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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教育扶贫行动中的参与主体？如何在政府主导的格局下实现社会组织与民众的有序参与？合作治理如何在教育扶贫行动中实现？主体合作治理又会遇到哪些体制与现实困境？如何加强合作治理格局构建？这些都是亟须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的研究尤其集中在参与形式方面，而对参与时机的选择、参与程度的界定和衡量标准，以及参与结果的评价关注较少，同时也缺少对推进并创新社会参与的技术、工具和方法的研究。构建教育反贫困治理多元化主体模式，还缺乏系统性、可操作的模式经验可循。“政府—学校—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教育反贫困合作治理机制形成的共同原则、规则、议题、决策程序、监督机制，多主体参与教育反贫困治理模式的组织化、精准度、认同度、参与度，构成了复杂性视角下教育反贫困机制创新的关键性问题。
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建设与应用，促进贫困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办学质量。积极推动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努力办好贫困地区远程教育。“互联网+教育”被写入2017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着重指出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着力加强“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专递课堂”“在线开放课程”等信息化教育。“互联网”这个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词语，终于进入了农村教育。遍布全国的小规模学校不再孤立，通过网线，他们连接上了世界，连接上了最新、最快、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诸多互联网教育企业，在国家的政策、环境支持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灵活快速的运营机制，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资源整合模式，激活了各办学主体的积极性，探索出一系列由企业推动教育信息化的成功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谈道：“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互联网时代需要每一位教师都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每一位乡村教师的成长将为乡村发展、教育扶贫提供新的思考和路径，从而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当然，在机制运行过程中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会导致协作机制的脆弱，甚至动荡。需要通过对机制运行的效果进行评估，监测运行中的脆弱点并进行反馈，进而提出有效的反脆弱和抗风险策略。
成规模的互联网公益协作，可以改变传统的、分散的、片断的、短时的教育扶贫现状。通过互联网公益协作机制建设与功能架构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充分激活民间反贫困参与资源，有效解决贫困者观念陈旧、精神文化落后及反贫困技能薄弱等制约反贫困推进的深层次问题，为教育反贫困治理提供实践模式和“中国经验”。
黄建洪在《国家秩序图景中的治理体系构建》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时代，‘在场性’地准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需要直面国家秩序碎片化的衍生风险和整合乏力。通过执政党组织主导的权威再组织化和整全性渗入优化，凭借导入社会矛盾的新判断、发展建设的新规划等新向度选择，来持续促进国家秩序图景的新形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构和优化，在教育扶贫带来的巨大治理命题面前，究竟是强政府还是强社会已经不是讨论的重点，治理结构的要素之间以怎样的关系链接并且最大限度地激发国家的治理潜能和社会的参与动能成为新的实践命题。所谓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实质上就是实现这对关系的合理调整，缓解甚至消除两者间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前提。面对复杂的贫困现实，应以治理现代化的眼光获得反思和发展的契机，告别单一主体治理时代的“政府失灵”焦虑和“全能社会”的喧嚣，从结构视角下审视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定位的重塑，两者之间的力量较量应转化为协商合作关系，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的时代高度。
“国家以何种力度在场”“社会以何种方式在场”，成为学界反思治理理论的焦点问题。动员式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响应教育反贫困的必要手段之一，它既不同于自上而下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治理，也不简单等同于依托科层结构的政治性动员或依托军事力量的国防性动员，它超越了“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系统协同的整体动员机制，其超常规的动员治理方式可以在短时期内集聚较强的政府行政和民间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复杂的贫困问题。
教育反贫困的动员式治理是指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促使广大民众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服从国家统一指令或其他预期行为的治理模式。区别于一般性的社会动员，动员式治理呈现出全民性、紧急性、强制性、整体性和密集性特点，将教育脱贫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手段为主调节国家、地方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运用有效的动员手段进行深度教育治理整合。
