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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代俄罗斯作家罗曼·先钦明确表示，其创作的《淹没地带》是一部向拉斯普京名作《告别马焦拉》致敬的小说。《淹没地带》通过戏仿等互文手法，基于创作主题、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作品意象等互文单位与《告别马焦拉》形成了互文、副文和超文等多重性的跨文本关系，在与“马焦拉文本”的互视互动中实现了对其的续写和补遗，彰显了21世纪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 《淹没地带》；《告别马焦拉》；明确性互文；建构性互文
《淹没地带》（
Зона затопления
）是当代俄罗斯文坛“三十岁一代”（поколение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их）
作家罗曼·先钦（Р．В．Сенчин，1971—）的代表作品之一，于2015年获得俄罗斯“大书”文学奖。小说的创作遵循真实性和纪实性原则，以近乎自然主义（натурализм）的笔触还原现实生活，同时融合后现代主义（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的艺术手法，体现出鲜明的“新现实主义”（новыйреализм）文学创作风格。
《淹没地带》聚焦西伯利亚地区因水电站续建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生态问题。故事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安加拉河畔的佩廖沃村和博利沙科沃村。1974年苏联政府启动建设的博古昌水电站曾因种种原因停建，时隔三十年，为了增加用于出口的发电量，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决定续建该水电站，为此需要转移数个会被淹没的村庄的居民。世世代代安居于此的人们突逢巨变，面临故土被淹、故园不再的“失根”焦虑，他们竭力与有关部门抗争，却如同蚍蜉撼树，终究只是徒劳之举。目睹故乡房屋被焚、树林被毁、田地被淹，他们也只能无力妥协，接受有失公允的搬迁条件，被迫由乡入城。然而，政府承诺的美好新生活如同“底层的幻景”（Сенчин 68），进城后的村民们难以适应新家园，遭遇生活的种种波折，陷入极端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之中，在快速发展的现代文明中无望挣扎，祈望能够保留住永远失去的故乡记忆。
先钦的《淹没地带》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俄罗斯乡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проза）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拉斯普京（В．Г．Распутин，1937—2015）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 Прощание с Матерой ，1976）。《告别马焦拉》同样讲述因水电站建设而引发的一系列搬迁故事。马焦拉岛即将因建设布拉茨克水电站而被淹没，岛上的村民需要全部撤离，小说着力刻画了马焦拉岛村民被迫离开故园之前的种种行为和心理活动。无论是先钦还是拉斯普京，都在作品中传达了对于现代文明改造大自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村传统文明遭遇破坏、农民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现代化反思。主题和情节上的呼应使得两部作品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同时，作为一部致敬拉斯普京的作品，《淹没地带》与《告别马焦拉》相比，主题意蕴更加多元，在更新故事情节、再塑人物形象、重现典型意象等方面也独具匠心。换言之，《淹没地带》一方面承袭并深化《告别马焦拉》的主题和情节，另一方面又与后者相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对“马焦拉文本”进行了否定和解构。
“互文性”（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又称“文本间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里斯蒂娃（Ю．Кристева）提出的概念，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诠释文本的理论。它直接受到索绪尔（Ф．деСоссю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米·米·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对话主义理论的影响，经由罗兰·巴特（R．Барт）的阐释获得了广泛传播和普遍关注。