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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主要从报纸、广播、电视或线下活动等渠道获取教育公益需求和相关信息，此时教育公益传播的覆盖面较小、时效性较弱。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Web1.0的发展和普及，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反贫困行动开辟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渠道。各大门户网站都开设与教育公益相关的频道，上传公益项目信息并进行传播。同时还有Email、论坛等Web1.0的应用形态，与教育公益不同程度的结合，实现了教育公益信息的高效传播。Web2.0为互联网公益2.0的成型提供了重要基石，让其成功突破并超越了传统公益的局限。一是社交平台如腾讯QQ工具的兴起和成熟，让社会各方面的主体能形成点对点的高效信息沟通，突破了信息传播障碍，各主体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随时随地对公益活动发表意见，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舆论对公益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建立多方信任的公益生态。二是网络支付特别是移动互联支付工具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的普及，极大地解决了捐赠不便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捐赠主体而言，小额捐赠是公益的主要形态，传统的汇款、银行转账等捐赠渠道难以有效支持，而移动支付工具不限金额、及时行善的低门槛捐赠方式，极大地释放了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Web2.0技术的发展成熟，形成了一个海量数据不断生成的网络空间，但也使得多元主体获得适合自己公益需求的信息越来越困难。Web3.0进一步发挥机器智能的作用，实现以“用户为中心”，从用户需求出发整合公益信息，并通过个性化推送将公益信息融入社会主体的日常义务行为或生活场景中，比如“捐步”“蚂蚁森林”等等。
国家提出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和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确保精准扶贫取得实效。但发动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反贫困涉及社会群体的公益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再塑造以及精准扶贫场域内国家、社会、学校的关系重构。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国家自上而下地向乡村输入教育资源，主要目标是解决“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问题。这种乡村教育资源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应从当前的乡村教育现实与资源下乡背景下的基础治理中梳理出来，重点探讨资源下乡背景下的乡村学校治理逻辑、乡村社会现实及二者如何导致了“最后一公里”困境。
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作为教育脱贫政策直接执行者并直接面对政策对象的县域政府必须承受政府组织自上而下、逐步增强的政策执行压力。因此，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通过行政命令或制度人事路径向乡村学校传递与转移，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压力在乡镇一级堆积。教育政策的落地，在乡村信息不对称与乡村社会不规则的特征下，必须依赖学校校长。而互联网则能有效改变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对政府资源的单一依赖，每一个学校甚至教师都可以成为互联网教育资源的衔接点。
信息对称是教育扶贫政策传导质量的保证，也是实现充分传导的基础原则。信息不对称会造成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的受助权益失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与扶贫资源分配的效率，导致部分贫困地区人口无法准确获得信息资源，加之遭遇信息截流和信息变形，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从而影响教育扶贫政策目标的实现。教育扶贫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信息以文本、话语、网络符号的形态在系统内外流动和转换，传导方式包括发送、接收、贮存、转换、传输、应用等，对贫困地区人口产生影响并发生功效后，再以数据的形式将政策执行结果反馈到教育扶贫主管部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教育政策对象构成复杂、参与主体多元、贫困识别多维、运行过程动态等因素导致政策信息异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政策信息异化的发生是由于政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干扰，信息变形、失真或偏离，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政策的运行，甚至演变成外在的压迫力量，改变政策执行者的决策走向。如在精准确定教育扶贫对象、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动态监测、落实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乡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等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贫困地区政策环境差异造成的信息传导阻碍，政策信息本身不完整、时滞、冗余等缺陷以及在信息加工处理、传递与应用等各环节中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特殊的地理位置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的信息盲区、信息盆地以及信息衰退等现象。
互联网动员是一种作为系统存在的政策运行机制，政策相关者之间都不是独立存在并实现其功能的，他们之间始终处于不断互动并相互构建的过程中。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到微观的政策文本的语义分析和信息传导，都在政策运行系统中形成其各自的复杂特征，加之政策系统内行动者的理解和转译，开始交往、流动、变化，进而连接成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上的“网络”。传统的教育政策分析往往习惯于静止、孤立地看待教育政策的静态文本，更多的是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而忽略了在互联网场域中大量信息交互作用对政策运行所构成的影响。互联网动员中的信息传导是一个有序与无序、模糊与清晰、简单与复杂相互交融的系统，结构庞大而复杂、功能多元而综合、因素众多且交错，而且各种影响因素持续不断地解体与重组，和谐与噪声跌宕起伏。
政府通过互联网动员全社会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价值诉求和努力目标，通过贫困识别对政策对象进行规范和约束，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效能。网络传播大大缩短了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之间的距离，以高速、快捷、完整、准确的方式使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实现面对面沟通。政府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直接发布相关扶贫政策信息，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均建有自己的网络政务平台，政策的文本呈现、要素规定、程序安排等信息均流向目标受众，同时也接受信息反馈和效用评价。然而在贫困地区，越接近政策对象其传递形式越表现得非正式，尤其是到了偏远山村或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政策对象的政策信息获取受到传播载体条件约束，加上各地民俗习惯的差异，乡村生活的信息传播，口耳相传依然是重要方式。作为正式渠道的有效补充，其传播的效果会超过文件和会议等正式渠道，更容易引起执行者和政策对象的共鸣和互动，但口耳相传会因为传播者的主观恶意、随意和接受者的无法辨识导致信息失真，加剧信息异化。
