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乡愁的研究，首先建立在了解它含义的前提下，自古以来学者对乡愁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几个关键词汇：思乡病、怀旧、恋地情结。因此，弄清这几个学术名词之间的联系和区分，有利于正视和进一步研究乡愁。
1688年，瑞士内科医生Hofer发现，在异乡的瑞士雇佣兵身上都有焦虑、虚弱、食欲不振、失眠与发烧等症状。Hofer认为只有瑞士人才会得这种大脑疾病，可能是由恶魔引起的，定义为思乡病（homesickness）。到了18、19世纪，这种症状在美国和法国也开始出现（Rosen,1975）。到了19世纪，研究者认为思乡病属于忧郁病（McCann,1941;Rosen,1975）。之后，研究者将思乡病从心理视角开始研究（McCann,1941），认为其是属于精神上或心理健康上的疾病（Havlena,1991）。思乡病也被定义为一种精神病，主要出现在移民群体以及船员、大学新生群体。在20世纪后期，研究者对思乡（病）的主体研究集中在离家上学的学生群体。对大学新生思乡（病）的研究主要集中他们的情绪表现以及出现思乡情绪的时间节点（Fisher,1987）。美国心理学家贝尔和韦尔奇（Baier,1992）认为思乡病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1）离家后更容易产生思乡病；（2）思乡病是一种心理体验；（3）成年人在生活遭遇困境时更容易产生思乡病；（4）思乡病通常与悲伤的情感相联系；（5）思乡病通常会被抑制；（6）心理和生理上都会对家乡产生渴望。美国心理学家瑟伯和沃尔顿（Thurber,2012）认为，思乡病是在离家后或者即将离家时产生的痛苦的情感。Scharp等（2015）使用深度访谈法研究大学生的思乡（病），发现最显著的几个要素是感受、活动、家庭和地方。
迄今为止，思乡（病）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家开展，目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Fisher（1987）等认为思乡（病）是涉及悲伤和怀念家的一种复杂的认知—动机—情感的状态。美国精神病协会将思乡（病）定义为焦虑症，特征为聚焦于家的经常性认知。尽管不同学者对思乡（病）的定义有细微的区别，但是每个定义都集中在家的概念上。因此，学者共同认可思乡（病）是一个人因对他（她）的家的渴望而引起的精神问题或障碍。
怀旧与思乡病总联系在一起，对象大多数也与家乡有关。在20世纪前，怀旧（nostalgia）在1770年前后被引进到英语中，最初的意思就是“思乡”，而在20世纪末期，大部分学者开始对怀旧与思乡病加以区分。Werman（1977）认为怀旧不等同于思乡病，其范围比思乡病广泛，主要聚焦在对过去的渴望，对象不限于想念家，温馨的往日时光、欢乐的童年等是其主要对象（Davis,1979）。在英国牛津字典中怀旧为“向往历史、过去的一种情感”，怀旧的发生是跨文化、跨群体和跨年龄的，它变成一种每个人随时都会有的体验（Mills,1994;Zhou,2008）。怀旧主要是积极的情感建构（Sedikides,2004）。也有许多学者强调怀旧悲伤的一面，将它定义为对已不存在的过去的向往（Holbrook,1991）。也有学者认为怀旧是苦乐参半的（Mills,1994;Barrett,2010）。怀旧是人们喜爱过去事物，是对过去情感和有意义事件的回忆，这些回忆会让人感到快乐和悲伤（Lasaleta,2014）。
针对怀旧的种类，国外不同学者得出不同观点。怀旧从社会层面分为个人怀旧和集体怀旧（Davis,1979），从文化层面分为个人怀旧和历史怀旧（Stern,1992），从来源可分为真实怀旧、模拟怀旧和集体怀旧（Baker,1994）。根据社会经历来源，可分为四种：个人、人际、文化、虚拟（Havlena,1991）。可以看到，研究者共同认为人是怀旧的主体，所以个人怀旧成为不同学科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个人怀旧被一致认为是来自个人过去的实际生活。集体怀旧聚焦在文化、国家或世代，往往是具有相似背景和世代的人所共有的。怀旧不仅侧重在时间意识的“恋旧”，也包含空间上的“思乡”（赵衡宇,2015）。蔡晓梅等（2013）关注日常生活所构建的怀旧空间问题，以中山大学为例，研究了大学的怀旧意向及其空间性建构。怀旧研究也从开始的病理学、心理学逐步扩展到旅游学（赵静蓉,2009）。黎耀奇等（2018）在旅游怀旧的内在结构、影响因素及作用效果三方面进行了文献述评。
1974年，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在《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的研究》一书首先提出了恋地情结（Topophilia）概念，将人与物质环境的情感联系定义为广义的恋地情结，这种感情联系是人对地方的关系、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总和。段义孚先生认为恋地情结包括短暂的视觉快乐和触觉快乐，更为长久的有美好的回忆，对地方形成家的依恋感以及生存的方式等。地方因成为人们经历的载体而吸引人们，使人们产生依恋感。家是地方的典范，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Cresswell,2006）。
