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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代俄罗斯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书信体长篇小说《雅科夫的梯子》讲述奥谢茨基家四代人历时百年的家族史，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生活与思考，探讨个体在困境中实现自由选择、积极介入生活、承担责任、向死而生等主题，集中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雅科夫的梯子》；存在主义；处境；自由；向死存在
《雅科夫的梯子》（ Лестница Якова ）（以下简称《雅》）是俄罗斯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2015年出版的带有家庭回忆录性质的长篇小说，也被作家称作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情节沿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历史线索，讲述主人公雅科夫与妻子玛露霞在20世纪上半叶的生活经历，通过大量书信再现了雅科夫数十年的流放生涯；另一条则是现代线索，记录了雅科夫的孙女娜拉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婚姻、事业和家庭生活。作品的叙述时间几乎涵盖整个20世纪，各个时期的情况在小说情节上都有所反映。俄罗斯的国家史、主人公的家族史以及不同时代人的心灵发展史相互交织，构成一部独特的史诗。
乌利茨卡娅曾在访谈中指出，她创作这部小说缘于偶然发现的一个收藏着祖父母信件的文件夹。这些书信始于1911年，持续了数十年，讲述了祖父母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经历的多舛人生，也揭开了那些早已被遗忘却令人唏嘘的家庭往事。正是对于家族历史的执着，迫使作家“再次提笔，写出这部异常艰难、简直有点儿力不从心的作品”（乌利茨卡娅1）。
家庭历来是乌氏偏爱的题材。如果说作家以往的《索涅奇卡》（ Сонечка ）、《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 Медея и ее дети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 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 ）等作品多聚焦于一个家庭的生活，那么《雅》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对家族历史的关注。作家通过讲述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组建的多个家庭，致力于表现家族内部代际的联系与传承。我们发现，书中的奥谢茨基家四代人拥有相似的体貌特征、兴趣禀赋，甚至相同的疾病。他们欣赏过同样的戏剧文本，思考过同样的哲学问题，对生活有着相近的体验。正是这些细节上的巧合构成了维系家庭内部亲人的“奇特纽带”。但是，作家要为我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一段依靠基因和共同记忆连缀而成的家族史，它更像是“一部关于‘人生科学’的小说，一部教会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乌利茨卡娅8），其中蕴藏着作家对于人和人的存在的关怀，以及关于困境中的人应如何生活的思考。雅科夫和娜拉作为两条情节线索上的核心人物，传达了作家的“存在之思”。
雅科夫是作家以自己的祖父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他是成长于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品德高尚，才华横溢，却成了战争和极权政治的牺牲品。雅科夫几次受到迫害，后半生从一个集中营漂泊到另一个集中营。然而残酷的命运并未使他消沉，即便在如此幽闭、绝望的处境下，他也从未停止过紧张的思考和认知，以此坚守着精神独立。雅科夫的孙女娜拉是一位戏剧舞美师，她与恋人、格鲁吉亚导演坦吉兹共同开展颇具先锋色彩的戏剧实验。通过对经典戏剧的重构，娜拉将自己的人生体悟转化为直观的艺术表达。虽然娜拉直到小说结尾才读到祖父的信件，才了解了他的一生，但祖孙二人仿佛一直都在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晚年的娜拉几度经历生离死别，自己也与死神擦肩而过，透过死亡之镜，娜拉领悟了本真存在的意义。
不难发现，作品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都凸显了人的存在主题，即困境中的自由选择及对死亡的态度，而这也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论题。事实上，乌利茨卡娅创作中鲜明的存在主义思想早已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不少论者基于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考察乌氏作品的经典主题，如“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和自主选择、女性在“他者”困境中的精神超越、生与死的辩证观等。
