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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客观准确地把握其历史进程与内在规律。
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发展之路，有别于近代之前中国宗教伦理发展之路。本书先通过分析、梳理中国宗教伦理的生成、发展，展现其发展历程、阶段，力图勾勒出近代之前中国宗教伦理的历史图景，从而为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进行具体的历史定位，凸显时代特色。
发展到近代，中国宗教伦理遭遇到种种困境，这成为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的逻辑起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入手，分析中国宗教伦理遭遇近代困境的原因和根源所在，提出启蒙理性祛魅、救亡救世乏力和本土化色彩淡薄等困境表现，这也是近代化的动力所在。
面对所遭遇的困境，中国宗教伦理开启了艰辛的近代化之路。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的方法、路径、特征和进程。沿着上述的方法、路径、特征和进程，中国宗教伦理在神的道德人格化与人生价值的凸显、新伦理观念的宗教阐释、救国救世伦理精神的彰显、伦理观念本土化道路的渐进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拓展了中国宗教伦理的发展空间。
最后，通过回溯中国宗教伦理的近代化进程，总结经验、分析得失，以史为鉴、启迪当下，努力为引导中国宗教伦理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与积极启示。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徒信奉的既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有支流繁多的其他宗教派别以及民间宗教。基于历史与现实考虑，本书以道教伦理、佛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为代表，考察中国宗教伦理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伦理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影响很大。伴随着道教的创设，道教伦理应运而生，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道德评判和伦理行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儒、道两家可谓同源异流，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思想特点传承发展着中华文明传统。
二者犹如阴阳互补的两极，为迎接、容纳和吸收外来宗教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文化，儒释道的合流与互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正如陈寅恪所说：“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与此相对应，以儒家伦理为主导，佛教伦理、道教伦理共存互鉴，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伦理的演变格局。
第二，佛教是中国化程度最高的世界宗教，佛教伦理已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其本土化的进程。也正是有了佛教的传入，中华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底蕴更加厚重，发展更具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人间佛教被积极倡导，佛教伦理不断进行时代的调适和革新，在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和道德秩序的重构过程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实现了蓬勃发展，基督教伦理在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前两次的铩羽而归，第三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实现了真正的大发展。甚至可以说，基督教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在中国近代伦理观念的变迁中，基督教伦理与佛教伦理、道教伦理互融互鉴，共同成为中国宗教伦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四，伊斯兰教伦理与其他宗教伦理的交涉、融合相对较少。伊斯兰教伦理具有悠久的历史，具有完整的人生价值观、神学伦理观、德性德目观与社会伦理观。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以来，伊斯兰教伦理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在近代，与儒佛道相互滋养相比，伊斯兰教伦理参与较少，在理论上相当独立。甚至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有十个世纪之久，“可是到现在它在中国土地上都还是一个外来宗教”
。在一定意义上讲，在中国宗教伦理的近代化进程中，伊斯兰教伦理的代表性不够突出。
第五，民间宗教的伦理观念大多来自儒释道三家，思想原创性较少。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这类宗教大多秘密流传，有的研究者称其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这些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形成了民间宗教教义思想的载体——宝卷。民间宗教的伦理思想，大多来自儒释道三家，相对缺乏系统性，不宜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方法，是从研究客体运动规律性出发，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掌握现实的形式，是改造实践活动或认识理论活动的调节原则体系。
只有运用科学方法、选择合理路径，理论研究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更具现实价值。
一是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的具体表现，是人文科学研究应贯彻的基本方法。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伦理学研究需要运用历史性叙述的方法。在这种叙述中，如果没有前面的一部分，后面的一部分就无法理解，而且只有明白后继的东西是已逝去的东西的一种可能的继续，才能理解以前的东西。
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不是一个脱离了具体历史背景的抽象范畴，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存在内在相关性，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具体历史进程，只有把握其历史发展的脉络，掌握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才能准确描绘出这种近代转变。同时，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也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进程，而是一个具有客观演化逻辑和内在演进规律的进程，需要通过梳理具体宗教伦理观念在近代的具体展开，抽象概括出异质宗教伦理冲突的焦点所在，展现时代精神与时代主题在中国宗教伦理上的生动反映，从而为世俗伦理遮蔽下的近代宗教伦理做一个立体式的勾画。
二是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属于思想史层面的研究。“思想”的历史讨论的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历史，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讨论古往今来人们想什么，怎么想。历史是追溯过去，寻找人类的良心与尊严，发现自己的传统和溯源的一门学问。
了解、书写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依靠是文献资料，它们的形成有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离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来钻研史料、诠释思想容易导致研究者以主观想象代替思想原貌。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的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开展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需要将其置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史、发展史中考察，将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境。
三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理论研究不是简单的书斋中的学问，需要归之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分析和研究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进程的实际境况，把握当前宗教伦理领域存在的现实症结，我们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才能更好地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把握主要矛盾，找到解决方法，为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启示和借鉴。另外，许多问题、现象的研究往往超出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中国宗教伦理近代化研究需要综合运用宗教学、伦理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