陈李波（2007）以武汉老里分为例，认为就地域民居而言，恋地情结具体体现在地域民居的情结空间之中，主要包含入口空间、街道空间、植物空间、建筑空间。胡星灿（2016）认为对于20世纪寓沪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热爱咖啡馆，在咖啡馆这一物理空间寄托了很多情感，因此呈现出“恋地情结”。
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乡愁无疑是浓墨渲染的一笔。我国古代的诗词中都有关于乡愁的记载，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都表达了文人墨客的乡愁情感。“乡愁”二字首次定格组合出现，是在杜甫的诗“若为看去乱乡愁”中。总之，大多数是因远离家乡而产生的（向立,2014）。当代的“乡愁”主要体现在文学领域，如余光中的诗歌《乡愁》，以及席慕蓉将乡愁比作“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等，主要聚焦于家乡和国家。在此之后，文学领域中对“乡愁”的研究主要讨论乡愁经典文学作品，乡愁情感比较接近（王爱霞,2016）。乡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对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从构词法上可以发现，“乡愁”是偏正结构，没有了“乡”也就没有“愁”的情感来源。因此，中国人的“乡愁”聚焦在空间、时间维度，是对故土、家乡和家园的情感、记忆和期盼（陆邵明,2016）。
Mann（2008）认为乡愁是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回忆。Lowenthal（1989）认为，乡愁的根源在于远离过去以及不满现在。19世纪中叶的人口大规模迁移主要归因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向往过去的安稳生活，因此，乡愁的含义从个体思乡扩展到集体情感，成为一种时代症状和特定情境下人们的一种漂泊状态。罗兰·罗伯特（2001）认为乡愁通常是指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对过去乡村生活悲伤的回忆，总是与浪漫愁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Mckercher（2005）认为如果居民被迫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其中的文化遗迹彻底分离，将会切断其文化的连续性，影响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Glenn Albrecht）提出了一种“身在家乡的乡愁”即乡痛（Solastalgia），指由于故土的环境被迫改变，或者文化传统发生中断，以至于人们虽然身处家乡，却觉得和家乡的联结断裂了。人们因为对家乡认知感觉陌生产生疏离感，并对重新找回原有家乡不抱希望。
全球化和历史变迁使国外乡愁和怀旧出现个人化、分散化的趋势，并在商业力量的介入下，呈现出过分符号化和消费化（阮仪三,2015）。成志芬（2015）等认为“乡愁”涉及空间和地方，且与人之情感密切关联，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学者汪芳（2015）认为乡愁与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有着密切关系，并建立了乡愁之地理、历史、公共和自我的四维框架。周尚意等（2015）认为乡愁不应仅是对遥远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刘沛林（2015）认为乡愁不仅是怀念家乡以及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一种文化感受、启迪或认同感。陈觐恺（2015）认为新时代乡愁的内涵应进行扩展。唐亚林（2018）认为传统意义上乡愁的基础是乡村农耕文明和宗法，呈现出人地关系的共同体情感。乡愁体现在物质家园、精神家园和血脉家园三个方面，其体现的积极态度和发展理念显著区别于西方。
乡愁的英文单词有homesickness以及nostalgia,但homesickness也有思乡病的意思,nostalgia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和环境的变化，除了有乡愁之义，还有怀旧，而且根据前文研究，目前国外以Nostalgia为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怀旧方面。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乡愁与这些西方学术名词有一定的关联，但不等同。
