大学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如柏林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现代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1794）、康德（《系科之争》,1798）、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1803）等启蒙思想家所奠定的。可以说，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现代大学，但不能说没有现代大学就没有启蒙运动，因为各国启蒙运动的形态构造与思想重心并不完全相同。英国启蒙运动跟报业兴盛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法国则以贵族沙龙和文化艺术话题为核心，而德国启蒙运动的根据地是大学。所以，德国的启蒙思想家特别关注大学及学科建设问题。中国的情况与德国有些类似。北京大学是中国启蒙运动的策源地，所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几任校长的教育思想曾对中国大学及其学科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术分校、文理通识、优教优学、教育独立等观点，大多源自德国的大学。中外现代大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学科是大学的基础。现代大学及学科建设的关键在哪里？为什么中国大陆高校真正进入国际排名前列的学科数量跟其规模、投资、管理并不相称？为什么中国大陆高校众多，规模巨大，却培养不出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钱学森之问）即使从世界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引进一些国际顶尖的专家学者，也很难适应内地大学的人文学术环境，或者知难而退，或者与环境妥协而平庸化，原因何在？
其实，这些问题二百多年前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谢林认为，现代大学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我们应当从哪里找来这样一些教师？”谢林的答案是，那些“从当前的学术机构里获得他们初步教育”的师资，“人们只需给予这些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要用一些根本不适应于科学关系的顾虑来限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师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不但能够满足那些要求（即大学生所要求的独立判断、科学精神、普适性知识等——引者），而且反过来有能力教导别人”。
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大学教师，只能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精神环境中，从自我启蒙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中产生。
作为一个专业教师或现代学者，又应该具备哪些基本品格呢？费希特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其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所以，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他应该知道“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
。为此，他必须刻苦钻研其“选定的那部分科学”的学问，从时代各领域的发展中汲取灵感和动能，“不断研究新的东西”，“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
引导人类脱离蒙昧，走向自由。“学者要忘记他刚刚做了什么，要经常想到他还应当做些什么。”
学者一旦停步不前，不再探求新的知识，就意味着其社会特性的丧失和学术生命的终结。谢林认为，大学不能像市民社会一样，容忍那些懒惰、粗俗、平庸的人。只有那些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站在时代思想和学术制高点上的人，才配当一个大学教师。“如果有人在大学里面表现出无知和精神上的无能，那么他很难避免人们的蔑视。”“如果一个人不能证明他的勤奋，不能证明他是以科学为目的，我们就应当把他从这里驱逐出去。”“科学王国不是民主制，更不是寡头制，或者说，它是最高贵意义上的精英制。”
正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确立的这种服务社会、献身真理、刻苦钻研、不断创新、自我完善、死而后已的精神操守，支撑着南大戏剧学科的百年发展，铸造出一座座学术丰碑。
康德将现代大学称为“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在这里，科学有多少种专业，就要聘用多少种公共教师，即教授来作为这些专业的受托人，这些人一同构成一种自治的（因为只有学者才能对学者本身作判断）学术共同体，即所谓大学。”
“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在大学里必须还有一个学科（指作为一般科学的哲学——引者），它就自己的学说而言独立于政府的命令，它并没有颁布命令的自由，但却毕竟有对一切与科学的旨趣相关，亦即与真理相关的命令做出评判的自由，在这里理性必须有权公开说话：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话，真理就不会大白于天下（这将对政府本身有害），但理性按其本身是自由的，不接受任何把某种东西视之为真的命令（不是crede[你要信]，而仅仅是一种自由的credo[我信]）。”
从康德开始，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便成为现代大学及学科建设的基础。
南大戏剧学科能够长期拥有一支精干高效、学术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跟南大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及追求卓越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启蒙不是训诫，也不是强制，而是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活动。正如康德所说，除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之外，启蒙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自由既是启蒙的前提，也是启蒙的结果。实践证明，凡是思想比较自由的大学，师资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一般也比较高，束缚越多，学科水平就越低，无一例外。所以，提高学科建设水平，首先要给大学以尽可能大的自由。当然，正如康德和谢林所说，是法律规定的自由、合法的自由。
