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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卡宁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采用男性视角叙述，女性人物在男性认识世界、界定自我的过程中扮演着功能性角色。作家将女性的形象与社会政治、经典文学中的道德观念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叙写男性主人公彼得罗维奇与她们的交往过程，塑造其形象。本文分类阐析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特点及其与彼得罗维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作家如何借用女性形象塑造主人公形象。
关键词： 女性形象；《地下人，或当代英雄》；马卡宁
女性在俄罗斯传统文学、绘画、宗教中往往是大地母亲、永恒女性、缪斯等崇高形象的化身。回顾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可以看到一条俄罗斯女性形象的画廊，在里面驻足的有自然典雅的塔季扬娜、富有生命活力的娜塔莎、善良虔诚的索尼娅……她们身上承载着作家乃至全体俄罗斯人对美和理想的追求。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文学领域涌现出各种新的思潮和流派。作家们打破经典的框架，塑造出一系列另类女性人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女性作家的创作。她们借助女性的主体经验，揭露父权统治下女性的悲惨境遇，张扬女性的欲望和“野心”，描绘出女性生存环境的阴暗压抑和内心的扭曲，在不同程度上解构甚至颠覆了经典文学中完美女性的形象（陈方20-25）。而同时期男性作家马卡宁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方面失去了经典作品中的理想性特质，另一方面也没有女性作家笔下的主体性宣泄，在他的笔下，女性人物往往充当着功能性角色（张建华118 -127）。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 Андеграунд ， 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发表于1998年，是“四十岁一代”作家弗·马卡宁的代表作之一。张建华等不少研究者将这部作品纳入后现实主义范畴，认为它一方面继承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渗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赋予了主人公关于个性自由的自觉意识和存在主义思维方式，同时在风格上运用了“戏仿”等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主人公——叙述者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地下作家，无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苏维埃时代、改革时期还是苏联解体后都没有发表过哪怕一部作品，靠着在筒子楼里替出远门的人看守住房度日。小说正是从他的视角出发，描绘各色人物和各类事件，包括他所遇到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及与她们的交往与分手。
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在生活的各个阶段与特定的女性相遇，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主动去寻找她们，并通过与她们的接触完成他对外部世界及自我的认识和定位。作家通过叙写彼得罗维奇与她们的交往，刻画其形象，阐明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由此可见，这些女性形象在彼得罗维奇的生活中、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过程中举足轻重。
小说中出场的女性共十余人，其中着墨较多的有七八个。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笔者将这些人物分为三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原来的当权者黯然离场，民主派人士登上社会生活舞台，此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民主派力量薄弱，能力欠缺，无法掌控大局。韦罗尼卡和廖夏分别属于民主派“新人”和苏联时期掌权的“原来人”，是两派政治力量的缩影。
韦罗尼卡曾是一位“地下女诗人”，她崇尚文艺复兴和普希金，满怀浪漫主义理想。但在沉闷的勃列日涅夫年代，她的诗歌得不到发表。压抑郁闷之下，她来到K字楼和外地人喝酒胡闹。彼得罗维奇正是在那里遇见了她，把她从一群中亚人手中抢过来，精心照料。在那段时间里，两人惺惺相惜，彼此扶持，成了一对恋人。但在民主运动兴起之时，韦罗尼卡抓住时机，“浮出水面”，成了第一代民主派人士中的一员。但“诗人”韦罗尼卡应付不来复杂的上层政治。她想要借助自己的力量做些好事，却什么都办不成，甚至自己的民主派代言人地位都摇摇欲坠，民主派力量刚开始有所削弱，“她的简陋的栖木底下，已经有人在挖墙脚了”（马卡宁70）。而彼得罗维奇选择继续待在水底，韦罗尼卡一开始“上浮”，彼得罗维奇就离开了她。
