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引用动机：元综合

2.3.1 文献收集

2.3.1.1 数据库检索

确定检索词 。通过前期对引用动机主题的文献调研，简要分析并记录相关文献中对“引用动机”的不同表述，形成如下检索词：citing reason* OR citation motivation* OR citer motivation* OR citing motives OR citation function OR citation purpose OR citation classif* OR citation taxonomy OR citation type OR citation behavio* OR citation practice，检索词中包括“引用行为”的两种英文表述citation behavio*与citation practice目的在于将“引用动机”的上位概念包括进来，以提高查全率；中文检索词选择“引用动机OR引文动机OR引文功能OR引文类型OR引文分类”。

数据库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4个英文数据库（WoS、Elsevier、ScienceDirect、LISA、PQDT全球硕博论文文摘库）和3个中文电子资源数据库（CNKI、维普、万方），采用上述关键词进行标题检索，以提高查准率。

2.3.1.2 参考文献追踪

筛选数据库检索结果文献集，得到初始目标文献集合，随后依次浏览目标文献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后向检索（backward chaining）；将目标文献作为种子，进行前向检索（forward chaining）；弥补因检索词在部分论文标题中没有出现而造成的样本缺失，以保证样本的查全率。

2.3.1.3 文献纳入标准

就施引者的引用动机开展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中须明确报告具体的引用动机，并给出明确定义；样本收集不仅限于定性研究，而且包括混合研究或者定量研究中本研究关注的定性部分；需要明确报告样本数量，该纳入标准排除了对引用动机仅做简单归纳的文献；出于研究者的语言限制，仅纳入中文与英文文献；文献类型仅限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与硕博士论文。

2.3.1.4 文献排除标准

剔除依据引文“情感极性”（sentiment polarity）或者引文“形式”（form）进行引文分类的相关工作；剔除完全继承他人框架开展的引文动机自动分类等研究工作。

基于上述文献收集与筛选方法（图2.3-1），有39篇文献可以纳入本元综合，进入后继的EBL质量评估。

2.3.1.5 样本质量评价

采用Glynn 2006年提出的针对图书情报领域的EBL（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质量评价清单（critical appraisal checklist）进行样本质量评估。EBL质量评价清单主要包含对人口样本、数据收集、研究设计和结果四个部分的检查，共26组问题，若原始研究的有效性得分高于75%，则认为原始研究可靠。Glynn指出，进行质量评估时有些题项并非适用于所有研究，例如，针对本元综合而言，采用引文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引用动机研究的论文，不涉及“人口样本”的评估。整体而言，39份样本的总体有效性均不低于75%，这表明所有样本都通过了质量检验，可以保证本元综合结论的可靠性。

2.3.2 文献整合

在开展元综合时，需要从原始研究中提取两类数据：（1）定性研究发现；（2）原始研究的调查特征。原始研究中报告的定性研究发现是元综合的主要数据来源，用于后续的开放编码和核心概念的建构；原始研究的调查特征（例如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等）可帮助编码者熟悉样本，并将定性研究的发现置于相应的研究语境中。本研究提取了上述两类数据，包括：作者、发表年、数据收集方法、研究方法，以及与引用动机相关的研究子主题；具体引用动机。

根据Finfgeld-Connett 的建议，为了保证元综合结果的信度与效度，研究采取多位编码者协同工作的方式进行。在元综合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保持同步，不断对话，减少了偏见，提高了严谨性，最大化了交叉测量。具体分为5个步骤：（1）阅读并标注原始研究中经过充分调查分析得到的引用动机，该阶段要注意的问题是，初级描述性主题应尽可能接近原始数据；（2）以格式化的编码表记录每个原始研究中的引用动机——内部备忘录；（3）对不同原始研究中论述的引用动机进行比较、分析，依据其概念相似性与关联性进行聚类，使用更具抽象性的“隐喻”（metaphor）定义新的类别（范畴），并以格式化的表格记录结果——交叉备忘录；（4）不断迭代上述过程，同时反思“隐喻”的有效性，重点关注其是否具有内聚性，即能否清晰表征调查对象的特殊性；（5）得到一般性的引用动机分类框架并报告结果。