乡愁和思乡病一样，都是指向家乡，但思乡病更强调离开家乡而产生的情绪和心理障碍等问题，主要是思念家乡和家人，与农耕文明时期的乡愁契合。工业化革命出现的土地圈占、田园消失、家乡毁灭，出现“寂静的春天”的哀思，属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乡愁。随着人们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出现了“逆城市化”乡愁，这是后现代（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乡愁。乡愁群体不仅包含离开家乡，也包含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经历环境变化的在地居民。
怀旧范围很大，主要侧重于对过去的回忆，体现在时间维度上，如有人喜欢莎士比亚时期或民国时期的物品和文化，有人回忆起下乡的经历，革命战士喜欢参观红色旅游景区，引起的情感就不是乡愁，而是怀旧。而乡愁属于怀旧对象限定了围绕“乡”的那部分，其中包括家、家乡、故乡以及乡村。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乡愁指向“共同的家园”（阮仪三,2015）。汪芳、陆邵明等认为中外研究差异主要归结在“怀旧”（nostalgia）与“乡愁”（xiangchou）的区别。国外更多是“怀念”过去国家或社会的“历史”；而中国学者更多侧重在对“家园”“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乡愁”依恋。
乡愁与恋地情结相同的是都对“地方”“场所”存在认知、态度、价值及其依恋，而乡愁是对家乡、故乡、原乡的依恋，有一个特指地方；恋地情结却可以任何场所皆可，如咖啡馆。
陆邵明（2015）认为中国人的乡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情结，因此将乡愁英文关键词用汉语拼音“xiangchou”来表达，体现了乡愁是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理论，本研究也将乡愁英文关键词用“xiangchou”来表达。总体而言，乡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思乡病、怀旧和恋地情结，其研究涉及多学科，属于人地关系科学问题，呈现出情感、记忆和文化特征，并有不同空间尺度的差异。
乡愁的主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所指对象也有所变化。陆邵明（2016）认为乡愁主体经历了三个群体的变化和扩展趋势，传统的少数精英、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游子以及今日普通群体。近年来，在快速的全球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在地居民也成为乡愁的主体（Albrecht;周尚意；汪芳等）。
从中国古代诗歌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乡愁的载体，如盛唐诗人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寄愁心予明月。苏轼一首《水调歌头》再掀明月寄相思的千古绝唱。“明月”当之无愧成为乡愁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
李蕾蕾（2015）指出乡愁情感寄托在乡村地理或特定地方。成志芬（2015）等认为许多具有“乡愁记忆”的古建故址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些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愁载体。学者汪芳（2015）认为，乡愁对象也就是被记忆的对象，常与传统村落体现的价值观相联系，包括空间信息、人物事件等。陆邵明等（2016）认为乡愁中的记忆场所主要有公共空间、住宅、学校等。乡愁可以是青山、小巷、老屋，带有家乡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点（王爱霞,2016）。
Agnew（1993）把尺度定义为某个空间位置的影响力。Brenner（2005）认为尺度是由多个层次组成的，具体细分为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三种。李红波等（2018）从物质、社会、文化维度构建了乡村空间系统。乡愁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地域。地域空间尺度研究成果可以为解释清楚乡愁范围和揭示乡愁的地域联系及递进关系提供一定理论基础，表明了乡愁既有国家、国际层面的，也有城乡层面的，甚至包括乡村内部层面的。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和地域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们，会有不同尺度的乡愁。金寿铁（2017）认为“家乡”是指人与特定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家的尺度不仅限于房子，可以是社区、城市、国家甚至是全世界（Blunt,2006），也可以在地方、国家和世界背景和情境下建构家的内涵（Dovey,1985）。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可以从“家庭”“家乡”到“国家”体现。其边界具有弹性，因政治和社会因素而变化（费孝通,2006）。家具有一定的根植性，祖辈、父母或童年生活起到重要的影响，家所在的地方和归属感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封丹,2015）。