廖夏是苏联时期的掌权者，是一个风光无限的女学者，也是那个坐在社会审判桌后面，把彼得罗维奇赶出科研所的人。但随着新旧势力的交替，她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自己也成了被赶出去的人。被撵出科研所后，她伤心难过，试图通过跟彼得罗维奇这个“筒子楼里的畜生”（马卡宁298）交往来轻贱自己，为过去迫害过他人进行形式上的忏悔，她“扎进粪土：让浑身沾满忏悔的污秽”（马卡宁288）。当最后一个职务——讲习班教员被剥夺之后，廖夏中风瘫痪，而彼得罗维奇守在她身边，给予细心照料，直至她康复。等到新一轮的机会来到，相熟的“原来人”找到了廖夏，她又重新坐上了圈椅。此时，彼得罗维奇觉察到自己与廖夏之间的鸿沟，离开了她，回到筒子楼。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彼得罗维奇为维护“我的‘我’”两次杀人，再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情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了女高利贷者，饱受良心的折磨，在索尼娅面前自白、忏悔，善良的索尼娅引领他走上信仰、救赎的道路。《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彼得罗维奇在第一次杀人后遇到了地铁里哭泣的女人和一个年轻的妓女，第二次在游民夜店里找到了吹长笛的娜塔。
在地铁车厢角落里哆嗦着、呜咽着的女人的形象取自《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彼得堡大街的长椅上遇到的醉酒的姑娘。但相较于拉斯柯尔尼科夫遇到的可怜的小姑娘，彼得罗维奇在地铁里遇到的女郎显得过于轻浮浅薄。彼得罗维奇稍示关心，她就主动要求跟他回家，甚至直接跳过来扑上他的前胸。彼得罗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二十美元给她，她即拿上钱扬长而去。
随后又有一个妓女尾随彼得罗维奇回到筒子楼。妓女的身份与《罪与罚》的女主人公索尼娅一致，但她却一点儿都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屈辱，“大体上说甚至是个快活的丫头”（马卡宁225）。她把自己设定为一个消费品，一个供男人取乐的玩物。她甚至明码标价，“原先还特意告诉过我说她对于我‘太贵了’呢”（马卡宁226），理所应当地把这当成是自己的工作及生存方式。《罪与罚》中的女性或迫于生计，或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她们受损害、受侮辱，但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精神上是高尚的，在心灵上是纯洁的。而马卡宁笔下的妓女没有为自己的境遇感到丝毫痛苦，称不上受侮辱、受损害。她们不会懂得主人公的心情，也没有办法疗愈良心，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的故事，连简易的版本也没有出现”（马卡宁226）。
在第二次杀人后，彼得罗维奇受到良心的折磨，感觉到有一种想要说出来的欲望。他循着笛声找到了娜塔。娜塔是一个善良、弱小的姑娘，终日哀怨地吹奏长笛。她小小的住宅安静、整洁，像游民夜店里的一片绿洲。娜塔的名字在俄语中与“应当”同音，“这就是说应当试着告诉她”（马卡宁388）。娜塔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跟索尼娅相合。在她小小的住宅里，彼得罗维奇几次试图说出自己满腹的心事。然而娜塔心智简单，连听完别人的话的能力都没有，更别提理解主人公的痛苦，给予他同情和救赎，“她的小小的头脑不能长久地接收别人的语言。不能超过五个字”（马卡宁390）。在精神层面上，娜塔不是索尼娅。面对单纯幼稚的娜塔，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完成忏悔。
小说还描绘了生活在筒子楼里的一众女性形象，如塔季扬娜、塔霞、季娜伊达等人，她们是筒子楼里“平米”
的主人，她们的形象反映着筒子楼里的生活方式。彼得罗维奇在筒子楼走廊里徘徊，是她们温暖舒适的“平米”的常客。
女医师塔季扬娜住在离彼得罗维奇看守的房子不远的地方。她有一个同居者，也可能是丈夫。当他在外出差的时候，彼得罗维奇经常以换药为由拜访塔季扬娜干净整洁的“平米”，“消费”她的肉体。但是他们的关系仅停留在肉体层面，没有共同的语言，几乎不交流，“有时我们交换一两个字，那也是空洞无物的”（马卡宁38）。
塔霞是一个寂寞的独居女人，年近四十，身患残疾。在彼得罗维奇杀害高加索人的那个晚上，塔霞从窗户里看到了彼得罗维奇几次进出筒子楼的怪异举动。在接到警察局的传唤之后，她找到了彼得罗维奇，以告发他为筹码，要挟彼得罗维奇和她“做朋友”。彼得罗维奇与塔霞温存后，她获得了满足，并替彼得罗维奇隐瞒了那天晚上的行径。
季娜伊达与彼得罗维奇维持着长久的关系。她总是心甘情愿地为彼得罗维奇提供香喷喷的馅饼和温软的大床，甚至带着食物和女友去精神病院探望他，总的来说，她是一个热情、能干的女人。但彼得罗维奇对她总是略带鄙薄，她平庸的肉体、过分的热情以及狭隘的思想对他来说缺乏吸引力。