39篇样本中，有22项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17项采用了问卷调查或访谈法。18项研究以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献或学者为样本；13项聚焦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余8项同时覆盖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多数研究首先确定施引文献（施引者），然后对施引文献的引文内容逐条进行内容分析或者直接向施引者询问每条参考文献的引用动机；仅有5项研究首先确定被引文献集，分析样本在施引文献中的引用动机。就研究主题而言，主要以探索性研究为主，个别学者进行了验证性研究，部分学者还就该主题同时开展了多项研究。

元综合的原始研究中，部分研究在回答施引者“引用动机”的同时，也探索了施引者的参考文献选择原因（selecting reasons），即施引者在信息过载的背景下选择参考文献的判据。相关研究与Tahamtan和Bornmann 的引用过程论观点一致，后者强调引用行为是一个“从选择文献到引用文献的过程”，即引用包含“选择判据”和“引用动机”两个环节。考虑到本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引用动机分类框架，因此仅聚焦于“施引动机”，对于样本中涉及的少量“筛选判据”在结果部分不予展示。

本元综合共解析出了35个引用动机概念，并将其归纳为13个范畴。根据Petri 和Harwood ^[1] 对引用动机的定义，施引者的引用意图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在文本中透露出的与论文体裁、写作主题等相关的学术目的，体现了引文的学术功能；二是指那些较为不透明、超脱于文本之外的内在需求或外在诱因等。13个范畴均可归置于上述两个维度，形成“学术性动机”和“策略性动机”两个主范畴（图2.3-2）。结果显示，多达27个样本支持了5个或以上的范畴，同时每个范畴也均有4~31项不等的研究予以了支持。

2.3.3 学术性动机

2.3.3.1 背景

近半数研究显示，施引者的引用动机之一是总结研究主题的一般背景（general background）。例如，作者会出于论文完整性的考虑 ，对现有相关工作进行梳理 ，或者直接引用现有的综述论文 ，从而向读者提供当前研究主题的背景知识与相关理论 ，以助其了解领域知识 。其中，追溯历史和展示现阶段的主流观点与研究发现是两类最常见的具体动机。前者主要是指施引者的引用是为了追踪特定学者或某一领域内伴随着时间推移的思想演变，或研究方法的技术发展路线 ，展现引文功能的动态性。后者则聚焦于领域前沿，致力于向读者展示特定主题当下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发现 ，通常出现于论文的引言或者相关研究部分 。当施引者在背景阐述中详细描述某个观点或某项工作时，通常会对被引工作进行进一步评述，即表达研究者对相关内容的认同或质疑 ，此时还会伴随着背景之外的其他动机。

部分研究发现，施引者还可能提及与当前研究问题并不直接相关、内容更广泛的信息。例如在当前研究中并未被使用的替代性理论或研究方法，或者其他领域中的相关研究 ，以及在其他研究中得到应用的相关信息 等，上述引文更多地展示了一种非核心的边缘信息，虽然并未紧扣研究主题，但对当前研究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辅助意义。

2.3.3.2 研究空间

如White和Wang 等12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施引者的引用意图在于向读者展示当前研究主题进展，即指明领域内已经开展和/或尚未涉猎的方面，从而为当前研究建立空间 。Samraj 特别指出，当施引者期望对整个研究领域的现状进行评价时，领域内的研究空白不辩自明。事实上，当施引者识别出了领域内的研究空白时，他也为其研究主题的选择提供了解释，此时被引文献的另一作用即为说明研究主题的合理性。

就科学论文的组织结构而言，当作者明确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主题时，具体的研究问题往往也随之跃然纸上，施引者会进一步通过一系列的引用激发出当前研究问题。

2.3.3.3 基础

有14项研究报告了被引文献对当前研究工作而言具有突出的学术贡献，就粒度而言，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较为宏观的视角，即被引文献是当前研究的出发点，也即被引文献为当前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强调了被引文献对当前工作的重要价值。例如：被引文献强烈地影响了施引者对研究内容的思考，是当前研究思路的主要来源 ；或者围绕被引工作中提出的某种思路开展了进一步的工作，成为当前研究的智力源泉 ，如可将其应用于解决其他研究问题；甚至可将当前研究视为被引工作的延续，后继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被引工作的基础之上 。二是相对微观的视角，即被引工作是当前研究中某个核心要素的基础。例如，研究结果中借鉴了被引工作中的方程推导或实验条件的详细描述，“……引用参考文献的原因在于其是形成论点的基础” 。总的来说，宏观视角聚焦于整项工作，而微观视角则着眼于工作中的某个关键点。

