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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个性和自由，将人的地位置于理性和意识形态之上。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视角解读马卡宁的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从共在与自在、价值与选择、犯罪与忏悔等方面分析其中蕴含的存在主义思想，揭示个体在荒谬世界中坚持自我存在、维护独立人格、实现自我超越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卡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作为一种哲学思辨，自19世纪在西方诞生以来，便受到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艺术家们的广泛关注。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的存在本无意义，但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可以通过自我意识的存在去构建、充实并完善自我。存在主义意识在俄罗斯文学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特的命题而存在，对存在主义的思索早在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中便初露端倪。存在主义被普希金理解为“莎士比亚主义”（шекспиризм）
和“世界性”（всемирность），对果戈理而言体现在主人公意识转移到作者意识的问题上，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具象为一系列关于道德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则体现为福音书文本和作家所提出的“活的生命”（живая жизнь）
概念（Алехнович 255）。存在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人本主义，是在社会危机时期出现的拯救人们内心空虚的一剂良药。苏联解体使俄罗斯民族遭遇巨大的社会震荡，经济衰退、物质匮乏、社会混乱等一系列打击使俄罗斯人民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但同时这也深切唤醒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意识。现当代作家开始在创作中融入自己对存在主义问题的思考，佩列文、乌利茨卡娅、托尔斯泰娅、马卡宁等作家的作品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文学评论家弗·阿格诺索夫就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人类的存在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现实主义小说中”（余一中121）。
马卡宁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 Андеграунд ， 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以苏联解体初期人们的生存状态为背景，刻画出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像及其心理特征。作为一部典型的讨论存在问题的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书名本身即反映出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地下人”这一名称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地下室手记》（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的借用，但作家并未直接使用俄语词汇“подполье”（地下室），而引入了英语外来词“андеграунд”（underground），这不无原因。“подполье”常与俄国式的阴冷潮湿相联系，投射出腐败不堪的旧时代气息（姜磊69），“андеграунд”则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蕴含着反抗束缚、追求自由的象征意义。马卡宁接受采访时曾指出，“‘андеграунд’是社会的存在主义潜意识，反映社会的内部进程”（Лейдерман，Липовецкий 632）。目前，我国学界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限于后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整体观照该作品的研究尚处于空白。本文拟从共在与自在、价值与选择、犯罪与忏悔三方面探讨小说涉及的存在主义问题，诠释“当代英雄”选择坚持自我存在、保持清醒意识、维护独立人格的价值意义。
小说主人公无名无姓，被人们用父称彼得罗维奇来称呼。他曾是一名地下作家，熟练掌握五门外语，可谓是一名知识分子。然而他是社会的“多余人”、持不同政见者，已年过中年，却生活坎坷，作品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发表。为了谋生，他做过工厂的锅炉工、科研所的守夜人，看管过仓库，最终成为筒子楼的一名看守。在塑造主人公彼得罗维奇的形象时，作者有意将存在主义母题引入文本。小说开篇，彼得罗维奇在看守的房子内阅读着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并发出感叹：“要不是有比比欣的译本，俄国人有谁会读海德格尔！”（马卡宁3）。由此可见，主人公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熏陶，其人生观和价值观蕴含存在主义意识。
