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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2004）认为地理学似乎患有严重的情感表达障碍。朱竑（2015）认为在地理学研究中，情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Anderson和Smith（2001）正式提出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的内涵，提倡重视情感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和塑造，地理学研究开始出现了“情感转向”。情感地理学将情感纳入学术研究和实践（江莉莉,2013）。首先，人类的情感具有即刻性、暂时性、永久性的时间性特点。其次，空间是影响人类情感变化的重要变量。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们不同的情感构建了不同的空间。最后，情感交往会涉及社会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郭景萍,2008）。情感日益成为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Johnson（2001）认为距离远近对人际关系的亲密没有影响。Merolla（2010）探索了空间距离对人际间情感的影响。Ettlinger（2004）认为在生产与消费领域，情感在一定时空情境下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与决策。Kwan（2007）认为地理空间研究关注情感，对世界的和平和公平有一定的指引性。乡愁作为具有一定地理空间指向的情感，正是情感地理学研究的范畴，情感地理学相关研究成果为以传统村落作为特定的地理空间，研究乡愁的地理空间特点和村落尺度的乡愁载体空间特征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地方理论兴起，人文地理学家Sauer、Lukerman、Tuan等则认为地方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态度，邹统钎（2008）主要从人的感觉、社会文化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的关系，侧重强调主观体验，而不是只生硬地局限在空间科学。RelPh（1976）认为地方不仅是地图符号的区域，还应是意义中心，具体包括地理区位、场所和地方感三重内涵。Allan Pred（2002）认为“地方”是客体，但也有其主体。Lewicka（2008）认为地方被个体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不仅限于空间地理，也包含一定的文化认知，地方空间中的主要关系是人地关系。Stylos（2017）认为地方感包括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并开始将地方感运用到行为解释的研究中。
地方性（placeness）是地方独有的特性，作为地方理论的重要分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人文地理学家Tuan（1974）认为个人会对地方产生情感反应，如认同感、关心等。与此同时,Tuan也把恋地情结（topophilia）引入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表示人对地方的爱恋之情，并最先提出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概念，由此揭开了地方感研究的序幕。至20世纪90年代，它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地方理论包含了地方感、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相关概念。
在国内地理学研究中，“Place”常被译成“地方”，与“空间”共同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核心概念（唐文跃,2006）。因在建筑学中较多被译成“场所”，因此国内研究中场所和地方视作同一概念。国内学者黄向等（2006）较早将场所依赖的概念引入国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场所依赖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张中华等（2009）对地方理论在社区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黄向等（2013）认为一个地方进行空间要素的改造，会导致空间感知基点的变化，进而引发地方依恋的变化，其中因变化后的空间物质要素和人们的地方记忆不符有很大影响。地方记忆包括童年记忆、校园记忆和成年记忆。朱竑等（2011）认为地方感可以划分为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孙九霞等（2015）对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进行了研究。黄震方等（2015）依据吴传钧等提出的人地关系理论，结合旅游地理学的特点，对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和框架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传统村落旅游地，居民和村落、游客和村落之间的乡愁情感，是对家乡和乡村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地方理论为研究旅游地的人地关系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依据。
“基因”主要源自生物遗传学。“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播或模仿单位，与生物遗传基因相对应（波拉克,2000）。随着文化基因的进一步研究，学界认为文化基因是依托一定物质载体的文化系统遗传密码，体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具有独特性、优势性等特征（申秀英,2006;赵传海,2008;吴秋林,2008;毕明岩,2011）。刘沛林（2011）把文化基因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等类型。游国龙（2013）指出精确复制“情感模式”是文化基因遗传的关键，并世代相承。许烺光（Francis,1983）认为人类的行为受情感模式的影响和塑造。曹紫佳（2007）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出发，梳理宗族型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最基本的要素和依据。乌再荣（2009）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以基因的视角来看待城市空间的起源与演化。
本研究以文化基因为理论基础，尝试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载体所体现的家乡文化、地方文化、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是否在代际之间进行了传承。
《辞海》中将“记忆”定义为“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在社会心理学中，记忆被解读为“符合人们经验的生活历史及自身的观点，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Wertsch,2002）。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对历史地段有着显著差异的记忆（汪芳,2017）。就乡愁记忆而言，与其相关的概念包括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及乡村记忆等内容。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 年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认为记忆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记忆是重构，可以把过去带到现在，记忆需要物质载体。记忆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整合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李凡等（2010）提出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了集体记忆的组织机制。汪芳等（2015）等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和时间。钱莉莉等（2015）认为集体记忆植根于人、空间（地方、景观）、时间，是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对国内集体记忆进行文献述评。
