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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合法性支持让资源集聚的互联网动员成为可能，然而在国家重大公共安全危机面前，公民服从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公民参与。在脱贫攻坚的时间表到来时，每一个个人和单位组织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当一些地区的脱贫工作跟不上国家节奏时，国家权力则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公民服从机制。在资源动员方面，国内的重要资源通过社会动员全部都集中到由政府指定的少数特定项目上。在这些部门里，私人需要实际上从属于政府严格管控的公共目标，公众参与在国家最严厉的措施面前变得有限而且逐步规范。
互联网动员既可以调动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又会刺激个人的参与期待，被动员起来的个体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参与要求会快速增加，比如信息披露的速度、资源使用的情况，一旦动员募集的资源作用发挥低于人们的预期，就会导致个人的受挫感，同时民众强烈的参与要求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也会引起对政府的不满。普拉萨德在研究1934年地震引发的谣言时，提出情境的情感性是谣言传播的心理学原因，人们的情绪会发生改变，出现沮丧、焦虑和深深的不安全感。
社会动员在激发公众参与的责任感等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会唤起人们担心、紧张、悲伤这样的高消极情绪和不愉快情绪。动员过度会激发舆论的情绪化，形成非理性的激进和信息异化，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发展社会动员以调动全民参与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掌握社会动员的尺度，适时、适度、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动员，避免政府与社会管理部门之间管理职权的交叉和重复而造成危机应对效率的低下。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
要加强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动员。不可否认的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无论是国家动员还是社会动员，都必须服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宗旨。公民参与机制也必须服从于特定的强制机制和政府的强力动员，政府权力的重要职责在于用制度正义和行动正义引导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促使广大社会公民意识到对于社群、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
密集出台的教育政策，形成了以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为中心和目标，面向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政策体系。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面巨大，每一项惠及民生的教育政策都会成为公共议题，激发公众巨大的参与热情。如《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等相关政策出台，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与讨论。政策信息作为互联网全面动员的显性动态表象，既受到政策信息本身在语义、语法和语用层面引起的复杂理解，也受到政策环境和执行者风格造成的行为差异的影响。教育扶贫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研究是从政府职能转变、角色—责任界定、社会组织管理、分享建设文化、社会监督机制几方面提出教育反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总体思路、具体方案和对策建议，重点解决互联网公益参与教育反贫困治理的制度障碍、环境障碍与条件障碍，从而为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组织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有利于引导我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教育治理，为畅通社会力量依法参与教育治理渠道提供模式借鉴；为我国“十三五”扶贫攻坚总结理论成果，形成教育反贫困治理的县域经验；为我国政府解决教育反贫困问题提供推进策略和理论智慧。
互联网能够促进教育反贫困政策信息精准化，减少解释缺位带来的理解分歧和执行变形，避免对政策工具的反应“迟钝”或“失灵”，实现开放性、引导性和尊重感的系统建设，大力推动教育政策信息服务和监督体系建设。应深入研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贫困治理的路径、模式、效果，厘清政府和民间力量合作治理模式的机制建设与功能架构。互联网的发展赋予更多社会力量公益协作的形式，参与教育反贫困事业成为新的实践命题，探索公益协作的合作模式、运行机理、治理风险和系统革新也为总结反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提供了理论供给和学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