互文性所指的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克里斯蒂娃指出，“每个文本的外观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王瑾40）。这里的“其他文本”也即“互文本”（интертексты），指的是历时层面上或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以及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对互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可以通过引用（цитата）、暗示（аллюзия）、戏仿（пародия）等写作手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读者和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互文阅读和实证分析来确立（王瑾1 -2）。在互文性理论的框架下，“‘文本’是一种批评行为或‘元语言’行为，在其中主体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而细察先前的和当代的文本，肯定某些文本并否定其他文本”（王瑾44）。互文本的生成过程实际是一个扬弃的否定性过程，主体为了创造新文本或吸收或破坏旧文本，这就使其获得了解构所有话语的互文性功能。
不同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对互文性的概念进行了各种再阐释，使得互文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走向：解构方向和诗学方向。其中，解构批评方向以克里斯蒂娃、巴特和雅克·德里达（ЖакДеррида）为代表，倾向于对互文性概念进行模糊而宽泛的阐释，因此又被称作广义互文性或解构主义互文性。而以吉拉尔·热奈特（ЖерарЖенетт）为代表的诗学方向则趋向于从诗学角度对互文性概念进行精确界定，因而又被称为狭义互文性或结构主义互文性。狭义互文性被用作一个可操作的描述工具来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它是“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程锡麟72），论证范围仅限于文学文本。
为了更加清晰地描述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热奈特提出了“跨文本性”（транс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的概念，并将其细分为五种类型，即互文性、副文本性（пара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元文本性（мета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ь）、超文本性（гип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和广义文本性（архи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其中，互文性在热奈特的阐释中被限定为“可找到明确证据的易于操作的特定的个体文本之间的关系”（王瑾116），这是对互文性概念最为狭义的一种理解。此外，热奈特还着重论述了超文本性，将其定义为“任何连接文本与先前的另一文本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王瑾117），文本之间是一种移植嫁接关系。
作为文本的特征之一，互文性主要表现为文本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他人话语指涉”或“自我指涉”，也即“互文单位”（интертекстема）。从来源上来看，互文单位分为内互文单位和外互文单位；从识别难度上来看，互文单位分为显性互文单位和隐性互文单位；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互文单位又分为明确互文单位和建构互文单位（黄秋凤、周琳娜18）。其中，明确互文性在文本中极易被识别，其手法包括引用和戏仿等；而建构互文性则指文本体裁、类型、主题、情节等的相互指涉，需要系统研读整个文本才可能确定。
本文根据狭义互文性理论，以《告别马焦拉》为观照，从明确性互文和建构性互文这两个方面对《淹没地带》进行阐析。
时隔近四十年，先钦将拉斯普京《告别马焦拉》中的人物和场景位移到了安加拉河畔的佩廖沃村和博利沙科沃村，续写西伯利亚农民由于水电站建设而被迫搬迁、背井离乡的悲惨命运，为聚焦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俄罗斯农村发展的乡村小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农村在急剧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走向毁灭，农民在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浪潮中不断被割舍、被盘剥、被边缘化。先钦的长篇小说《淹没地带》通过指涉、戏仿等手法建立起与《告别马焦拉》的明确互文关系。
