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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优秀的民族都有悠久的阅读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经验。不过，把“全民阅读”作为重要概念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1995年联合国把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贫困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都能读到书”。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在4月23日出生或逝世，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在讨论设立“世界读书日”的过程中，俄罗斯和东欧学者提出把保护知识产权和阅读打通，该建议被采纳，因此“世界读书日”和“世界版权日”是同一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设立了“世界版权日”，中国就要响应。当时新闻出版总署是版权的责任部门，于是开展版权宣传。在宣传版权的过程中认识到阅读与版权同样重要，这是新闻出版总署推动全民阅读的原因之一。
联合国1995年设立“世界读书日”，深圳1996年就把市民阅读作为重点文化工作，迄今从未间断。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圳调研，深圳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希望中央有关部门重视阅读工作，在全国开展阅读活动。新闻出版总署党组经过研究，决定把推动全民阅读活动作为2006年度的重点工作；同时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希望在全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多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09年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等在深圳联合召开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全民阅读”写进全会决议，倡导“全民阅读”，并将其作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工作来推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强调倡导“全民阅读”。近5年来，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倡导“全民阅读”作为国务院的工作进行部署，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201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出版界、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合署名，提出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的议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引起重视。近期将有3部涉及阅读的法律法规出台和实施：一是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把阅读作为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作为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法律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阅读关乎国家富强、家庭幸福、个人成长，阅读是伴随公民终生的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把国家、社会在阅读方面的责任写清楚至关紧要。二是《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2017年4月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已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图书馆界在全民阅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场所，《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对建设阅读场所、提高阅读水平、推动阅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2017年3~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经修改后正在报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了全民阅读的意义，规定了各级政府在全民阅读中的责任，强调了学校在全民阅读中的作用。此前江苏、深圳、湖北、辽宁等地已完成地方全民阅读的立法。
从2006年至今，全民阅读活动基本全年不断线：每年春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火车站向农民工免费发放 1 个小书包、2本书、1支笔，带回家过年，营造阅读氛围；在“世界读书日”推荐年度好书，中央电视台一台在黄金时间用讲故事的方式，把上一年销售比较好、影响比较大、有文化价值的书，经专家学者评审后向社会推荐，每年 30 本左右；“六一国际儿童节”向少年儿童推荐100本优秀少儿读物，特别是我国原创少儿图书；每年8月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向世界出版界介绍中国好书，引进世界上的好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图书博览会；岁末年初，经网民投票与专家评审，推荐大众喜爱的图书50种。近10年江苏、上海、深圳等地每年举办书展，倡导全民阅读的活动有数百场；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书香活动，有3000多个，如广东的“南国书香节”、新疆的“天山书香节”、北京的“图书阅读季”。
近年图书馆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和乡镇图书室建设稳步推进。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在提出“全民阅读”的同时，提出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在每个村建一个小的图书馆或者阅览室，放3000种图书、100种期刊、《人民日报》等10多种报纸和1台电脑，旨在解决农村阅读场所问题。目前全国已建成60多万个农家书屋。
提高全民阅读水平，要从娃娃抓起，抓好青少年阅读是提升阅读水平的关键。经过多年努力，青少年阅读受到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从出版看，每年新出和再版的少儿读物达5.8万多种，少儿图书市场占有率从15年前的13%左右提升至20%，市场上能购买到的少儿读物近15万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阅读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养成阅读习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民阅读”从提出到现在仅仅10多年，目前阅读设施虽有改善，但水平还不高，而对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和阅读规律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要提高“全民阅读”水平，需认真研究和自觉吸收古今中外的阅读经验。比如，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而读书？如何按照科学规律，从儿童开始培养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技能？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使传统纸本阅读与数字阅读相得益彰？下面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为什么要读书？这是首先要回答清楚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先贤、智者也都做过描述。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培根说：“读书是塑造完全的人格。”我比较喜欢赫尔岑的一段话：“书和人类是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中形成结晶，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由，记述了叫作世界史的宏伟自传。”这些关于阅读重要性的生动、富于哲理的名言对推广阅读十分重要。但我认为从哲学上讲清楚为什么要读书，讲得最好的是宋代的朱熹。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两卷专门谈读书，即《读书法上》《读书法下》。过去对朱熹的阅读的认识往往关注读书方法，即朱子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当然重要，也有用。实际上朱熹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讲清楚了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朱熹在《读书法上》开篇写道：“读书已是第二义。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在他看来，读书是第二要义，第一要义是人生经历，但人生经历有限，不可能事事经历，而圣人们是经历过的，把自己经过实践的东西写在书上让人看，我们读经典，是把圣人从实践升华成理论层面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来理解阅读，在哲学层面就更加完善，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阅读的学术价值。
欧阳修认为：“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他把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讲得很清楚。程颐指出：“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关于读书要“明德明理明志”的观点是值得今天重视的。不过，从理论上把为什么而读书分析得最好的是马克思，他在讲到中国几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话：“火药把骑士制度炸得粉碎；指南针开辟了世界市场，使殖民地成为可能；印刷成为新教的工具，成为思想创新的必要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强大的杠杆。”
要搞好阅读，国际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如何在0—3岁培养阅读兴趣？如何在3—7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如何在中小学阶段掌握阅读技能与方法？如何在大学阶段提高阅读水平，造就“大家”培养读书“种子”？国外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我们要进行借鉴，并根据国情消化吸收。
传统阅读和数字阅读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既要抓好传统阅读，也要搞好数字阅读。数字技术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加工、传播信息和知识，可以用较少的时间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研究表明，数字阅读使科研人员阅读的学术期刊增加2倍，获取的信息和知识量提高25%。今后需要特别重视人工智能对阅读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要学习和掌握知识，特别是欣赏性阅读，纸书仍然很重要，不可或缺。我们生活在幸福的阅读时代，仍需要研究：根据不同人群、不同阅读目的，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在什么环境下用纸本阅读，什么环境下用数字阅读；获取哪些知识要用数字阅读或进行纸本阅读。总而言之，跟上时代步伐，阅读才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摘自《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11期，原题为《吸收古今中外经验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在2017年“华夏阅读论坛”上的主旨报吿》）
（《新华文摘》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