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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一词源于军事领域，主要是“做好战争准备”“进行战备”之意，最早记录“动员”这一军语的汉语文献是1903年北洋陆军督练处编印的《军语》，意为“发动、调动”。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动员”为“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或“国家把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前一种释义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动员，后一种解释是指进行备战。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动员往往指向非军事领域，为实现特定的行动目标进行的密集而有力的宣传发动、组织号召工作。“组织化动员”通常和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科层体制相联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行动模式。亨廷顿（Huntington）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阐释了政府主导的组织化动员模式，他认为：传统社会秩序出现危机促使政府必须发动社会动员，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改变既有的制度、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规约与秩序，政府通过组织动员、领导动员、层层动员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事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政策信息、价值取向的主要来源。组织化动员中，动员者与被动员者往往有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政府以行政指令或其他媒介渠道自上而下层层传达、发动，来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观与行为。
动员式治理在中国具有较长的实践历史，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采用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汲取与动员能力，包括政府各层级动员和政府对社会动员的“双层动员机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秩序稳定是脱贫攻坚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的结构选择既是过往组织体系有效性的延展与应用，同时要能够对新的秩序安排和制度建构形成核心支撑，从而缓解资源有限性与快速建政后的可治理性矛盾。因此，动员方向的转移与国家治理重心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构架与政治景观。教育反贫困重大国家战略任务的部署及乡村学校治理任务的落实单靠政府部门很难完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动员模式容易导致基层政府在巨大政治权威压迫之下对物资“粗暴征用”和“配置滞后”。大规模社会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危机治理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治理转向。中国社会动员正在表现出由“组织化动员”向“准组织化动员”的变迁。前者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后者是社会化的动员方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能够围绕共同的目标，集中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高效有力地办成一件件大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动员传统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动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群众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战时动员的全民性和广泛性成为政权建立最坚强的物质保障和信心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化进一步深化，动员型政治结构逐渐稳定并且成熟，在一系列党政重大部署和重大民生关切问题上，如改革开放、反腐败、疫情防控、生态治理、区域发展上，都表现出快速反应、组织高效、靶向精准、系统协同的制度优势和行动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在经历了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后，治理结构调整和治理能力提高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改革发展完善，脱贫攻坚等重大国家战略会急速提高深化治理的改革步伐。当下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所蕴藏的矛盾早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纯粹问题”，而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成的“复杂问题”。为此，传统治理模式已然无法满足现实治理的要求，进行治理改革和创新就迫在眉睫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动员表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在资源集聚和社会支持体系构建上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治理魄力，党和政府在国家动员中始终处于主体和领导地位，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凝聚人心、调动物资方面的巨大优势，在协调社会多方面的关系、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摆脱贫困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