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网络时代改变着社会生态的基本结构，教育扶贫政策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由网络平台生成的巨大的意见空间，政策信息的传导往往超出政策制定者的控制，在积极的民众、民间组织，甚至自由个体组成的网络阵地上发生着超越政策语义的信息传导行为，互联网甚至还要扮演“安全阀”的功能，疏导公众在深化教育改革进程中的不满情绪，潜移默化地消解各阶层群体对教育政策的敏感和不满，甚至对政策不力所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矛盾激化进行预警。
与此同时，对于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传导过程中的严重失范和无序问题，如各种“假消息”“假新闻”，互联网监管部门也应及时做出反应，一方面及时予以澄清，另一方面予以坚决打击，防范信息失真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培养政策动员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互联网动员需要良好的制度和法律外部环境，加大信息生态监督的必要成本投入，既不能高度垄断而使信息传导僵化，也不能失去监管而演变为控制缺位。教育反贫困政策信息的精准传导将伴随扶贫攻坚的改革进程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多元主体通过自觉分担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扶贫重任，激发贫困人口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实现教育扶贫政策运行生态化格局。
在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传导过程中，同样的文本信息遇到不同的执行者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同样的政策资源分配给不同的政策对象也会产生不同的效用。这就要求政策执行者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整合的、非线性的观念来认识和研究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传导运行的复杂现象。
作为教育扶贫政策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信息传导系统也具有子系统的特征并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本身具备了系统自组织的特征，为政策系统整体的稳定有序提供动力来源。在复杂思维下的社会环境中，对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传导系统的研究必须侧重于对整体的考察而不是单个或局部的关注，包括对政策主体关系的梳理和对政策价值的解析，每一个影响政策信息传导的作用因素都离不开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弈，政策信息的异化与损耗都建立在行动者共同作用的复杂机制之上。
教育主管部门要想实现教育政策的科学运行，首先要对自身的政策信息控制和管理职能有清晰的认识，政策的最高目标是满足广大贫困地区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政府作为公共教育产品的供应方，提高政策效用、培养合格公民是其价值使命。其次，作为教育扶贫政策信息传导运行的执行主体，政府应该给予学校、社会公众平等对话的合法地位，其自身形成良好的自我治理、自我革新、自我发展的现代治理能力，才能不断促进教育政策信息系统的动态平衡与系统优化。
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学校对于全国统一的政策文本，可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全新或精确的解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有意识地、能动地使用、解释和遵从政策文本，同时创新改革现有的政策体系，将其精确性意图自上而下地传至各层各级的具体执行环节，弥合各种文本解读带来的理解分歧和执行变形，促进政策的创新与变迁，并形成政策系统运行的明晰路径。对政策文本进行精确性解读有助于避免政策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出现膨胀和滥用的状况。
教育扶贫政策运行在注重政策文本本身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效能的同时，更加关注政策运行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理解差异、行动差异和意义建构能力。政策工具将政策目标准确地推广或宣传给政策行动者，并将公正、正义、平等、秩序等政策价值理念通过使用典型、象征和标签纠正政策理解偏差，形成普遍的政策共识。应该将政策宣传的重点转移到政策解释、政策说服和政策信息服务上，尤其是全国范围内各省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政策理解差异巨大，需要运用合理的政策工具告知、传播、教育、影响、劝诫，潜移默化地对政策对象和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和作用。教育扶贫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也是一种倡导性工具、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渗透出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
网络时代改变着社会生态的基本结构，教育政策信息的“互联”时代需要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法制生态保障。教育扶贫政策信息系统需要增强信息管理的规制意识，通过内生秩序激发信息系统外生秩序的建设，提供相对独立的信息交流平台，引导乡村民众参与政策解释和宣传，减少行政干预色彩，尤其是给予政策对象充分的话语权和信息源空间，提高他们对于政策信息辨别、选择、理解和宣传的能力，政府的权威发布和广大受众群体的民主参与共存共融，逐步形成开放、和谐、理性、稳定的生态化信息系统。
互联网政策动员引领着教育反贫困机制的创新，调节着扶贫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调整着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参与格局，也协调着不同主体之间的“共治”关系。参与主体关系结构的复杂化、贫困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受助群体脱贫诉求的多样化，要求尽快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互联网政策动员信息管理系统（如发布、解释、反馈、收集、评价、监督），配合政策受众和广大公众对教育反贫困治理体系的理解、接受、认同和参与以及意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