在《雅》中，作家将存在主义人生观投射在雅科夫、娜拉、坦吉兹等主要人物身上，讲述他们如何在荒谬的时代追求精神自由，探寻生存的意义。本文以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自主选择、介入生活、向死而在三个方面对小说主人公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揭示作品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
俄罗斯学者季明娜曾这样评价乌利茨卡娅，“她属于这样一类作家，哪怕在最恐怖的年代，他们也不畏惧将那些惊慌失措、饱受蹂躏，但内心又无比强大的主人公置于他们所构建的世界的中心”（Тимина）。在我们看来，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在乌氏的笔下，那些被推入窘境的主人公往往被赋予坚韧豁达的品格。雅科夫无疑是这样一个屡受践踏又无比强大的主人公。
雅科夫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多难之秋，他的一生随时代起伏，伴随着接踵而至的苦难。青年时代的雅科夫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只因犹太人的身份而被迫终止学业。为得到求学机会，他主动服兵役。国内战争结束后，雅科夫作为高级技术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工业建设中，但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涯。长年的两地分居和外界的压力，让挚爱的妻子逐渐疏远了他。1955年从集中营获释时，雅科夫已是妻离子散、伤病缠身，第二年便在孤独中死去。
雅科夫的命运折射出俄国20世纪上半叶的普遍性悲剧。强大的、非理性的集体力量压制着个体的存在，知识分子的才华与抱负在物质和精神的重压下消磨殆尽。恶劣的社会环境不仅限制着人的自由，还放大了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在雅科夫待过的军营和集中营里，不少人由绝望而沉沦，在无休止的相互猜疑、仇恨和诬陷中滑向虚无。然而即便深陷如此极端的“他者”处境，主人公也从未放弃本真的存在。雅科夫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无论漂泊到何处，他总要尽可能搜寻旧书，利用一切条件获取新知。他广泛涉猎自然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流放的岁月里自学了多门外语，尝试创作小说，撰写学术论文，不断拟订新的工作计划，全然不顾这些工作是否能为生活带来丝毫改善。强烈的求知欲和持续不断的思考，使他得以超越庸俗、荒诞的客观环境，获得精神上的解放。雅科夫的书信在小说中占了很大比重，是主人公思想情感的直接表达。在同妻子持续二十多年的通信中，雅科夫经历了数次服役、监禁和流放，然而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当中，他都保持着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雅科夫在信中探讨哲学、文学、艺术等话题，与妻子回忆他们浪漫的青春，事无巨细地关心她的工作和生活，而对自己忍受的病痛则一笔带过。即便在后期，当玛露霞对他的态度转向冷漠甚至仇恨时，雅科夫仍是满纸深情。读他的书信，我们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写信人不是置身于冷酷的集中营，而是坐在温暖舒适的客厅。1955年，重获自由的雅科夫面临的是众叛亲离的现实。妻儿早已与他这个“人民公敌”划清了界限，偌大的城市没有了他的安身之隅。他给玛露霞写下最后一封信，没有怨恨，只有感激和期盼，“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我们婚姻的全部二十五年是幸福的……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的理想是最后见你一面。我不会重新算起那些昔日的恩恩怨怨。除了你，我从没有爱过任何人”（乌利茨卡娅618-619）。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探讨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关系。自在存在是“是其所是”的客观存在，它常常以非秩序、非理性的力量压迫自为存在，即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体存在，人在处境面前的困惑、痛苦正是由此而来。但是，人却可以不断通过自主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实现对客观存在的抽离和超越。在雅科夫看来，幸或不幸都取决于个人的主观选择。当肉体被现实囚禁，思想却保持着永恒的、绝对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由。在走过异常严峻的一生后，雅科夫将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这体现出自为存在对自在存在的胜利。