彼得罗维奇看守的筒子楼是赫鲁晓夫时期典型的简易住宅楼，它保留着贫民区住房的特征，所有建筑的风格和式样近乎一致。筒子楼不仅是国家建设追求统一化的结果，而且是苏联社会文化的标签与历史记忆。作家在筒子楼这一特殊时空内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齐聚一堂，由此塑造出一个小型微缩版的苏联社会。在这个缺乏多样性的封闭住宅楼里，居民们的性格和行为画像近乎一致。他们是普通的市井民众，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都面临着物质和精神匮乏的双重困境，在混乱动荡的现实生存环境中艰难挣扎，在栖身的筒子楼里演绎着各自充满荒谬的生活故事：库尔涅耶夫“一如既往地在走廊里寻找着他的维拉。永恒的找寻。一边道歉一边往别人的门里探头——打听”（11）；瑟乔夫老两口“彼此间永远打个没完，互相埋怨，大叫大嚷，而房门照例是不关的，盼着有人进来帮忙”（23）；捷捷林“胡乱地下着剪刀，……做完以后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心梗再次发作，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当下就死了”（146-147）。
平均化的居民群体画像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常人”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认为人本身属于他人之列并且巩固着他人的权力，因此自己的此在常受到他人的共在的影响。这个“他人”并非指单个人抑或群体，而是指带有中性色彩的常人。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中，常人具有“共处同在、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公众意见、卸除存在之责与迎合”等性质（287）。居民们共处于筒子楼这一平均空间之中，个人的此在受到他人共在的影响，成了性质相近的“常人”，过着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的生活。他们在住房私有化浪潮中争夺着每一个可能的“平米”
，对可能占有“平米”的看门人彼得罗维奇又采取着心照不宣的“排挤哲学”：居民们“不跟我打招呼，在走廊里对我粗声粗气”，“他们害怕和我交往——害怕表现出一丁点儿善意。见面把目光躲开：也许他（我）忽然也想要求筒子楼里的个把平米呢”（352-353）。这种无言的默契是在共处中自然而生的，同时也萦绕着筒子楼中的常人世界。
从本质上而言，常人属于一种生存论上的观念，本真的自我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但海德格尔也指出，“本真生存着的自己的自一性（selbigkeit），从存在论上看来，并不等同于在形形色色的体验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那个我的同一性（identitaet）”（291）。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在生活中始终维护着那个自在的“我”，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坚持着自我的同一性。彼得罗维奇没有住房所有权，只有作为看守的临时使用权，因此他在筒子楼内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一职业特点“决定了他必然以超脱和俯视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世界”（姜磊69）。由于没有住房，走廊成了彼得罗维奇特别的生活和休息的空间，于他而言，“有这个走廊的世界就完全够了”（34）。至少在那里他是自由的，能够双手插着兜，以主人的姿态徜徉在无尽的走廊中。值得指出的是，走廊对于主人公的弟弟韦涅季克特而言也是一个独特的自由的象征：“他忽然意识到他来到了一个轮廓整齐的完美世界：来到了病房和垂直交叉的医院走廊的形而上的境界”（32）。对于常人来说，房子是他们赖以存在的世界；但对于兄弟二人，走廊包含的自由意义才是构成他们生存世界的主要因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气息，人的价值与住宅画上等号，主人公无奈地感叹“通过住房而不是通过女人来认识我的存在，这就是当前的生活流（潮流）”（35）。在一片争权攘利的共在之中，彼得罗维奇选择退出争夺住宅的冲突，将大写的“我”超然于外在世界的诱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居住在筒子楼内。银行家洛维亚尼科夫假装将住房转到彼得罗维奇名下，实则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房子被虎视眈眈的居民私有化。但一个月后，克拉拉·安德烈耶夫娜和她女儿找上门来，出示了私有化和卖房公证书。彼得罗维奇得知自己被骗，却也没有过度气愤或委屈，“甚至开心地笑起来……握了握她们的手，祝贺她们乔迁新居”（588）。对于洛维亚尼科夫的做法，主人公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表示了理解，“我看出来，洛维亚尼科夫并非受贪婪的驱使，他维护的不是金钱——他维护的是他自身。……洛维亚尼科夫是为他自己的‘我’”（589）。主人公冲破束缚自由的枷锁，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自由是所有本质的基础”，彼得罗维奇“在超越了世界走向他固有的可能性时揭示出世界内部的本质”（萨特533）。