2.3.3.4 比较

超过半数的样本解析出了比较动机，依据比较的形式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将被引工作与当前研究进行对比，二是在多项被引工作之间进行比较。

有22项研究涉及被引工作与当前研究的对比，其中，有9项研究阐述了施引与被引工作结果的对比，用以说明二者间的一致性或相矛盾之处，例如将施引文献的实验结果与被引工作中理论方程的推导结果进行比较 ，多出现在论文的讨论部分 ^[2] 。除此之外，部分研究提炼出了其他成分的比较，比如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概念、算法、实验数据等，以说明其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或者通过比较指出被引工作某方面的不足，达到强调自身研究先进性的目的。

仅少量研究关注了被引工作之间的比较，比较的内容包括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结果或者学术观点等，从而在各项孤立的被引工作间建立关联。

2.3.3.5 应用

24项研究提到施引者为了凸显自身的研究而直接应用了被引工作中的某种方法或技术，具体包括调查问卷等数据采集工具、研究方法、算法和数学方程等。 该类动机定位于施引者对于方法或技术的“照搬使用”，而非为了修改、优化，或出于比较等目的。

另有10项研究发现被引文献也可以作为数据源而被引用，即施引者使用了被引文献中包含的数据，并对其进行了后续的测试与分析。例如：被引工作是一项统计报告，施引者使用了其中的统计数据 ；或者将被引文献中发现的实验数据分析结果作为诸如meta分析等二手研究的数据。

2.3.3.6 改进/修改

除了“照搬使用”之外，另有8项研究指出施引者会依据自身研究情景对被引文献中的方法、实验技术、算法等进行优化或拓展。 也有研究发现，施引者会对被引工作中的数据进行调整，例如调整数据的精度、适用范围，或者对实验数据给出新的解释。

2.3.3.7 证据

施引者将被引工作视为一种证据，从而为当前研究提供支持，这是最普遍的引用动机之一，样本中的多数研究报告了该类动机。

证据型动机的主要形式有支撑观点、论点或假设。其中，部分研究发现被引文献支持了施引者提出的研究观点/论点或研究假设，同时施引者也会为自身认同的观点寻找依据。另外，施引者还期望通过引用帮助其定义或解释当前工作中涉及的概念 ^[3] 。

另一种相对普遍的证据型动机是向读者说明当前研究设计的合理性。例如，说明方法决策的科学性 、实验程序或实验材料选择的合理性 等。

被引工作还可用于解释、证实当前研究的发现。例如：施引者通过引用为研究结果寻找证据，说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或者对研究结果的原因做出解释，尤其是预期之外的部分发现。 部分研究对该动机的解读较为微观，例如对数值型结果的剖析 。

此外，多项研究还分别报告了诸如通过引用说明当前工作的局限性或研究贡献 ，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建议，指明未来的研究计划 等散在于样本研究献中的证据型动机。还有研究发现，部分证据型动机常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比如当被引文献作为一种“示例”（provide example）证据时，引文通常衔接在“例如”等文字之后。 ^[4]

2.3.3.8 溯源

13项研究中提及了该动机，其中的6项表现为向读者提供原始出版物，比如施引者在讨论某个概念、理论或方法的定义与内涵时，或者对其进行应用时，引用了首次提出上述内容的相关研究。White和Wang 研究中的访谈对象解释了其引用原始出版物的部分原因，即力图表明其所引用的概念、理论或方法所具有的长期影响力。

6项研究可归纳为向开拓者致敬。例如，Oppenheim和Renn 明确指出：施引者引用领域创始人的工作有时仅仅是为了向其致敬；此外，也包括对那些具有光环效应（高被引）的工作或者极具学术威望的前辈表示尊重，这些学者虽不一定是开拓者，但也可视其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领头人。

此外，部分研究中还解析出了承认优先权（acknowledge priority）这一动机，即施引者出于承认被引工作中术语、观点或方法等知识成果的目的而引用，以明确相关工作的优先顺序。另外，Frost 提出，施引者明确表明其知识债务也体现了被引文献对其而言具有特殊价值；Harwood 则认为这种知识债务不仅表达了施引者的尊重之心，而且体现了其“自卫”心理，即向读者说明自己并非相关知识的原创者。