世界是荒诞的，人必须忍耐客观环境。但承认了荒诞的事实，并不等于要消极地接受、顺从它。存在主义的思想底蕴中，“抗争”才是最可贵的精神。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并没有将西绪福斯视为做着无效劳动的、可悲的囚徒，而是称他为“荒诞的英雄”（加缪706）。西绪福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加缪707），在于他一次次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雅科夫正像西绪福斯，他不因绝望的处境而消沉，也并不奢望可以扭转命运，而是以自主选择实现了“自为自由”。重获自由的雅科夫最欣慰的便是可以继续科研工作，“是的，不错，搞文化传播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乌利茨卡娅624）。直到猝然离世的时刻，他手边还堆放着各种文献。雅科夫的悲剧，在于他生不逢时，天赋和才华白白葬送在时代的纷乱当中。但不能因此断定他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人的本质须靠自身的行为去演绎。雅科夫正是如此，站在荒诞的人生舞台上，完美演绎了一位悲壮的英雄。
小说题目《雅科夫的梯子》富有神话意蕴，但其传达的思想实质仍是存在主义的。《圣经》中上帝为自己的选民雅各架起梯子，以象征爱与拯救。而在这部小说中，雅科夫却是无神论者，他从未期待过上帝的垂听。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无关乎信仰，只取决于人生态度。那帮助他逃离荒诞处境的云梯，是他通过自主选择来架设的。
在《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等以往的作品中，作家彰显了传统女性的“母性”光辉。女性是家庭的守护者，是丈夫的灵魂伴侣和精神支柱，富有牺牲精神。即使面对背叛，依然心甘情愿地履行着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在《雅》中，作家却塑造了娜拉这一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通过叙述她的人生经历和大胆的剧场实验，展示了存在主义介入生活的立场。
娜拉是雅科夫和玛露霞的孙女，她成长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深受祖母女权主义立场的影响，追求的是我行我素、不受羁绊的生活。她以《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来标榜自己，在爱情方面保持绝对的自由和理性。娜拉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她在中学时就被开除出校，为了向老师和同学示威，她迅速与同班的数学天才结了婚，却从未把对方当作丈夫。即便对唯一挚爱的情人——格鲁吉亚导演坦吉兹，她也一向保持着距离。娜拉与坦吉兹数十年间维持着不同寻常的恋情，两人可以一连几年不见面、不通信，不留任何约定和承诺，给对方以充分自由。两位特立独行的主人公在戏剧领域结成了最默契的合作伙伴。
娜拉和坦吉兹关于戏剧的探讨，是在故事链条之外插入的作者对于本真存在的思索，借助戏剧情节，来表达人的“存在”的本源性困惑。在导演契诃夫的《三姐妹》（ Три сестры ）时，坦吉兹标新立异地否定了剧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存在方式。世纪之初，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生活在飞快地行进，“但在普拉佐洛夫的房子里，根本发现不了这种务实的生活，发现不了外界的运动和变化，他们在屋里来回溜达，喝着茶聊天……只有安菲莎一个人提着水桶，手拿抹布，把盆里的水倒出去……”（乌利茨卡娅64）。所有人都在“装疯卖傻”，怨天尤人，厌恶眼前的工作，却渴望着别处的生活。三姐妹连同她们“到莫斯科去”的幻想，都只是虚无缥缈的影子。只有乳母是实在的人物，因为她在踏踏实实地劳作。娜拉按照坦吉兹的想法将舞台布置成模糊不清的梦幻空间，给所有主要人物罩上晦暗的薄纱，让他们像影子般飘浮，只有安菲莎和娜塔莎两人披上亮色。
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雅科夫的信里。谈到自己对《樱桃园》的理解时，雅科夫指出，《樱桃园》（ Вишневый сад ）中没落的贵族、倾圮的豪宅、凋落的樱桃，都是必将淘汰的旧世界遗物，樱桃园主人们的痛苦是经过渲染和夸张的，“任何忧愁的语言都毫无什么生活根据，只剩下某种审美的浮云”（乌利茨卡娅377）。只有下层人民“赤裸裸的、受折磨的、挨饿的痛苦”（乌利茨卡娅378）才是实际的、积极的，因为这种痛苦可以促成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改变，推动社会进步。在雅科夫看来，只有洛帕辛是有行为能力的活生生的人。
娜拉、坦吉兹和雅科夫对戏剧人物的另类解读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处境剧”的观点。萨特谈到“处境剧”的人物塑造时指出，“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作出决定的瞬间”，“在自由选择之前毫无性格特征可言”（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97），萨特强调行动的重要性。三姐妹和樱桃园主深陷于处境的泥淖中，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阻止不了家园的毁灭，于是通过自欺逃避现实，逃避人们所是的东西，因耽于空想、拒绝行动而僵死，成为被抽空了实质的影子。与之相反，从那些“庸俗可笑”的小人物（娜塔莎、安菲莎、洛帕辛）身上，却可以看出行动着的、自主选择的正面力量。他们全身心投入当下的行动与实践，由此赋予处境和自己的存在以意义，“使当前现在对我来说更为鲜明”（段德智308）。