筒子楼里的女性让人联想到传统的妻子、母亲等形象，后者是家庭温暖的创造者，甚至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但在筒子楼女性的身上却找不到这种精神力量，她们不再是忠贞的妻子，失去了是非观念，思想贫瘠。彼得罗维奇从她们那里获得些许物质、情感层面的温暖，在精神上却始终保持独立。
出现在彼得罗维奇周围的女性构成了一个客观世界，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在其中徘徊，在与她们的交往中逐渐完成对世界和对自我的认识，形成对自我的定位。
韦罗尼卡和廖夏是两派政治力量的缩影，彼得罗维奇透过她们观察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变化。韦罗尼卡的诗人形象昭示着民主派的理想主义，同时她瘦弱的身躯暗指民主的力量还十分弱小。她在生活上的迷糊和事业上的无能反映了新兴民主派的不切实际，对改变社会现状无能为力。而廖夏“巍峨庞大”的身躯反映出以她为代表的“原来人”势力强大、复杂、盘根错节。廖夏虽参与掌权者的暴行，但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社会控诉人”（马卡宁285），她只是追求名声与地位，享受高高在上的快感，这也正是一大批苏维埃中层官僚的精神特点。彼得罗维奇听了韦罗尼卡的电视号召参加民主游行，却在那里碰到了廖夏。一方面，韦罗尼卡和廖夏的交替正是当时政坛风云的写照。另一方面，韦罗尼卡和廖夏在这一刻相互靠近、融合，浪漫的理想中糅合了旧政权的色彩，或者说，露出了“旧”的本质。韦罗尼卡及其代表的民主派只会想当然地分配同情和物质利益，却忽略了个体真正的诉求，忽略了个性自由。他们用狂热的激情支配、裹挟着群众，让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彼得罗维奇没有对地面以上各政治派别产生认同感，他从中看到了旧瓶装新酒的戏码。当韦罗尼卡、廖夏离开地下，走上地面的时候，彼得罗维奇就主动离开了。他选择保持旁观者的静观立场，坚守自己地下人的身份。彼得罗维奇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作为一个看守，他始终在某个地方守候着。他守护痛苦的个人，给予那些坠落的、哭泣的女性温存、话语乃至爱情，理解她们被抛弃的痛苦，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也守护自己的个性自由。他离开上升的韦罗尼卡和廖夏，不参与地面的生活，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立。而个人、个性正是当代社会文化中被遗忘的部分，可以说，彼得罗维奇是失落的社会价值的看守。
俄罗斯经典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道德观念深刻影响着彼得罗维奇，俄罗斯文学是他生活的一把标尺，一个审判者。“存在着一个唯一的集体法官，我（有时）在黄昏时分会感到对他做出崇高交代的需要——这是占据了我头脑几乎二十五年的那个东西——俄罗斯文学。”（马卡宁211）小说中彼得罗维奇两次因维护“我的‘我’”杀人，随后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罪与罚》的情节，让自己的行为接受俄罗斯文学的检验。因此他在周围寻找文学经典中的女性，遇到了地铁上的女郎、妓女以及娜塔。
第一次杀人后，彼得罗维奇没有丝毫悔意，代替良心责罚的是一番理性分析。他认为《罪与罚》中的道德准则属于19世纪下半叶，如今已作为一种艺术力量被封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当中。20世纪末是一个无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可杀人”仅仅是一个禁忌，不含任何道德意义。妓女轻浮快活、不顾廉耻的形象恰好印证了主人公经典精神不再的观点。而第二次杀人后，彼得罗维奇不自觉地进入《罪与罚》的心理氛围当中，“一个思想（也是来自文学，但也是我的）在压迫着我，削弱着我——那就是我毁坏了自己身内自幼获得的某种易碎的纤细的东西”（马卡宁355）。但这种心理上的感觉还没有真正触及《罪与罚》的精神境界，他体会到的仅仅是把事情说出来的需求，并没有承认犯罪的事实。他产生了忏悔的渴望，但依然缺少忏悔的灵魂。他找到自己的索尼娅——娜塔，却发现她单纯、幼稚、弱小，不但无法承载拯救灵魂的任务，甚至自身也随时面临被摧毁的危险。
不过，在承认经典价值观坠落的同时，彼得罗维奇耳边始终萦绕着娜塔的笛声。这是经典文学中话语道不明、理性摸不透的那部分在向他低声诉说。两次杀人前后，自幼获得的（从经典文学那里）、潜伏在他内心的“道”逐渐浮现。主人公挣扎在经典文学价值观和丢失了这种价值的当代生活之间，最终丧失了理智，在暴风雪肆虐的夜晚向“上帝”发出号叫，控诉人类“离开了道的生活”（马卡宁399）。
可见，作为经典文学的后继者，彼得罗维奇内心保留着对经典道德观念的信仰。然而通过自省以及与娜塔等人的接触，他发现这种道德力量受到了削弱，经典文学中的道德高峰在当代已无处寻觅。他是经典观念改变和坠落的痛苦的见证者。此外，他始终关注人的精神道德状态，追踪经典文学中的观念在当代的遭遇，保持与经典文学的对话，在这个层面上，彼得罗维奇也是当之无愧的经典文学的后代。