大规模社会动员和最广泛社会参与机制作为动员式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动员的重要补充，推动着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灵活互动关系的现代化进程。大规模社会动员机制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多次灾难的洗礼后，我国通过社会动员促进慈善资源集聚的公众参与机制已经逐步形成。各地区在“国家强力进场”之后，教育反贫困压力得到极大缓解，但返贫风险带来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状况，对教育反贫困提出多样化的需求。社会慈善力量如何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教育资源？如何引导更多社会组织有效组织，将广大社会力量的关注之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公益之举？如何克服网络素养所带来的互联网普及困难，将民间的教育公益资源迅速集聚？创新教育反贫困背景下的社会动员模式和供给机制，调整教育资源的动员策略与集聚方式，是我国教育反贫困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教育公益行为是通过组织化的途径自愿向他人或社会提供教育资源的行为，它不同于国家动员的强制性支援手段，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风险化解机制，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手段。
教育反贫困中的公益资源包括四大类：一是为缓解教育贫困造成的物资短缺而捐赠的物质资源，如慈善捐款、教育资料等；二是应对教育贫困的情感和道德资源，如道德感召、情感抚慰、人际信任等；三是专业化智力资源，如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在线课程等；四是参与教育脱贫的志愿力资源，如志愿参与教育脱贫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
在强有力的国家支配和调控下，不同社会力量动员集聚的教育资源才能得到合法化的承认，实现精准投放、精准对接。然而，短时间内高强度地贯彻落实政治指令也会造成社会治理过程中权责不清和自我免责化倾向，国家也要在动员过程中，适时依法启动问责、追责，规范公共权力在动员式治理中的边界和秩序。与此同时，社会组织需要在强调情感黏合的基础上提高组织化水平和与体制对话的能力，在提升公信力、增强资源动员能力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环境的建设，更加服从或服务于国家需要，消弭官办还是民办的身份区隔，实现一种共享共进的相对平衡状态，真正构建一个既相互嵌入又彼此博弈的“好社会”。
应对人类共同贫困危机是对一个社会情感道德文明状况的最好检验，而社会动员有助于从公众的日常中挖掘情感和道德资源。贾斯伯提出多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情感，如爱、恨、信任、尊敬、忠诚、愤怒、悲伤、羞耻，提出社会动员的组织者应该懂得激发积极情感因素对于运动参与的影响，积极调动有利于动员、克服不利于动员的要素。
教育反贫困中的公众情感和道德资源，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社会动员的动力。社会动员中的媒介报道、感人故事、音乐、漫画海报、乡村教师的口述史等都能够唤起公众的积极情绪，舆论领袖和具有公信力的媒体的发声在互动的过程中，很多情感感染和道德认识会逐渐趋于一致，达成认同，对于负性情感的改变有积极意义。通过道德正义建构网络公共话语，形成话语性的支持力量，培养公众的安全性情感、支持性情感和文明性情感以及道德向善力和引导力、纠正力，从而促成团结一心、摆脱贫困的集体共识与行动。
教育反贫困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进入后扶贫时代会步入一个秩序恢复和重构的阶段，社会信心和群体信任的恢复也需要长期投入更多的教育力量和智力扶助，包括对公民担当合作的能力素养的提升、贫困危机应对与治理能力的科学提升等的经验总结和其他智力资源。
教育公益组织在提供专业知识的社会支持方面有着充足的智力资源储备。自愿响应型的学术或专业团体成员，一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强烈的志愿精神、高度的参与热情、积极的思想觉悟以及必要的空闲时间。随着网络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民间非正式合作也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组成虚拟知识社群，为广大民众提供更直接的知识交流平台，可以更好地满足民众对优质教学资源的知识需求，同时知识社群可以更为快捷地将科学知识和观念在社群成员中进行推广与传播，进而有效地提高知识共享的质效，引导广大民众确立正确的自助、助人的科学认知方式和行为。教育公益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动员的教育资源集聚和国家权威的资源配置效能，将物资资源、情感道德资源、专业智力资源、全社会志愿力资源高效整合。
志愿力（volunteerability）是指个人克服障碍和困难，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它包含意愿（包括动机）、能力（包括相关技术和自我效能）、空闲度（包括必需的空闲时间）。应对扶贫的志愿力资源主要是指一切拥有充分参与意愿、必要技术能力以及空余时间灵活性并向他人、公众或社会提供志愿服务的社会成员，具有志愿性、无偿性、自主性、灵活性等特点。“志愿性资源是一种分散在社会成员之中、游离于公域和商域之外的非结构性资源，若没有适当的管道和组织，它往往仅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资源，或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志愿组织提供了一种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机制，开创了一种非权力的（相对于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市场的资本权力）资源配置方式。”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不断涌现的自发性志愿公益组织成为我国社会化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和各种体制处于改革发展之中，很多关系还没有理顺，志愿公益组织很大程度上还是依照组织自身的理性选择和价值选择，较少从国家扶贫开发的总体角度考虑当下的迫切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资源和需求的断裂。以青年为主体的志愿公益组织开展的以支教活动为主的教育扶贫行动，可以将人才培养、贫困地区治理和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起点，并在支教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将不同环节的功能要素有机地、动态地组合起来，更敏捷地实现人才、政策、资金的整合与互动。
但志愿公益组织参与教育反贫困行动在组织化管理、有序引导与设施配套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改革志愿公益动员结构，将国家动员与社会动员结合起来，保持多元主体参与的稳定配合关系和成熟的沟通渠道，以发挥志愿公益组织的志愿力优势，弥补国家动员的缺口与不足，整合志愿公益组织和青年群体自组织发起和参与的教育反贫困行动，才能更有效地链接优质的公益资源用于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发挥志愿公益组织社会治理平台功能，使教育反贫困的延续性、规范性和创新性获得提高，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助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