在舞台上，人物的性格特质只能是由他的自由选择和行为来反映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正是行为诠释着人的处境。萨特曾就这一关系做过精妙的“岩石譬喻”：岩石本身是自在的存在，它是绝对的、中性的，不包含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只有当岩石与自为的存在联系起来，亦即当我们作用于岩石时，它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想搬动它，它便表现为一种深深的抵抗，然而当我想爬到它上面去观赏风景时，它就反过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援助”，岩石“等待着被一个目的照亮，以便表露自己是一个对手还是一个助手”（萨特《存在与虚无》585）。岩石如同我们的处境本身，其意义显现的唯一前提是我们介入其中。如果说娜拉以自己对生活和戏剧的理解，阐释了自由选择对于处境的意义，那么娜拉的祖母玛露霞则因受制于处境的自由而拒绝介入生活。
玛露霞是位独立、自尊、要强的女子，她出身于一个并不富有的钟表匠家庭，从小热爱音乐和文学，十六岁时步入社会，从事儿童教育工作，而后又成为一名舞蹈演员。玛露霞青年时代接受了先进的社会思想，渴望成为精神独立、不受拘束的新式女性，争取到自古以来就是由男性控制的那种精神创造权。她自称“党外布尔什维克”，立志献身于解放人类的共同事业。玛露霞与雅科夫在一次音乐会上邂逅，共同的精神追求成为他们幸福婚姻的基础。但是，玛露霞并不愿成为爱情的附庸，她担心自己的演艺生涯断送在为人妻母的处境下，惧怕“沉湎于女人过的一种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每天与锅碗瓢盆、洗洗涮涮和缝缝补补打交道”（乌利茨卡娅266）。在致丈夫的信中，玛露霞描述了排练舞蹈剧时的情景，似乎是对自己命运的无奈预言：“一组女舞蹈演员完全处在风的控制下，风卷着她们，一会儿把她们吹散，一会儿又卷到一起，每个人仿佛失去了个人的意志和自控力……不知所措的生命被阵阵旋风一个个卷下了舞台”（乌利茨卡娅290）。在“处境”中的玛露霞感到自己就像风中枯叶，不得不服从自然法则。她的艺术追求、她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注定为社会和家庭加诸女性的责任所泯灭。雅科夫被流放后，玛露霞与儿子的生活陷入窘境，顶着“人民公敌的妻子”的帽子，一切梦想的事业都无从谈起。玛露霞对丈夫由失望渐渐转向愤恨，她拒绝与从集中营归来的丈夫见面，甚至唯一的遗愿就是不同雅科夫葬在一起。
应该说，作家对这个“可怜的、踌躇满志的、一生都没成为她想成为的那种人”（乌利茨卡娅20）的玛露霞充满了同情、惋惜，但对她的生活态度并非完全赞同。人生活在处境之中，一切行为都以处境作为前提和背景。自由也会受到处境的制约，因而是相对的、有限的。萨特曾指出，“只有通过自由（显现）的处境，只有在处境中（活动）的自由”（萨特《存在与虚无》624），一个小个子不能要求变成一个大个子，独臂的人也不能奢望长出两条胳膊。玛露霞的困境恰恰在于，她无法接受个体自由注定要受限于处境的事实。对她而言，幸福感源于事业的顺遂和外界的认可，在于其独立女性价值的彰显。当这一切暂时无法实现，她便远离了生活，拒绝了生活本身赐予人的最本质的情感，同时也放弃了真实而有意义的存在。
死亡是乌利茨卡娅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正如作家在访谈中所述：“如今死亡对我而言成了重要的，或许是唯一重要的主题。”（Улицкая）对死亡的关注同作家的个人经历有关。在与疾病斗争的十年间她曾有过濒死体验，这使其提早经历了人处于临界状态时的心理活动。生物学、遗传学的教育背景，又让她在描绘死亡时，较一般作家更为客观细致。同时，她善于从死亡中挖掘某种形而上的哲理。无论是《索涅奇卡》《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中猝然而至的死，还是《布哈拉的女儿》《欢乐的葬礼》中从容安详的死，都是通过死亡探讨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体现出存在主义“向死而在”的生存哲学。
在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态度时，乌利茨卡娅指出，“死亡是生命之线上的最后一点，我们毕生都在为这个点做着准备……对于还留在这世上的人来说，死亡是珍贵的”（Улицкая）。通过他人的死亡，可以反观自身的存在，并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娜拉年轻时离经叛道、个性强烈，她曾经无法忍受祖母的政治立场，看不惯母亲沉迷于忘我的爱情，厌恶父亲的软弱，与婆婆更是难以相处。然而，当亲人们相继走到了生命尽头，娜拉却理解、接纳了一切。她突然意识到，父亲表面上的快活和善于交际，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无助；而她曾十分反感的母亲那天真的笑声，如今竟使她无比怀念。娜拉回忆着与亲人们相处的往事，“心中渐渐充满了怜悯、过失和宁静之感”（乌利茨卡娅338），为自己没能给予他们更多的爱而感到惭愧。