2.3.3.9 阅读指引

阅读指引型动机主要是指向读者提供进一步的阅读材料，此类动机在语言形式上通常具有鲜明特征，常见于“详见”等术语之后。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针对不同读者的需要向其推荐更丰富的文献资源。例如向非专业的读者提供有助于其掌握相关领域知识的指导性材料，或者在文中提及有趣的观点，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等等。二是向读者提供当前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的细节。例如，向读者提供了解当前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数据完整信息的渠道，为读者提供特定版本的书目信息，等等。 三是节约篇幅。当施引者由于篇幅受限而无法列举详尽信息时，往往会通过引用以避免繁冗。

2.3.3.10 评价

多数研究提及了施引者欲对现有研究进行评价的动机，即就某一工作的理论、观点、方法或研究结果等表达自己的意见，该引用可用于增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效果。按照评价的结果，该类动机有三种具体的形式。

施引者对被引工作的批评，其主要目的通常是：①对被引工作中的数据、异常结果与优先权提出疑问；②对相关论点表示异议；③指出被引工作中的不正确、不合理之处，包括重要错误或细微错误，有时施引者会对其指明的错误进行校正；④指出被引研究中的局限性；⑤出于信念的批评。 ^[5] Harwood 特别指出，依据作者对被引工作批评程度的不同，其在措辞上也会表现出由温和到严厉等不同的语言风格。

施引者对被引工作的肯定评价，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动机：一是说明被引工作的正确性，例如被引工作中所使用的材料的合理性；二是表达施引者自身对被引作者观点的认同。

除此之外，Frost 与Wang等 还提出了一种混合型评价动机，即施引者为了表明其仅仅认同被引工作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内容持保留意见。

2.3.4 策略性动机

策略性动机是一类“轻学术”的引用动机，即施引者主要关注引文学术功能之外的其他方面，比如构建人际网络等目的。不过，这一动机与学术性动机并非对立关系，部分出于策略性动机的引文对施引文献也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只不过非科学目的是其被引的主要原因。

2.3.4.1 主观规范

少量围绕学生群体开展的引用动机研究表明，学生认为符合导师的期望至关重要，因此在引用时往往会遵循导师的建议或者选择导师偏好的引文，尽管有时学生并未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另外，Ma和Wu发现，施引者也会因为遵循“科技期刊编辑的要求”而引用特定文献，比如“一些期刊为了提高本期刊的影响因子”而要求投稿者引用该刊的文献。

除了上述来自导师、期刊的影响之外，施引者还会感受到来自学术规范或责任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约束。例如，施引者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向读者提供阅读资料的责任，或者通过引用以避免被同行指控抄袭。

理性行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特定行为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反映了社会成员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体到本研究，施引者所感知到的来自导师、期刊编辑、审稿人和读者等的压力契合主观规范的内涵，因此本研究用该范畴对此类动机进行归纳。

2.3.4.2 宣传

7项研究将施引者的引用动机指向展现其自身的领域知识或者研究能力。例如，施引者倾向于引用当下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显示其对研究热点的敏感性和当前研究的前沿性，或者通过引用相关主题的核心、权威研究表明自身对领域知识的熟悉程度和阅读广度等。特别地，当施引者同时引用一系列文献时，其目的在于体现自身对知识的整合能力和开展研究的专业能力。

另有少量研究提到，施引者倾向于通过引用来分享自己的前期工作，或者向读者介绍其他学者的高质量却鲜为人知的研究成果，例如建议读者对当前研究中所提及的被引工作开展进一步验证性研究。

2.3.4.3 趋利

部分施引者期望从引用中获得专业或私人利益，本研究将其命名为趋利性动机。

少部分研究指出，施引者有时会为了增加自己论文发表的可能性而采取某些引用策略。例如：“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一般不易发表” ，故施引者通常会为纳入更多的参考文献而引用实际上并不必要的文献，或者出于迎合潜在审稿人的目的而引用其工作；对于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引用课堂上的知识向导师表明其听讲认真，从而增加其取得高分的可能性 ^[6] 。

有4项研究发现，施引者的引用动机之一是为了掩饰其对领域知识的不熟悉。例如，通过引用领域内权威作者的论著或者曾被他人引用的文献，甚至是通过模仿他人的工作等手段进行掩饰。值得注意的是，模仿他人的工作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行为，是一种合理的科学行为，但当施引者不是以学习为目的，而仅仅为了通过模仿他人的做法而对相关论文进行简单堆砌时，则应当视其为一种为了掩饰对领域知识不熟悉的非学术性目的。