作为曾经的地下作家，彼得罗维奇的作品在十五年间从未得到承认和发表。在得知自己的作品从未被编辑审阅，早已在出版社的角落里蒙上灰尘时，彼得罗维奇选择去过一种“无话的生活”，不为旁人的评价和看法所累，因为“每个人有朝一日都会明白这样或那样的作为承认形式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524）。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后，众多地下作家开始涌出地面，如斯莫利科夫和济科夫，他们“刚醒过闷来就开始捞取、攫取、获取昼光下的名声（并且成了名声的奴隶，成了历史的残废）……一本接一本地出书，担任职位，领导刊物，对这类事情的热衷，起先成为诱惑，后来成为俗恶”（525）。而彼得罗维奇却主动选择放弃写作，他不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需要别人的认可，也未曾将自己的不被承认视作一种失败，相反，他认为这是一场维护自我存在的胜利，“我的不写作的‘我’获得了自身的生命”（525）。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萨特30）。换言之，人只有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可以解放自己或实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存在意义。主人公退出写作圈子，将自己从名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使他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关于作家和时代的关系，马卡宁有着自己的理解，“作家不能选择时代，他就不能抱怨时代，他应当学会在自己的时代里生活”（侯玮红8）。在一定程度上，彼得罗维奇的选择犹如作家艺术观在小说中的投射。虽然时代没有为彼得罗维奇提供一个完美的生存世界，但他并未因此怨天尤人或愤世嫉俗，而是选择在自己的地下世界里完善个人存在的意义。正如萨特所言，“人像一粒种子偶然地飘落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刘莉274），只有存在着，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才能够努力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伦理道德的选择在存在主义世界观中同样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彼得罗维奇对伦理价值的蔑视和自我存在的超越体现在他对情欲的放纵上。情欲“是自为
的彻底变化，因为自为是在另一个存在的水平上使自己存在，它决定自己使它的身体异变地存在，决定以其人为性使自己变稠”（萨特480）。对于彼得罗维奇而言，在异性身上释放自己的情欲，是另一种感知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渴望是急迫的——来自本能——而且是肉欲的”（70）。彼得罗维奇对待爱情和性关系的态度自由随性、无拘无束，甚至超越了道德标准的限制。面对与自己偷情的女医生塔季扬娜·萨韦利耶夫娜和她的司机丈夫，彼得罗维奇可以坦然地与他们同坐桌前、喝酒言谈，毫无紧张与不适之感。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当今三角关系就像三个人喝一瓶伏特加一样自然。……过去的两三个世纪把三角关系里原有的戏剧性滋味全榨干了，除尽了（大家可以顺顺当当地活着。只要不胡闹）”（40）。
作为同貌人的弟弟韦涅季克特与彼得罗维奇有着相近的存在主义思想。韦涅季克特是一个极具天赋的画家，可以在任何一张纸上用铅笔或炭笔在半分钟至一分钟内作画。天资聪颖的韦涅季克特和哥哥彼得罗维奇同样选择了地下人的世界，二人的经历和个性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他们始终坚持内心中的“我”，不屈服于外在现实的压力，能够经受住外在世界的诱惑。萨特认为，存在主义并非是一种对人类悲观主义的描绘，相反，它是积极而乐观的，因为它把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是主观性，它是基于意识本身而找到的绝对真理，“任何从人出发的理论，只要一脱离这个找到自我的状态，就是压制这种真理”（20-21）。俄罗斯的存在主义以伦理和宗教探索为主要特征，其中乐观主义的成分较多，而个人主义的成分相对较少（Кибальник 132）。小说中的兄弟二人都习惯吹着口哨笑对人生，不论陷入什么困境，都表现出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并能为自己的命运做出积极的选择和行动。韦尼亚
读大二时受到克格勃的传唤，但他没有选择忍受或屈服，反而在押送车上讥讽押警，因而遭到殴打。韦尼亚明知下场悲惨，却仍要用言语挑战警察的权威，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在精神病院，韦尼亚被强制服用药物以至于个人意识尽失，然而他依然执着地在每间病房中寻找自我。小说最后韦尼亚再次被带到精神病院之时，“在这一瞬间他是俄国的天才，他被摧残，被屈辱，被推搡，一身粪便，可是仍然要说你们不要推，我会走到，我自己走”（669）。即使人的生理和意识会被控制，但人的精神和思想依然可以独立存在。兄弟二人的选择体现在社会、伦理和本体论等诸多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层面，每一层面都决定着各自在小说中的冲突程度，“因而他们的选择充满非理性和矛盾的特点，原因即在于作者所构建的存在主义意识中的二律背反：个性与社会、生活与艺术、杀与被杀、生的渴望与死的必然”（Алехнович 256）。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在情节和主题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存在诸多文本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可视为该作品的思想意识草图”（Семыкина8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焦点主要集中于异化和犯罪问题上（Кибальник132）。异化与犯罪同样是马卡宁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凸显的主题。彼得罗维奇两次杀人的场景看似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在情节设置方面“具有进一步引导对话的作用”（于双雁149），但从存在主义角度而言，彼得罗维奇的杀人行为其实是自由异化的结果，是为了维护自在的“我”所做的努力。