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性对文本的接受起着控制和导向作用，它保证了文本解读方向与作者创作意图的一致性。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题献、前言、后记等，它是解读文本的重要互文性要素（王瑾116-117）。《淹没地带》与《告别马焦拉》的关联从题献“致敬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
（Сенчин 6）就开始了。这一献词首先激活了拉斯普京作品在读者中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三十多年前马焦拉岛的搬迁故事中，在前后文本之间搭建了一座时空之桥，直接宣告了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联系，由此构成了进入正文本的“门槛”。
当然，《淹没地带》对《告别马焦拉》的指涉不仅限于题献，正文本当中同样存在对后者的话语指涉。先钦在小说里的《新地方》一章中讲述了2009年拉斯普京等作家到访安加拉河畔村庄一事，借由主人公阿列克谢之口表达了两次阅读《告别马焦拉》的感受。中学时的阿列克谢“有点羡慕搬迁的人，想要离开被神灵遗忘的佩廖沃小村庄”（90），而当他的这一愿望成真，佩廖沃村也被迫搬迁时，阿列克谢再次阅读小说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受：“看了（《告别马焦拉》）很震惊：作家如此生动地记述了一场远去的悲剧，但在那之后历史居然还在重演！”（90）他不禁疑惑：“该怎样解释，一方面，这个作家（拉斯普京）正是因此书（《告别马焦拉》）而不断获得国家颁发的奖项，被称作我们的良心，而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建设新的水电站，水库建设还要摧毁数个村庄，村民也因此要从主人变成愁闷的房客？”（90-91）此处的主人公话语暗示了小说与“马焦拉文本”的依托关系，时隔多年，马焦拉岛上的故事早已远去，人们似乎终于意识到水电站建设带来的一系列悲剧，然而，新的搬迁故事还在不断上演，由此引发的社会和生态问题依然层出不穷，看似被警醒了的人们实则并未将对悲剧的反思付诸实践，依旧自行其是。《淹没地带》中的这一指涉充分证明，时至今日，《告别马焦拉》所反映的主题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戏仿，又称戏拟、滑稽模仿等，是指现文本通过对前文本的题材、主题、风格等的模仿和戏拟，以达到对前文本的意识形态、艺术观念等的置换或解构，形成两个文本之间的强烈矛盾与对峙，从而达到滑稽、可笑的喜剧效果（李玉平168）。《淹没地带》对《告别马焦拉》的戏仿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谢京金身上。
先钦在小说中塑造的隐居者谢京金形象是对《告别马焦拉》中的流浪汉鲍戈杜尔形象的戏仿与滑稽反串。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谢京金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人们清理搬迁村庄时在乌索沃村周围发现了他，记者们蜂拥而上，不断猜测其身份，将其称为“库泰鲁滨逊”，后来才查明了他的姓氏及来历。谢京金的生活经历与马焦拉岛上的村民鲍戈杜尔相似，他们都是不知来路的流浪汉，因缘际会留在村里定居，靠同村人的接济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不同的是，拉斯普京在塑造鲍戈杜尔这一形象时，赋予了他别有意味的名字，即“Богодул”，它是从古希腊语“Богов раб”（“上帝的奴仆”）和“Божий посох”（“上帝的权杖”）仿造而来的（Ковтун 84）。面对马焦拉岛被淹、村民被迫搬迁的困境，鲍戈杜尔坚守在岛上，时刻准备守卫家园，竭力阻止外人破坏坟地，直至小说结尾他仍然与老太太们留守在故园。而先钦笔下的谢京金却被优渥的搬迁条件引诱，轻而易举地同意离开故土，搬进城市，甚至甘愿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回归文明社会的所谓隐居者彻底成了被迫搬迁的村民眼中的滑稽小丑。先钦在自己的作品中戏仿“马焦拉文本”中的鲍戈杜尔形象，将这一人物原型降格为滑稽角色，农村传统道德文明的捍卫者摇身一变成了被舆论操纵的傀儡，拥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两个人物却有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苦行僧精神的衰落。
先钦的长篇小说《淹没地带》对“马焦拉文本”进行延拓与重构，基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小说意象和创作主题等互文单位建构了与《告别马焦拉》的多层级互文关系。