还有少量研究提及了施引者的社交动机，该动机旨在扩大自身的学术社交网络。例如，施引者期望通过引用向被引作者“示好” ，或者与被引作者建立/维系某种关系，以避免疏远。当施引者在专业或经济等方面依赖于被引作者时，该动机尤为显著。此外，还存在一些更为直接的趋利引用，例如，施引者为了提高自身工作的被引量而引用自己的文献。

2.3.5 述评

2.3.5.1 研究方法

在引用动机的相关研究中，部分学者采用引文内容分析法对施引者的引用动机进行分析，通过解读引文在特定位置所执行的修辞功能形成引用动机的分类框架。然而，由于编码者难以准确解析施引者的部分真实引用意图，因此其得到的结论会受到主观推测性的影响，存在归纳片面性的风险。部分研究显示，仅依据语言措辞解读施引者的真实引用动机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例如，编码者无法从引文上下文中判读出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的直接关联，从而判定其为一种有碍于知识发展的、无根据的“断言引用”（assertion）和“错误引用”（miscitation）。 若编码者缺乏对领域知识和施引者的深入了解，则更加难以捕捉超脱于学术修辞功能之外的策略性动机。Petri ^[7] 将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间关系较为模糊、不易从字面明辨的引用实例归结为“其他”（others）类别，Teufel等 则统一为“中性”（neutral）引用。事实上，“中性”引用类别的存在也说明了引文内容法在动机研究中的局限性。多数研究的“中性”引用是引文情感研究中相对于“积极”“消极”情感而言的一种未明确体现的施引者情感倾向。目前，辨析施引者情感态度的研究也采用以作者措辞（语义或句式特征）为基础的方法，因此将“中性”引用与引文修辞功能并列的做法有改进的必要。

采用问卷或访谈直接向施引者询问被视为一种更加合理的引用动机研究方法，除了能够改善引文内容分析法存在的主观偏见问题之外，还能捕捉到更多的策略性动机，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引用动机的真实性，然而，这两种方法同样也存在一定局限性。Bonzi和Snyder 以及Shadish等 在调查问卷中分别列举了“政治压力”和4类“社会”动机，不过其调查统计结果均为0。该现象反映了三个问题。其一是被试作答的诚实性问题：Bonzi和Snyder认为，统计结果为0的引用动机本质上是“不讨人喜欢”的（unflattering），即使施引者内心视其为真实引用动机也不会在问卷中如实回答。其二是研究者的主观推测性问题：Bonzi和Snyder在此研究的样本中提及的“政治压力”，在其他研究中均未出现，同时该动机也未在其研究中得到验证。其三是完整性问题：正如Bonzi和Snyder所言，虽然上述非学术性动机少量存在，且通过问卷法不易获得，但他们出于完整性的考虑在问卷中仍逐一列举了可能的引用动机以避免遗漏；部分学者则采用“其他”选项或者开放式问题以规避受访者无法做出选择的风险 。采用访谈法的研究同样面临受访者是否诚实的问题，且诚实的程度要弱于问卷调查，主要原因在于，受访者的“叙事惯性”和对采访者的迎合心理会加剧研究结果的失真风险；另外，当受访者面对诸如“展示学科中重要的知识”等问题时，可能会由于谦虚而造成回答失之偏颇。

受访者回答的准确性还会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采用问卷或访谈法所获得的引用动机多为受访者回顾性描述的结果，行为决策和数据收集之间的时间差导致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遗忘，而未能给出全部准确的回答，故对结果的真实性构成了威胁。因此合理选择调研时间是研究者开展相关工作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White和Wang 在被试刚刚完成写作或即将完成时即对其引用动机进行了调研，但由于写作周期较长等因素，仍存在遗忘风险。因此有学者建议尝试深入被访者的写作过程，采用行为观察等方式来揭示施引者的真实引用动机，但因实施难度过大，尚未见之于具体的研究中。

总而言之，上述问题的存在对动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构成了威胁，也为后续致力于真实还原施引者引用动机的相关工作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虑到访谈法可避开引文内容分析法的编码者主观偏见和问卷的主观推测等不足，三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宜优先选择访谈法，对于行为观察难以实施的处理可采取在作者的写作之初即介入，比如要求作者在引用的同时或一日内备注引用动机，以此获得即时性数据，该方法可规避遗忘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面对面访谈的相关问题。