如上所述，对于主人公彼得罗维奇，女性形象是周围世界及其价值观念的具化，在彼得罗维奇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过程中扮演着功能性的角色。小说一开篇，身为作家的彼得罗维奇就确定了女性和男性在文本中的位置。在“他与她”一节中，库尔涅耶夫向彼得罗维奇讲述了他和妻子维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维拉蕴含着世界形象及其价值观念的意味，而库尔涅耶夫则是在世界中寻寻觅觅的主人公。库尔涅耶夫追求家庭和谐，而妻子就是古老的家庭观念的载体，让妻子回归家庭是库尔涅耶夫几十年来不变的诉求。每到夜晚，库尔涅耶夫就在走廊里徘徊，挨家挨户地寻找维拉。但维拉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妻子，她身上兼有家庭妇女的贤惠和妓女的放浪，她不轻易回家。维拉的名字在俄语中是信念、信仰的意思，妻子维拉的身上寄托着丈夫库尔涅耶夫的信仰，但是他求而不得，终日苦苦追寻。
在库尔涅耶夫讲述的过程中，彼得罗维奇“上了他的共同感受的钩”（马卡宁9），进入了那个在走廊里寻找女人的形象，“这是向我诉了一晚上苦的库尔涅耶夫仿佛无意间把接力棒传给了我——在走廊里寻觅和找到一个女人”（马卡宁18）。韦罗尼卡、廖夏、娜塔、季娜伊达等人就是彼得罗维奇故事中的维拉。与库尔涅耶夫一样，彼得罗维奇在世界中寻寻觅觅，却无法“一劳永逸地找到那个女人”，在长长的走廊上无法找到那扇门。他理想中的女人，即他理想中的世界、他的价值观始终与眼前所见不相符合，这正是主人公彼得罗维奇的困境。但与库尔涅耶夫不同的是，彼得罗维奇不依附于她们所代表的价值。无论是韦罗尼卡和廖夏的话语和温存，还是经典文学的道德观念，都无法使他彻底沦陷，他始终保持着自我的独立，守护着“我的‘我’”。
综上可见，《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的女性人物应情节而生，在彼得罗维奇的生活中充当功能性角色。在小说中，她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或相当于没有）子女和配偶，关于她们的情节几乎都有彼得罗维奇的参与，并且她们的话语行为、思想情感都是由彼得罗维奇讲述的，从属于彼得罗维奇的感受和理解。这些女性人物被消除了主体性，不够立体也不够真实，并不生存在文本中。作家把她们当作彼得罗维奇借以认识世界、界定自我的客体，在叙写主人公与她们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地、动态地确立起前者的形象，而后者也随之成为抽象的“工具人”。作家通过她们，塑造了当代英雄彼得罗维奇的形象。
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常常在塑造男性主人公的过程中起到功能性的作用。作家借助女性形象来评价和考验男性主人公。受女主人公赞同的男性人物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未来选择，是优于其他男性人物的。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都是作家的代言人，她们选择、青睐的男性角色都是作家予以肯定的主人公。《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一众女性人物愿意委身于主人公彼得罗维奇，正说明彼得罗维奇相较于其他男性人物更具吸引力。马卡宁借助女性人物的选择来肯定彼得罗维奇的价值，确立了他作为时代英雄的身份。此外，上述经典小说中的经典女性人物都是理想女性的形象，她们率性、真诚的爱情对于男性主人公构成一种考验，然而男性主人公往往经受不住女主人公的考验，说明男性主人公身上仍有时代局限性。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女性人物不是理想的形象，恰恰相反，她们是时代局限性的化身。她们也为男性主人公彼得罗维奇设置了考验，她们试图用食物、温存、社会地位困住他。彼得罗维奇不为所动，在与她们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坚守着“我的‘我’”，没有被她们的“平米”俘获，保持着地下人的独立性，恰恰说明他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
因此，尽管小说对女性人物的描写贯穿全书，我们仍然可以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女性形象是功能性的，她们是社会政治状况、经典文学价值观以及筒子楼内日常生活的具象反映。她们形成的整体就是主人公生存其中的世界的形象。作家通过叙写主人公与女性人物的交往，表现的是主人公在世界中的生存状况以及自我认知的过程。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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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Jianhua and Wang Zonghu．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20 th Century ： Trends and School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2019．
［张建华、王宗琥：《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