官方的“权威”宣讲更多侧重于执行者对政策执行结果的效率追求，在政策文本的解读上侧重于教育脱贫指标达成的刚性要求而忽略教育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反复性和艰巨性，结合个体差异的精准解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基层干部与学校管理者对此有所畏难。为了提高贫困识别的精准性，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设计了获取贫困人口真实信息的规范化程序，确保贫困户识别的准确性和公平性。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贫困信息的丰富性，对各种统计指标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一些文本概念的数据计算，掌握的信息越具体，获得也就越困难。一些地方“精准扶贫”异化为“精准填表”，盲目地追求所谓表格上的精准，陷入了量化指标的迷信，引起了群众的疑虑和不满，而教育扶贫政策背后的价值阐释则被“悬置”起来了。
教育扶贫政策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较大的教育事件几乎都会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网络已经成为社情民意重要的表达渠道。“寒门再难出贵子”“毕节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乡村教师的去与留”等都迅速形成公共教育议题，吸引教育专家学者、教育家型的校长、研究型的教师与高学历的学生家长等的专业型探讨和广泛的民众参与。由于网络媒体交互性强、时间空间不受限制，网民对教育扶贫政策的讨论会迅速形成“网络舆论场”。大量贫困人口的现实困境和受助情况在网络上曝光，加剧了贫困地区人口的精神负担和身份反抗，教育扶贫政策信息的过度渲染满足了一些执行部门“政绩工程”的需要，增强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意味，效率和公平的价值冲突逐渐凸显，关系正义的实现越发迫切。
网络加工渲染过的教育扶贫政策执行信息，往往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政策执行的公平正义产生疑虑，不断造成新的信息冗余，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对教育议题进行及时、清晰的话语引导，也就无法控制信息内容的变异，将会留下许多政策执行偏离的隐患。当政策对象的贫困信息在网络传播中被“放大”，正当权益却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被“缩小”的情况不断出现，社会公众就会表现出对资源、机会、权益分配的公正性的高度关注，大量情绪性言辞会进一步破坏网络舆论的公共准则，急速加剧政策信息在传导中的偏离，将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受众置于“网络舆论场”的漩涡之中而承受巨大压力，网络时代政策信息传导的不可控性与不稳定性激增。
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告或劝诱工具等，互联网动员是一个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的系统。政府、学校、社会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政策环境，不同的政策工具有其适用的特定领域和情境。互联网动员应用政策工具的目标主要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口树立新时代的教育观。
当前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执行一定程度上出现脆弱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容易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循环之中。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对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自身的“造血功能”方面重视不够。只有将治贫、教育与发展结合起来，才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源头上防止脱贫群众再次返贫。贫困地区的许多家长文化水平低、教育意识淡薄，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依然存在，造成了不少孩子的基础教育不完整、早早辍学打工，这成为教育致贫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受众群体的教育观念改变需要通过劝告或劝诱等政策工具来进行观念调整，克服惰性，同时通过能力建设工具帮助其获得更多学习机会和受教育权利。
教育扶贫政策与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等最大的差异在于贫困群体受教育自觉和意愿的主动性，相对弱于经济脱贫的个体动机强度。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所有人面对的是一个信息不充分的政策环境，所以执行者总是希望通过分散化决策来分担政策风险，造成地方官员系统将脱贫指标通过科层结构一层一级下移，政策工具简单复制，而缺乏面对复杂情况的政策工具组合使用的意识与创新精神。政策受众面对不同的政策工具，配合的意愿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大量使用行政命令和权威动员的政策工具，遵从中央和省扶贫攻坚指令的同时也被功利主义所驱使。公众对权威工具的反应较为迟滞，对能力建设等政策工具的反应则相对敏感，如情感关注、爱心温暖、情绪疏导、价值观引导等。政策受众的艰难生活和社会支持缺乏使他们在情绪情感、社会认知方面容易产生消极状态，因此精神助困，如隐私权保护、情感交流和互动、机会分配的公平也就成为满足广大政策对象发展性需求的政策工具价值，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权威、激励和系统变革。
众多社会参与力量纷纷涌向贫困地区，各种民间参与力量被激活，大量的公益组织向贫困地区输送网络课程资源，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匮乏的问题，促进了贫困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但是在教育扶贫行动过程中，缺乏课程科学管理、课程准入标准和质量评估监督体系，导致了乡村教师或乡村学生“选择困难”或“消化不良”。而“漫灌式”的单向输入方式并未给贫困学生设计合理的教学反馈渠道，加之缺少“第三方评估”对参与教育扶贫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专业资质和教学能力进行评估，很多公益课程的开发和链接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与此同时，大量来自城市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人士缺少必要的“乡村意识”和“乡村素养”，依然坚持着城乡二元对立的偏见，缺少对乡村精神充分的尊重和了解，将乡村教育的扶助目标定位为对城市文明的追逐和对乡村生活的告别，也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乡村教育对乡村未来建设者的正确引导，导致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为了外部资源而放弃对等的表达立场和表达渠道，造成了乡村真实意见及信息反馈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