2.3.5.2 分析视角

施引者引用行为的全过程涉及从文献选择到引用两个核心阶段。引用动机研究聚焦于回答“参考文献为什么被引用”这一基本问题，而文献选择环节则是对“作者为何选择特定论文而非其他文献”的应答。当施引者搜集的信息足以支撑其将潜在参考文献与其他替代文献进行比较或评估时，施引者的文献选择行为得以实施，且往往只会选择其一；随之进入文献引用阶段。潜在参考文献的感知价值是施引者在文献选择过程中遵循的核心判据，具体包括“消除”（elimination）、“多判据”（multiple-criteria）和“稀缺”（scarcity）等决策原则 ；施引者期望通过引用实现的学术或非学术目的即为引用动机。

本书在元综合的过程中发现，合著等部分特征既可以作为施引者在文献选择过程中的筛选依据，也可能是驱使施引者引用的主要原因。例如，施引者与被引作者的关系对文献选择行为和引用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当文献作者与施引者具有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时，施引者阅读其论文的可能性更大 ，在某些情况下，施引者也会出于示好或者投机等目的而引用导师或其他在专业、经济等方面有所依赖的学者的论文 ^[8] 。期刊或作者的权威性也是施引者在文献选择阶段和引用阶段都会考虑的因素。知名、享有专业信誉的作者或者发表于权威期刊的论文往往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更有可能被施引者出于致敬或掩饰不熟悉等目的而引用。

研究样本中，部分工作同时探索了施引者的文献筛选判据和引用动机。例如，Bonzi和Snyder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51位学者从筛选至引用过程中的自引和非自引原因进行了调研，得出了“展现对重要工作的了解”“建立作者权威”等引用动机，以及“没有其他数据来源”“被引工作的易访问性”等筛选判据。Shadish等 围绕施引者如何评价参考文献这一研究问题，基于筛选-引用视角提出了6类评价维度，包括“个人影响”“社会因素”等引用动机量表，以及“创新性”“经典性”等筛选量表。与聚焦于引用动机或筛选判据单一主题的实证研究相比，从宏观视角同时对二者进行研究的工作往往在结果完整性上有待加强；另外，由于施引者的部分文献选择判据与引用动机有相似之处，不加区分地报告筛选判据与引用动机结果，也容易使读者产生混淆；最后，虽然文献选择与引用是引用行为过程中息息相关的两个环节，但二者的实施场景不同，例如文献筛选判据对于评价引文科学价值的意义有限，引用动机才是揭示基于引文数据建立的评价指标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本书建议后续研究者宜围绕两个主题独立地开展工作，这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挖掘筛选的判据与引用的动机。

2.3.5.3 轻学术

策略性动机具有“轻学术”的特点，不过，部分类别也有合理的学术性成分，比如，围绕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学生群体开展的引文实践工作发现，学生倾向于引用导师推荐的相关材料。 有必要指出，研究生导师作为领域专家，依据自身知识储备与科研经验向学生提供参考文献引用建议，通常并无私心。对于学生而言，虽然其直接引用动机在于“满足导师的期望”，但相关文献对施引者的工作也具有实际的学术贡献，是一种合理的引文实践，而非不必要、无意义的滥引。

策略性动机中更多地是以趋利为代表的非学术性动机。Petri 和Harwood ^[9] 在研究中提到，受访者认为“以广泛阅读为基础”“展现了丰富的文献知识”是优秀论文应具备的特点，因此被试会采取大量引用导师推荐的阅读清单上的文献或者其他高水平工作的方式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虽然这些引文对其研究工作可能没有实质性的帮助。Fazel和Shi 通过对博士研究生在书写资助申请书时引用动机的调研发现，其引用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身份”行为。作为学术新人，其科研生涯尚处起步阶段，尚未“得到学界认可”，因此通常会采取引用权威论文等一系列策略，力图向读者展示其良好的专业形象。此类引用动机与规范理论所解释的科学家引用行为受科学精神约束相背离，施引者投机式的引用行为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其功利目的。