《淹没地带》的主要情节铺设承袭《告别马焦拉》，两部作品都记述了因水电站建设而被迫搬迁的村民的故事。《告别马焦拉》集中反映搬迁前发生的事件，《淹没地带》则将“马焦拉文本”的情节线索嵌于其中，从一通决定续建博古昌水电站的电话写起，并未止于搬迁前的乡村悲剧叙事，而是一直铺陈到村民由乡入城后发生的故事，续写了他们搬迁后的种种际遇。可以说，马焦拉岛的命运是西伯利亚农村悲剧和生态危机的肇始与缩影，被淹没地带中村民的命运则补写了马焦拉时代农村悲剧的续篇——城市悲剧，展现了后马焦拉时代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冲突以及农村和农民面临的发展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告别马焦拉》以开放式的结尾收场。巴维尔一行人乘船接达丽娅等人进城，却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留守在岛上的鲍戈杜尔等人在雾中等待最终的命运。小说到此戛然而止，马焦拉岛的结局不得而知。而《淹没地带》的结局则带有审判日尘埃落定的色彩，被迫由乡入城的村民为了保留世代传承的家族记忆无奈掘坟，将祖先的墓地迁到城里，复活节到来前，伊格纳季带着孙子尼基塔来到墓地扫墓，最终却发现河水渐渐漫延到了墓地，人们被突发的洪水冲散，疲于奔命。复活节没有迎来上帝的复生，而是降下了审判日的惩罚，肆意改造大自然的人们最终自食了恶果。
《淹没地带》对《告别马焦拉》故事情节的延续还体现在搬迁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在刻画村民被迫离开故园前的行为和心绪时，《淹没地带》重复性地展开细节叙述，有力烘托离别氛围：村民在离开前不约而同地收好粮食，整理好菜园，收拾好屋子，聚在一起告别世代生活的故土，为佩廖沃村和马焦拉岛立碑留念，之后被迫烧毁房屋。不仅如此，《淹没地带》还记述了村民死亡和葬礼的情形。孤单的老太婆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经受不住强烈的心理冲击，在搬迁前突然过世，这实则“拉开了村民与世界告别的序幕”（张俊翔258）。此外，与《告别马焦拉》不同，《淹没地带》中村民搬离故园的过程充斥着欺骗与暴力，有关部门以生命威胁不愿搬迁的村民，迫使他们无奈屈从。死亡情节和暴力拆迁情节的出现使得《淹没地带》相较而言展现出农民更为普遍的苦痛情绪和无法自救的绝望感。
小说中多次出现迁坟的情节。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墓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承载着家族世代传承的记忆，关系到每一代人的自我认同。俄罗斯人向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作为先祖安息之处的墓地成为他们的信仰根基和精神寄托，自己走到哪里，祖先也跟着走到哪里，这体现的是俄罗斯人对家族根基的传承。马焦拉岛村民达丽娅在搬家前多次来到墓地与已逝的亲人对话，因不能守护好家园而向他们忏悔，甚至在搬家时还想要将祖坟迁到新居住地，然而，这一愿望最终却来不及实现，只能任由祖坟被水淹没。而在《淹没地带》中，以阿列克谢和特卡丘克为代表的农民在搬迁后成功带走了祖先的骸骨，将村民的祖坟迁到了城里。先钦笔下的人物看似实现了拉斯普京小说主人公迁坟的愿望，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特卡丘克在返程途中病发离世，阿列克谢疑似感染西伯利亚炭疽病而住进了医院，而费尽心力安置的新墓地最终却被洪水淹没……无论迁与不迁，祖坟似乎都难逃被水淹没的命运，这也暗示着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根性记忆必然遗失，农民信仰根基注定坍塌，农村传统文明迟早会消逝在现代文明发展的浪潮之中。
《告别马焦拉》的主人公是岛上的农民群体，小说主要塑造了以达丽娅为代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以巴维尔为代表的中间一代农民的形象以及以安德烈、克拉芙卡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形象。老一辈拒绝迁居城市，固守马焦拉，秉持传统文化价值观，反对工业化建设；年轻人则紧跟时代发展，认同现代生活的价值观，欣然接受搬迁；而以巴维尔为代表的中间一代既留恋故土生活，又承认现代化建设的优势，因而时常往返于城乡之间以淡化新生活与传统农村生活的对立。《淹没地带》则对“马焦拉文本”中的农民群体形象进行了再次塑造，同样也可将其分为三代：以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和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为代表的老人、以阿列克谢和德米特里为代表的中间一代以及以尼基塔为代表的年轻一辈。不同于《告别马焦拉》中尚有能力捍卫家园的老一辈农民，《淹没地带》中的老人在搬迁前后接连去世，他们已无力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守住故土；而中间一代虽然曾竭力反对水电站续建，坚决拒绝搬迁，但其目的已不再是守卫故土原乡，而是争取更有利的搬迁条件，他们最终因无法团结在一起而失去抗争的力量；以尼基塔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成为被戕害的一代，他们在城市中长大，远离故土，丧失了亲近自然的能力，却承受着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后果。农村的一切被年轻一代彻底遗忘，传统乡村文明和文化价值的代际传承就这样被中断。正如《审理前夕》一章所言：“所有人聚在这里，从几乎已经成了老人的父母到五至七岁的孩子们，这些身强体壮、熟知乡村生活的人们如今却被打击得惊慌失措、无能为力。”（Сенчин 35）