文学作品中“乡愁”的“乡”所指大小不同，因此乡愁具有不同空间尺度特征（周尚意,2015）。可以看到，乡愁不仅仅是对乡村的怀念，更是对故乡甚至是对故土的思念，余光中的《乡愁》表达的就是后者，是大范围的乡愁。徐花（2007）将乡愁分为小乡愁、大乡愁、文化乡愁三类，分别是对家乡的思念、思国之情和对文化变迁及更替的情感。李蕾蕾（2015）认为小乡愁指的是“家”与“乡”，大乡愁指的是“民族”与“国家”。“乡”可以是家乡、乡村、故土乃至故国，从地方上升到全球尺度。周尚意等（2015）认为远乡、近乡都是我们情感投射的土地。Van Tilburg（1996）认为，乡愁的“乡”并不是简单意义的地理概念，还承载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
乡愁是地域空间的分离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得到许多学者一致认可。也有不同的研究角度认为是时间的距离而产生了乡愁。Williams（1975）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城市的乡愁源于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前生活的怀念。Mann（2008）认为乡愁是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回忆。陆邵明课题组（2016）在网络认知调研中发现从乡愁的主体来看，乡愁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同时乡愁记忆有一定的时间分布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生阶段、季节、天气等方面。林琳等（2017）发现旧水坑村的集体记忆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集体记忆空间是由群体关系的乡城转化和集体记忆与空间互动的结果。
怀旧文献研究表明，学者一致认为怀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还可以是苦乐参半的（bittersweet）。作为针对特定空间即故乡家园的怀旧情感，乡愁也交杂着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但积极情感占主要部分。如陆邵明（2016）对乡愁文献研究中归纳发现，乡愁中“积极”情感处于绝对优势。汪芳（2015）等对纪录片《记住乡愁》中情感进行分析发现，积极情感占比非常高；消极情感只占1.62%。
前人对乡愁的产生即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Van（1996）等指出身体与家乡的短暂或长期分离，是乡愁的重要诱因；英国社会学家Williams（1975）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人的乡愁产生于对工业化、城市化生活的厌倦，对乡村闲适生活的怀念。Fisher（1987）认为“思乡病”主要由于远离熟悉场所、人物和事物等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波兰学者Rek's'c（2015）认为家庭的分离、传统文化的衰退、社会的转型、殖民统治的崩溃或大规模的移民，以及消费的变迁引发人们的传统消费模式的改变等都是引发乡愁（怀旧）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汤南南（2016）从乡愁诗歌和绘画中的自然时空景观变化来探寻乡愁的引发机制。王欣欣（2018）认为由于生活在与家乡差异较大的环境，以及城市空间、环境和生活等因素，驱使很多人前往乡村旅游和休闲，并且可以体验乡村文化，满足内心情感需求。路璐等（2018）认为在城镇化背景下，相较日益繁华的城市，乡村却日益凋零和消失，作为情感载体的精神家园缺失，因此产生了“乡愁”。王新歌等（2018）认为影响乡愁体验的因素可从个体自身属性以及触发要素特征。郑文武和刘沛林（2017）认为乡愁产生及其强度与时空远离程度相关。徐璐（2015）认为“乡愁”的产生与城市发展中的乡村退位、资源剥夺下的乡村衰败、经济压力下的乡村抛弃、“水泥森林”里的乡村怀念、“城市复制”中的认同感缺失、利益驱使下的赝品泛滥等因素有关。