异化和非本真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特征，是自我的“存在论”特征（肖恩·赛耶斯35）。彼得罗维奇第一次杀人的缘由是三个高加索人拿刀恐吓工程师古里耶夫，并以此为乐。古里耶夫恐惧和痛苦的微笑深深刺激着小说主人公，他在古里耶夫身上看到自己同样经受过的苦难，“我的过去，我的痛楚，在我身上默默地应付着过了多少年的半臆造的受难者典型——现在他正向着他们所有人微笑”（178）。于是他回家拿起刀，放进口袋，但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我’”（179）。古里耶夫事件激起了彼得罗维奇曾经遭受的被侮辱感，虽然那种感觉早已平复，但它仍然像万有引力法则一样远距离地压迫着他，“我常常使劲地在心里（在我多次褪色的心理压痕里）重塑着过去的痛苦屈辱的场景”（179）。虽然作者在此并未具体描绘这“过去的痛苦屈辱的场景”，但显而易见，这种无法忍受、多次重现的屈辱感使彼得罗维奇拿起了武器——他要保护自在的“我”不再继续受到同样的打击。因此，在面对一个高加索人的勒索与侮辱时，彼得罗维奇本真的我便超越现实的界限，拿出准备好的刀子结束了勒索者的性命。
如果说主人公的第一次杀人行为具有类似普希金时代“决斗”的特点，那么他的第二次行凶则包含宗教上某种“忏悔”的寓意（Алехнович 257）。因为发现“咚咚同志”丘比索夫有关地下人的谈话录音，彼得罗维奇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了克格勃的线人和帮凶，而这于他地下人的身份和名誉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因为他“除了荣誉一无所有……随便落个什么名声都行，但可不能落个线人的名声”（323）。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主人公计划实施了第二次杀人行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描写这次情节冲突之前，作者采用了延宕的方式，拉长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过程。彼得罗维奇多次意识到丘比索夫是“人”的本质，因此开始犹豫和痛苦，“一种思想一次又一次轻手轻脚地爬进我的脑海，似乎要在无意中把我变得心慈手软。痛苦并不在千秋，并不在万代——它只存在于我的短暂的‘我’，此地与此时”（335）。最终，异化的自我存在还是令主人公抛开了短暂的煎熬，为保护自在的“我”而再次犯下了杀人的罪行。而且这种痛苦煎熬的感受在杀人之后一直伴随着彼得罗维奇，“像世界一样古老的古旧思想，即杀了一个人，你不仅毁坏着他身内之物——也毁灭着自己的身内之物”（382）。萨特曾提出“他人即地狱”的思想，认为每个人在维护自在的绝对自由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人的自我存在，成为妨害他人自由的地狱。人对他人的妨碍不只是物质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意识到自己会成为被杀者的地狱，彼得罗维奇陷入一种形而上的虚无之中。在临杀人前，他并没有感到一种即将暴发的畅快，“……却是一种不明确的甚而萎靡的感觉。像是衰弱。像是空虚”（343）。
实施杀人后，彼得罗维奇试图向一位名叫娜塔的姑娘忏悔，以消除内心的罪恶。可娜塔的天真和不谙世事令主人公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在一次夜晚的嗥叫中，彼得罗维奇的痛苦终于得到释放，他也因此被抓进精神病院。但在精神病院醒来后，主人公感到无比轻松，因为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游民夜店里的那场半夜的呼喊是被上苍听到了的。他们（在那里，在高高的天上）把我的嗥叫和我的痛苦作为忏悔接受了；接受了，通过了”（402）。存在主义因思想源头的差异而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有神论存在主义和无神论存在主义。然而有学者指出，存在主义最先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有神论派要比无神论派更加广泛（Рябов）。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因而往往具有宗教色彩。有神论存在主义摒弃理性与科学的传统，视上帝为“在场的”现实世界的最高本质。而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超主体化的顶峰”，只有完善的个人才能与上帝进行“交往”（樊莘森、王克千62）。彼得罗维奇忏悔的情节即存在主义在宗教层面上的体现：主人公通过忏悔的方式，建立起与上帝的“对话”，从而净化自在的罪恶，完善自我的本质，最终实现“超主体化”的目标。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人本主义，在探究自我存在与自由等哲学命题中将人的地位置于理性和意识形态之上。在俄罗斯，存在主义问题一直贯穿于整个文学发展进程之中，随着苏联解体，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危机哲学”的存在主义再一次受到追捧。当代俄罗斯作家马卡宁在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提出了“共在与自在”“价值与选择”“犯罪与忏悔”等存在主义母题。作者通过塑造地下人的形象反映社会的存在主义潜意识，不仅描绘了“当代英雄”如何在荒谬世界里实现自我超越，而且强调了坚持自我存在、保持清醒意识、维护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这部作品可以窥探出作者对个人和社会、生活和艺术、生存和死亡等哲学命题的思考。马卡宁在这部小说中对前人的存在性话语做出了现世的应答，并通过他人对存在主义问题的探索，实现了巴赫金所提出的有关文本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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