不同于《告别马焦拉》中的传统农民形象，《淹没地带》塑造的农民在身份认同上更为复杂，由于小说情节贯穿搬迁前后，跨越乡村和城市两种地域空间，由乡入城后的农民实际扮演着城市“楔入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成了被工业化浪潮裹挟入城的农民，辗转在故土原乡和现代城市之间，陷入自我体认的迷途，既回不了故乡，又融入不了城市（张俊翔260）。
《淹没地带》是一部群像小说，它没有集中刻画的主人公，这恰恰展现了当代社会中已无人具有如达丽娅、鲍戈杜尔等人一样坚守传统农村文明和文化道德的力量，三十多年后的“当下”，无人能够承担起拯救乡村文明、反对牺牲乡村生态以追求经济发展的重担。此外，除了农民群体形象，《淹没地带》中出现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包括腐败无能的官员、闭口藏舌的新闻工作者、逐利自私的商人、徒陈空文的作家等，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对农村困境和农民苦难的态度，借由对他们的塑造，先钦摹写了俄罗斯当代社会的弊病。看似风平浪静的城市生活实际潜藏暗流，底层农民挣扎求生的殇痛与绝望被舆论营造的岁月静好的假象遮蔽，以至于身为记者的奥莉加直面搬迁后农村和农民的状况时大为震惊，此前对现代工业文明进步性深信不疑的她不禁动摇：“将这些所谓穷乡僻壤清除，究竟是对还是错？”（Сенчин 70）于是她毅然决然走上为农民维权的道路，竭力向民众揭开充斥着血与泪、暴力与丑闻的真相。
《淹没地带》通过重现与深化《告别马焦拉》中的众多意象，实现了两个文本之间跨越三十多年的艺术对话，同一意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出现见证了俄罗斯社会的变与不变。除上文所述的墓地意象之外，我们选取代表自然界的雾的意象、代表工业文明的机器意象以及寄托人们精神信仰的教堂意象进行浅析。
“雾是灭亡的预兆，但在古代文化中亦是未知的标志。”（Ковтун 83）《告别马焦拉》终章以弥漫在岛上的一场大雾作结，它模糊了马焦拉岛的位置，掩去了河水与土地、天空与陆地的界限。巴维尔和彼得鲁哈等人在雾中迷航，“将要发生什么事呢？既无法考虑，也不堪想象将要发生什么事”（拉斯普京450）。迷航的船只能否成功抵达尚不可知，拉斯普京将这片土地的命运交到村民手中，雾在这里隐喻着马焦拉岛和村民的未知结局。而《淹没地带》则巧妙地补写了这一结局——世代生存的故园最终被淹，村民也终将背井离乡。伊琳娜·维克多罗夫娜搬家前夕，佩廖沃村起了一场大雾，她视为伙伴的母鸡切尔奴什卡“在寒冷的迷雾中，看起来非常弱小可怜”（Сенчин 66），村民们也在这场大雾中乘船缓缓离乡。《淹没地带》中的雾已不再是未知命运的标志，而预示了农村的衰亡。这是一场象征着现代文明迅猛发展的迷雾，在这场席卷而来的大雾中，切尔奴什卡所代表的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不堪一击，被裹挟着进城的农民成为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抛弃的牺牲者。
机器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小说人物对这一意象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他们对科技发展的看法。《告别马焦拉》中达丽娅与孙子安德烈在机器问题上的分歧正是两代人不同世界观的体现：安德烈相信科技发展的力量，机器能够解放人力；达丽娅则坚持认为机器会摧毁土地，正如水电站摧毁马焦拉岛一样。村民们在割草时节竭力避免使用机器，而宁愿用传统的工具开展劳作，这是他们拒绝工业文明入侵农村传统文明的鲜活见证。《淹没地带》中被机器绞断手指的残疾人、只知洗衣机而不识洗衣板的尼基塔以及沉迷电子产品而变得日渐冷漠的孩子们，无一不是工业化发展的受害者，机器对人们身体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戕害成为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两部小说中都出现了教堂的形象。教堂作为俄罗斯民族重要的文化要素，代表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信仰，它的消失意味着信仰的缺失。马焦拉岛上的小教堂被用作仓库，后来十字架也被打掉了；佩廖沃村和博利沙科沃村的教堂早已被另作他用，最终也难逃破败的命运。教堂的衰落揭开了农村没落的序幕，传统精神信仰无以为继。《告别马焦拉》中的年轻一代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和传统价值观，将希望寄托于科技和未来；《淹没地带》中的人们面对宗教难有虔诚，终日被狂乱世相搅扰，追逐私利，生存重压之下人们的信仰危机无处不在。