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乡村正在逐渐减少，人们已不能随时看到乡村风貌，同时远离家乡和故乡的人，因为距离和时间原因常常去附近承载其乡愁记忆的地方（如乡村），寻求乡愁需求的满足，而抒发乡愁情感的重要途径就是旅游。熊剑峰等（2012）认为怀旧（乡愁）旅游是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旧旅游的终极动机在于对传统文化及人本主义“家园”的追寻。汪强华等（2015）认为乡愁作为旅游动机，会促发旅游者的行为并且对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产生影响。宁志丹等（2015）认为乡愁旅游体验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并且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要营造“乡愁”氛围、重视游客差异化需求和适时转型升级等。谢新丽等（2017）认为“乡愁”记忆是公众的个人情感对特定场所的投射，对场所认同与旅游满意有一定正向影响。吴必虎等（1999）将旅游怀旧动机因子细化为探亲访友、重访本人旧地、探访长辈故地等行为。Pearce等（2005）指出怀旧旅游动机显著影响西方旅游者的出游决策。Hwang等（2013）认为怀旧（乡愁）是消费者重复光顾高档餐馆的重要动机。Leong等（2015）以澳门为例，从推拉力角度研究了怀旧（乡愁）旅游动机对游客忠诚度有正向影响。
Marschall（2015）认为乡愁旅游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它以独特的游客凝视为显著特征，是个人记忆旅游中一个精彩的案例。Marschall（2015）以二战后波兰驱逐出去的德国人再回波兰所进行的旅行为例，对乡愁游客所写的游记进行了内容分析，认为乡愁旅游的动力主要是记忆和对于家乡的记忆，以及身份、出身和归属感。黄洁（2003）指出游客对乡村自然生态和同源性地域文化有“乡土情结”。时少华等（2018）通过旅游手段对传统村落进行活化利用式保护，可以达到乡愁的挽留和活化利用。梁丽芳（2015）基于怀旧（乡愁）视角，对传统村落旅游者忠诚模型进行了研究，认为保护传统村落物质形态，传承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有效增强旅游者对传统村落的忠诚。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一经产生，就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乡愁作为人的一种意识，也具有能动性（郭海红,2015）。乡愁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或学术价值，还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李蕾蕾,2015）。
在心理学领域，怀旧（乡愁）是回忆治疗中关键的内容，可以有效防止和减轻老年人的抑郁症（Hsieh,2003），同时也能帮助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消除孤独感（Zhou,2008）。在移情中介效应下，怀旧（乡愁）能促进慈善意向和行为，有利于产生亲社会行为（Zhou,2012）。另外，怀旧（乡愁）在消费和营销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如怀旧（乡愁）对广告吸引顾客的作用等方面（Pascal,1991;Pascal,2002;Reisenwitz,2004）。Baker等（1994）证明了怀旧在引起消费者积极情绪方面的效果。Chen等（2014）以怀旧主题餐厅为例，指出怀旧情绪正向影响价值感知、品牌形象以及消费意愿。Huang等（2016）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怀旧（乡愁）体验能让顾客在消费过程中增加耐心。
近几年来，乡愁成为城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城镇化以及人口迁徙，冲击和改变了中国的乡村记忆（汪芳,2017）。杨山等（2019）认为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周兵（2015）探索了在新型城镇化中保留乡愁的途径，提出要留住历史记忆，走城乡互动发展的道路。张军等（2014）认为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的保留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城镇化建设中“乡愁”保留的关键。刘沛林（2015）认为“留住乡愁”应就地城镇化，建设特色小城镇。陆邵明（2016）建议未来的城镇化需要借助乡愁的理念，为老百姓的乡愁留足记忆空间，实现“记得住乡愁”的城镇人文复兴。张勇等（2017）基于对河南邓州市桑庄镇“空心村”的考察，探索了为什么离乡，为什么返乡以及如何认识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