南京大学具有悠久的思想启蒙与科学教育传统。其源头，一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特别是《学衡》派的影响极其深远。《学衡》创刊于1922年1月，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晚期。该刊的主要撰述者如胡先骕、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所主张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跟“打倒孔家店”的《新青年》激进派比起来，虽然不无偏重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色彩，但辩证地看，是对激进派主张的有益补充或重要纠正。而其中蕴涵的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等观念，更是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一脉相通，对后来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办学思想与学术风格有着重要影响。二是所在地的人文学术环境。南大处于文化积淀深厚、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人们的思想向来比较开通、活跃，崇文求实，开放包容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传统。这也是南大启蒙精神虽经磨难仍能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南大的启蒙传统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除了历史和地缘的原因之外，南大戏剧学科特色的形成跟南大所提供的学术条件有着更加密切，也更加直接的联系。南大有很多高水平的人文社会学科及学养深厚的文科教师，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大量优质课程，也为专业教师创造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空间。特别是文学院的支持与滋养，对戏剧学科的发展壮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本集所收论文可以明显感觉到，南大戏剧学科的毕业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眼界都比较宽阔，思想比较活跃，胸襟比较博大，学风堪称扎实。这是他们的长处或优势。当然，短板或局限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论文题目多集中于中外戏剧史论，而对于戏剧创作实践，包括编、导、演、舞美等问题关注较少。这种偏重史论格局的形成，跟学科传统、现实条件、培养目标都有关系。近十年来，随着本科教学的改进、教学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实践活动的增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情况或将有较大改观。
当前，有两个问题严重困扰着中国大陆高校学科建设行进的步履。一是学科的特殊性与学理的普适性，或技艺与学养的关系问题；二是学科建设与政府的关系，即自由与限制的关系问题。
康德和谢林都曾深入讨论过学科的特殊性与普适性问题。康德在《学科之争》中首先对中世纪以来的学科层级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为政权服务的神学以及关乎公众福祉的法学与医学，不能驾凌于研究更具普遍意义的哲学之上，哲学作为所有科学的思想基础，应该是大学里的第一系科。因为它服膺的不是政府所提倡的信仰，也不是法律条文或公民的健康之类现实利益，而是超乎其上的绝对理性。神学、法学、医学的道理和效用都是有限的，只有理性没有边界，具有普遍价值与永恒的意义。
谢林则从其“同一性哲学”原则出发，进一步讨论了学科的特殊性和学理的普适性问题。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掌握理性思维”
。“只有那个绝对的普遍者才是理念的源泉，而理念乃是科学的生命本原。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特殊专业仅仅看作是一个特殊专业，既没有能力认识其中的普遍者，也没有能力在其中从事一种普遍的——科学的教育，那么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科学的教师和守护者。”
由于理念蕴涵在具体事物中，必须通过专业术语来表达自己，所以教师“应当在整体的精神里面对待自己的特殊专业”，“把这门科学看作是目的本身，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独立的]东西”。
“一个学者应当把他的特殊领域看作是自在的目的本身，甚至把它看作是全部知识的中心，进而扩张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总体性[在其中把整个宇宙反映出来]。他愈是这样做，就愈是努力想要表现这个特殊领域里面的普遍者和理念。反之，如果他愈来愈没有能力理解这个特殊领域的普遍意义，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愈加倾向于把它仅仅理解把握为一个手段。”“这些狭隘而平庸的人通常都会聚到一起，他们对于科学缺乏真正的兴趣，或者说他们唯一的兴趣是，科学可以作为手段而服务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外在的目的。”
学问是目的还是手段，理解不同，结果自然不同。钱学森之问的最终答案也许就在这里。与此相关的还有教师队伍的分化。目前，这种分化在中国大陆高校中已经非常严重。做真学问的人在减少，媚世讨巧之风盛行，学科建设内卷化——外延似乎在扩张前进，内涵其实在蜷缩倒退。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对策和办法，如“破五唯”、重原创等，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收入本集的论文，虽然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但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就是意必己出，锐意创新，即通过对特定戏剧现象或问题的精深研究，去揭示艺术人文的普遍道理。南大戏剧学科师生更重视一些基础性、长远性、普遍性的选题，很少做那些时尚的、实用的、功利性强的项目，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传统，有长处也有不足。但这个不足，不是说它不够时尚或缺少实用性，而是说缺乏洞穿一切的学术勇气和思想功底。