部分研究探讨施引者的“自引”动机，主要包括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建立自身在领域内的权威，或者更直接地期望提高自身论文的被引量，等等。自引行为的存在致使基于引文的科学评价指标易被操纵：例如，Taᶊkin和Al 列举了三个由于“高自引率”暴露出来的学术不端行为案例；Boyack等 在研究施引文献的多次引用行为时发现自引文献更有可能在施引文献中被多次提及；为此，有学者在开展引用动机研究时特意排除了自引文献。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自引对于引文评价方法有效性的损害影响甚微：Garfield 认为，期望通过自引以增大总被引量并达到显著非常困难，因为这样做的前提是频繁地公开发表成果，同时，知名期刊审稿过程中严格的质量控制使得他们不得不长期在低影响力的期刊中发表论文，长此以往，其不纯的动机必然会暴露，反而弄巧成拙。Tahamtan和Bornmann 在综述中也指出自引数量只能对整体引用率的小部分增长做出解释，即自引在总引用率的增长中仅起非常次要的作用。多数学者会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某个或者少数几个主题，自引工作多为自身前期工作的延续，随着时间推移，当其成为领域内的主要贡献者时，自引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总而言之，部分不良动机的存在并不能全然否定引文的科学贡献。Nicolaisen 指出，科学家会因害怕受到同行批判，并为了保护科学通信系统不致崩溃，而尽全力避免粗心、不诚实的引用。Baldi 曾尝试对规范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对于引用动机的解释力进行检验，其研究结果支持了规范理论中引文是对知识贡献的工具性承认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作者间的熟悉程度会对引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假设。多数实证研究的调查结果也说明上述动机仅仅是少量的。 基于引用动机对引文进行分类，有利于改善现有引文分析与引文评价方法的不足，由此也凸显了引用动机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2.3.5.4 集群引用

“集群引用”是一种在形式上与其他引文类型有显著差异的引文类别，具体表现为一个引文上下文伴随着一系列参考文献，例如：

Apart from studies that have examinedthe generic or move structures of grant proposals (Feng & Shi, 2004; Connor，2000; Connor & Mauranen，1999; Connor& Upton, 2004；Feng，2008), a small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grant writing and/or the use of cit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moves(e.g., Cheng, 2014; Connor& Wagner, 1998; Ding, 2008；Feng，2011; Mehlenbacher, 1994; Myers，1990; Tardy, 2009; Tseng，2011).

在“引文串”中，就单篇文献而言，其动机可以是背景、证据等学术性或策略性动机；就整个“引文串”而言，其整体性动机可解读为“建立信息来源之间的关联”，具体含义是，为具有相似研究主题、论点或研究结果的各项独立工作建立关联。由于集群引用在形式上的特殊性，对于该类引文在表征“参考文献重要性”或者“施引者研究态度、能力”时所具有的作用，学者们持不同观点。Chubin和Moitra 将上述“没有附加评论”的引用定义为“机械引用”（perfunctory citation），其作用仅仅是表明同一领域内存在的相关工作而已，或者说被引工作并不具备实质性的科学贡献，而仅仅是因其论文主题相对时髦，被引作者遂“搭便车”成了高被引作者；此类引文还可能表现为“冗余”引用或者与核心问题非紧密相关，体现了施引者漫不经心的引用态度。Petri ^[10] 则持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这种引用形式展现了施引者熟知领域内的知识，是施引者专业素养的体现；Mansourizadeh和Ahmad 也认为这种对知识高度整合的引用形式恰恰表明了施引者对相关知识的综合归纳能力，有利于增强其论点的可接受性。“集群引用”到底是无意义的还是作者能力的体现，需要进一步考察施引者的引用态度是否谨慎。由此可见，对于引用动机的探索绝不能仅止步于分类体系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对各类引用类型的理论与应用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1] PETRI B, HARWOOD N.Task requirements, task representation, and self-reported citation func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 successful L2 student's writing[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13, 12(2): 110-124.

[2] PETRI B.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itations in high-and low-rated master's theses[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 6(3): 23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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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itations in high-and low-rated master's theses[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 6(3): 238-253.

[5] B，HARWOOD N.Task requirements，task representation，and self-reported citation functions：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 successful L2 student's writing[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2013，12（2）：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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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itations in high-and low-rated master's theses[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 6(3): 238-253.

[8] B, HARWOOD N.Task requirements, task representation, and self-reported citation func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 successful L2 student's writing[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13, 12(2): 1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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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itations in high-and low-rated master's theses[J].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2007, 6(3): 238-253. WAwTDNYIz5d4By/cLrA3b7YDAfEgy3oH45W/tu0/wR5Xly42yzDwE6tu+EKHFE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