“文化记忆”由扬·阿斯曼首次提出，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主要包含仪式和文化两种类型传承媒介（扬·阿斯曼,2015）。王霄冰（2007）总结了文化记忆的内涵及外延。樊友猛等（2015）依托文化记忆理论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凝视”模型。吕龙等（2018）在文化记忆视角下构建了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并以苏州金庭镇为例，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乡村记忆以往是文学的题材和研究，近年来成为社会学的关注热点，同时推动了其他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杨同卫（2014）认为乡村记忆是乡民对乡村传统文化和特色的认知和观念，体现了乡村文化，进而形成乡村认同。
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对过去家乡时光的回忆。记忆既是个人的，在同样程度上也是集体的，乡愁之情落在具体的乡村地理或特定地方，便带有这个村落或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乡村记忆。本研究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和乡村记忆作为理论基础，探求针对特定的传统村落，居民和游客的乡愁所呈现的记忆特征。
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借鉴吸收各学科思想，认为人类之间会计算得失，目的是获得和满足最大利益。该理论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是交换。人类情感中存在本能的追求幸福或回避痛苦，进而影响行为（孙庆民,1995）。因此，人们不仅进行经济交换，还进行社会交换，如爱等。社会交换理论于20世纪末开始在旅游研究领域中运用。1992年，艾普（Ap）借用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了社区居民形成旅游影响正面和负面感知的原因，并解释了感知和态度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解释居民对发展旅游态度最合适的理论体系。刘赵平（1996）分析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社会交换理论的应用。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会受环境、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因素认知影响。情感产生的前因和后果分别是认知比较及记忆、行为倾向（彭聃龄,2004）。国外学者Homans阐述了参与交换的人会根据自身行动和期望之间的比较和满足，来表达积极的或愤怒的情感行为。社会交换理论虽然已运用到旅游研究中，但主要与旅游态度和旅游行为结合较多，与情感尤其乡愁结合的研究还很少，研究试图将社会交换理论与乡愁情感相结合作为一个切入点，探索传统村落旅游地居民因在旅游开发中的受益感知对其乡愁的影响。
代际理论是描述和研究不同代的人之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论。代际差异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Mannheim,1952）提出的，体现的是由于出生年代和成长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各方面的差异，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主要是价值观、行为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曼海姆认为“代”是在社会进程中具有共同时代背景的一群人，这种共同的背景使这些人的经历有着相似性，体现在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趋同。之后有学者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Kupperschmidt（2000）将“代”定义为出生年代和年龄阶段，并且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经历过重大事件的可识别的群体。Parry和Urwin（2011）在参考之前的研究后发现，以下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代际形成存在影响：战争以及战争后的变化；科学技术引起的工作生活的变迁；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变化。此外，社会学家认为文化因素也会对代际差异产生影响。
曼海姆的理论认为代际差异产生的条件是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根据这一理论对代群进行划分的依据是历史事件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现有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划分体系，一是基于人口学的标准，以十年的间隔为一个固定单位来划分代群，比如70后、80后、90后就是以此来划分的。二是利用代际差异理论的社会学划分，就是上文提到的根据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来划分代群，研究社会环境对不同代群的影响。中国对代际的研究开始较晚，借鉴国外的研究，由于中西方的历史进程不同，进行了本土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代际的划分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式，张永杰和程远忠（1988）根据重大经济事件和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将代际划分为以下几类:1921—1949年第一代人,1949—1956年第二代人,1957—1964 年第三代人,1964年后第四代人。杨雄（1989）根据重大经济政治事件进行了划分:1910—1929年开国建勋的一代,1930—1949年迎接胜利的一代,1950—1959年“红卫兵”的一代,1960—1978年经济开放时期的一代,1979—1989年新新人类的一代。王海忠（2002）根据“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代际划分:1949年前为红色革命的一代,1950—1964年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代,1965—1973年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1974—1984年为X世代。
代际理论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有学者将其与中国近代思想结合进行史学研究，与城乡建设相结合研究城乡迁移问题，与全球化结合研究代际关系，与心理学相结合研究心理契约，与旅游相结合研究旅游行为的差异。此外，代际理论与旅游结合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而且更多局限在旅游行为决策方面：唐代剑等（2008）研究了不同年龄层次的旅游者对乡村旅游选择行为的差异。崔丽敏等（2012）运用代际理论对“80后”“90后”的旅游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姚小云等（2013）研究了国内山岳旅游地的游客在旅游行为方面存在的代际差异。张高军等（2017）选择国内典型旅游目的地杭州为对象，以一手调查数据对不同代际的目的地形象进行比较。王兴等（2017）探讨了工作价值观影响工作投入和工作满意度中代际差异的调节作用。黄群芳等（2018）从代际理论内涵、代际划分和代际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代际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的最新研究进展。罗秋菊等（2018）研究了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下广州本地居民地方身份建构过程的代际差异。
综上所述，国外对代际的研究开始得较早，研究范围也较广泛，应用领域多见于经济营销领域，划分依据也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尽管国内外在代际的界定和划分上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都认同划分不仅仅是一个年龄问题，同时也应具有社会的属性。代际理论的运用虽然遍及许多领域，但代际理论与乡愁结合的研究几乎没有看到。本研究试图将代际理论与乡愁文化相结合作为一个切入点，从情感的维度为乡村旅游地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