死亡是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从事哲学即是从事死亡”。无论是雅斯贝尔斯的“死亡是一种一直渗透到当前现在里来的势力”（段德智304），还是海德格尔的“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段德智304），都将死亡视为生存过程和生命系列的一部分。“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死亡这种可能性”（段德智309），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替代，决定了人的存在是“向死存在”。然而对待死亡这一必然结局，人们却下意识地采取回避态度。通过主动沉陷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依赖于同世界共在的此在来回避死亡，不让畏死的勇气浮现。直到某个时刻，个体出于某种契机站在了“存在”与“非存在”的交界处，重新察觉到自身的存在与个性，才能顿悟本真的存在。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正是在突然降临的死亡面前，看出了此前沉迷其中的生活的虚伪，开始用新的目光来回顾自己的全部生活。透过死亡之镜，人们摆脱大众意见的羁绊，看到生活的全部可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畏令此在先行到死”（陈嘉映97）。
暮年的娜拉与病魔抗争，对人生有了独特的体验。疾病使得娜拉预先体验、理解了死亡，从而加深了对生的热爱。曾经令她感到遗憾、伤感的往事，如今只留下美好的回忆。她将琐事列成清单，像祖父当年那样，从生活本身的平凡事务中汲取无穷乐趣，“现在，当她把死亡推迟到了没有定期，便体验到了人生异常的鲜亮和强烈的求生的欲望。她过去从来没有把生命当作一种馈赠，可现在它却变成了生活中每时每刻的节日。之前她几乎注意不到的区区小事，如今都熠熠闪光并让心里感到温馨……她只感到一种连续不断的欢乐，感到一种千倍增长的生活情趣”（乌利茨卡娅601-602）。
接触死亡，为娜拉提供了“先行到死”的机会，产生了清醒的“畏”，并代替了此前对于死亡的恐惧。娜拉以存在主义的方式思考死亡：每个人的一生都在河里游泳，都要游完“出生—存活—死亡”这段路程。与此同时，每个“自我”都仿佛被封闭在一个精致的水泡里，当水泡破裂，人就回到了河里的无穷深渊。这里的“自我”是本真的存在，“水泡”则是人的处境，此在总是被抛掷于一定的处境中，进而沉沦在非本真状态的漩涡里。水泡破裂，意味着人终于挣脱了处境束缚，找回了个体的自由，但死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娜拉是幸运的，她能够在自己真正的死亡到来前体验“临界处境”的精神激荡，获得知命乐命的豁达智慧。
存在主义哲学对待死亡的积极态度，体现在这个悖论里：死亡是此在的终结，然而它却是使此在成为此在的终结。人生的一切价值都建立在死这一前提下。“死亡把生命的弦绷紧了”（陈嘉映95），只有死亡才能把意义给予此在、给予生命。对死亡的直面和思考，使娜拉领悟了生活的真谛，从而通向本真的向死而在。
作为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不仅展现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更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广泛的“人”，特别是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平凡而普通的小人物，关注他们在群体中的生存困境，表现他们作为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生存方式。虽然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不足以被贴上“存在主义文学”的标签，但其中的思想内涵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契合的。
在小说《雅科夫的梯子》中，作家透过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探索了存在主义的人生观问题。雅科夫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荒诞而孤独的处境中，他艰难地维护着精神自由，通过自主选择实现了对困境的超越，诠释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思；娜拉和坦吉兹则通过独创性的戏剧实验，艺术地表达了人应当介入处境、以行动演绎存在的观点；同时，作家通过娜拉晚年的生活与思考传达出存在主义的“死亡哲学”——死亡为存在赋予意义，只有理解和直面死亡，人才能懂得生命的美好，才能学会本真地存在。由此可见，乌利茨卡娅在《雅科夫的梯子》中传达的存在主义思想内涵，最终指向了积极的生活态度。正如作家本人为小说下的注脚，“我的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人们，人即使处在地狱底层也要一直往上爬”（乌利茨卡娅3）。作家以《雅科夫的梯子》作为自己的存在宣言，诠释了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中最明亮的部分，也为时常陷入存在困境的当代读者洒下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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