先钦小说的主题是对《告别马焦拉》的合奏与回旋。两部小说都涉及生态主题，体现审视工业文明、保护自然生态的伦理取向和美学选择。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对生态问题的共同关注绝非偶然，正如先钦本人所言：“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毫无改变，更确切地说，是变得更可怕，更无人性了。”（Ковтун83）不同的是，《告别马焦拉》主要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怀，小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通过人与土地、人与乡村的情感表现出来，比如，人们通过耕耘土地与自然沟通和交流，再如，人们坚守被自然之神“树王”和“岛主”庇佑的家园等；而《淹没地带》则侧重于展现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小说通过再现水电站续建导致的一系列生态危机为人类敲响警钟，相比较而言，这部作品具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拉斯普京基于自然的神性及其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塑造作用表达人应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怀，先钦则以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后果警示生态责任意识的重要性。
再者，两部小说均涉及城乡关联的主题。城市代表的现代文明与农村代表的传统文明之间的矛盾集中反映在作品讲述的搬迁故事中。《告别马焦拉》的主人公达丽娅、鲍戈杜尔等人拒绝背离乡土，抗拒城市里更为舒适便捷的生活，他们的一生都在农村中度过，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都遵循农村传统，既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也难以接受时代变革，更无法走向未来，当赖以生存的农村注定被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老一辈的农民就成了被抛弃的对象。《淹没地带》中被迫搬迁的农民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开始新生活，由乡入城破坏了他们的生存惯性，伴随着故土被淹，他们失去了世代传承的精神根基，回不去的故园与融不进的新家园迫使他们陷入极端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之中。这部作品将农民的命运置于逐渐没落的农村文化与日益强势的城市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借此昭示“农民的生活传统、道德根基、精神准则在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欲望与道德的博弈中遭到的折损”（张俊翔260）。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斯拉夫主义者（славянофил），拉斯普京的创作遵循俄罗斯民族传统价值观，其小说《告别马焦拉》更从俄罗斯民族神话诗学（мифопоэтика）的角度审视现实生活，运用神话元素（мифологемы）展现西伯利亚农村生态。而先钦在沿用拉斯普京创作主题和情节的同时，竭力避免神话叙事，力求还原真实的社会现实，因而其作品《淹没地带》笔触尤为冷酷客观，由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深陷生存困境且无法自救的绝望感。
先钦的长篇小说《淹没地带》跨越时空与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展开对话，主题和情节上的呼应与发展使得两部作品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先钦通过题献指涉、戏仿等互文手法以及延续故事情节、再塑人物形象、强化小说意象、升华创作主题等创作手法，实现了对“马焦拉文本”的观照和反思，完成了对拉斯普京作品的续写和补遗。在互文性视域下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揭示俄罗斯社会近四十年的发展变化在文学中的集中反映，体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创作者对社会发展和生态问题的解读与思考，彰显了21世纪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文学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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