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谢林是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者，他把矛盾和问题推向极端，其结论是极其深刻的，但也是非常片面的。在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里面，他更看重教师的作用，很少谈及学生。他从普遍性出发讨论学科的特殊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学科都归于哲学。因此，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最后一讲是“论艺术科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他将艺术和哲学的结合看作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两相融合的典范，如古希腊的艺术。因为“艺术是一个完全绝对的东西，是实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的完满的一体化塑造”，它可以“把理念、无遮蔽的美提示出来”，“也就是说，哲学和艺术是在一个最高峰相遇的，并且凭借它们共同的绝对性而成为彼此的原型和映像”。
所以，艺术科学与哲学理应是现代大学第一层级的专业系科。这样的结论应该说不无道理，放在现代综合大学里也比较合适，但若推广到所有艺术教育层面，则有可能导致学科特性的泯灭与消亡。
戏剧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有很强的技艺性和实践性。这只是一个方面，虽然重要，却非全部。另一个方面是，它还有理论和历史，还有关乎人情世故的普遍道理。前者可以谋生，后者可以济世。技艺的传承诚然是戏剧专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但不是唯一或终极的目的。一个受过戏剧专业训练的人，应该是既可生活在具体的感性的技艺层面，更能生活在抽象的理性的精神层面的人。如果专业训练只给了他谋生的手段，而未授之以普世价值和启蒙意识，他就只能是一个普通艺人或专业人才。只有当其超越了技艺的束缚，突破了各种思想教条，抵达精神自由的境界时，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戏剧学家或艺术家。我们需要大量艺人，也需要优秀的戏剧学家和戏剧艺术家。
当前中国大陆的现实是，普通戏剧院校或系科侧重于培养专业人才，而综合大学戏剧系更重视通才教育。后者是我们的优势，也是南大戏剧学科建设的特色之一。应该说，在这方面南大戏剧学科有着成功的经验，培养出不少科研和创作皆称优秀的人才。因为我们的学生包括了从本科到博士各个学历层级，求学动机、教育背景、培养目标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所有毕业生都从事戏剧工作或成为戏剧学家，只能希望他们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明大义，爱真理，有理想，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其理想。
学科建设与政府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沉重话题。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是伴随着现代大学一起出现的。康德、谢林、费希特都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最早的现代大学多由国家兴办。国家出钱，大学就必须按国家的意志行事，而国家意志又常常被执政者的个人意志或暂时需要所置换，因而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短暂性，甚至伤及现代大学生存的根基。康德认为，国家对大学的要求，跟大学自身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推动社会进步，造福家国人民。所以，执政者必须眼光远大，支持大学按自身的规律发展，鼓励各种学术创新，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康德、谢林、费希特都认为，创新是现代大学专业教师的天职。“假若国家的目标根本就是让科学造成一种平庸和克制的效果，把人们限定在普通事物或有用事物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能够指望，教师们会始终心甘情愿地按照理念（普适的、基本的道理——引者）来塑造他们从事的科学呢？”“只要国家追求的是最优秀的东西，它就必然会追求理念的生命，追求一种最为自由的科学运动，否则的话，那些渺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为了照顾无能的人而制定的措施只会驱逐天才，让各种天分沉寂下去。”
因此，给大学以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应有之义。
无论侧身中文系，还是独立建制，南京大学戏剧学科一直是江苏省重点学科，各级政府给予的扶持较多，自由度较大，而干涉与限制较少。1984年以来，它的快速发展既是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离开这个重要条件，它的很多学术创新和教学成果也许都将无从谈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科建设的水平与成就，最终是以教学、科研成果以及人才培养的质和量来衡量的。本论文集与其他几种大师文集、创作选集等，从不同侧面体现着一百年来南大戏剧学科建设所达到的非凡高度与巨大成就。我受学科之托，编辑此集，并对1984年以来学科建设的情况略作陈说，虽已尽力，但缺失和遗憾甚多。有些是因为我学识谫陋，有的是因为条框太多，想到却不能说透，只得引先贤以申义，寄吾心于方家。
我要特别感谢洪宏和许莉莉两位同事，因为所有具体工作都是他们做的，若无他们的心血和付出，此书的编辑和出版将不可想象。文集的总体设计与具体要求由我们共同商定，但在集稿和审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则多按我的意见处理。特别是导言的撰写，踌躇经年，仍不知从何下手。临近付梓，匆匆命意，率尔操觚，浅尝辄止，难免挂一漏万，甚至错误百出。诚惶诚恐，伏祈鉴谅！
为避免重复，凡是其他各集导言可能涉及的内容，本导言皆作省略。南大戏剧学科建设，因历史悠久，成果突出，所获各种教学和科研奖项甚多，远非一篇短序所能道尽，需要另作专论来总结和展示。为避免误判和误解，除了几项在全国学科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或里程碑意义的史实之外，其他一概不做具体介绍或特别申说。由于入选的论文都曾公开发表过，本着学术自由、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未对作者提交的稿件做任何修改。目录以毕业时间为序，同届则以姓名拼音首字母分别先后。另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论文未能收入本集，遗珠之憾实出无奈，敬请各位多多包涵。
最后，感谢所有赐稿的师友同仁。祝愿南大戏剧学科不负历史，踔厉前行，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