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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反贫困治理结构经历了早期政府主导下教育资源的低效使用和重复浪费之后，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广泛参与，迫切需要社会资源整合优势来弥补“政府主导”模式造成的资源结构性缺陷，进而促进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自发性、合作化、高契合度表现，从而更好地激发贫困人口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逐渐实现教育反贫困的良性生态格局。
2012年，裘丽首创性地提出了“互联网公益协作（Mass Voluntary Collaboration，简称MVC）”概念，探讨了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作情境在互联网大规模公益协作中的适应性。互联网公益协作是一种为达成特定社会公益目标而进行的大范围、大规模的志愿协作活动。宏观而言，互联网公益协作是一种合作行动模式，在国家超强的动员之下调动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加以配合，促进教育资源的快速集聚和精准配置，形成多元主体、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中观而言，互联网参与在政府职能转变与民间组织内部治理合作方面，帮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民间助学力量形成资源共享机制；微观而言，互联网公益力量的助学目标在于帮助贫困人口摆脱知识、能力和权利贫困，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
借助互联网推进教育公平上升为我国教育反贫困的国家战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大规模推送、高精度送达优质教育资源成为贫困地区快速补齐教育资源短板的积极选择。2021年9月1日至9日，近万家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参加，超过6870万人次捐出35.69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6亿元资金支持，总共募集善款41.69亿元。2016年国内首部“互联网公益”大数据报告在南京大学问世，2016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公益元年。国外学者研究公民参与和互联网媒体之间的关系采用以下三个进路：①制度化取向。关注作为“公域”和“私域”共同组成部分的民众聚集起来进行公民协商。②过程性取向。群体行动过程中的仪式、文化变迁、群体性创新、情感、组织结构是研究的关注点。③建构视角。关注在有限注意力、有限媒体资源、媒体框架的条件下，何种特性的议题更容易进入公共领域。
近些年研究者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互联网与社会动员、互联网与社会创新等相关领域进行了研究。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①理论基础。学者从公民参与理论、自主治理理论、社会资本、公共品对等生产、社会互动理论的网络公共空间等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分析研究。②网络公益组织研究。包括组织界定、分类、成因、功能及局限性研究。③网络公益协作模式研究。按其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慈善组织主导型”3种；杨国斌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同时影响2种逻辑，“@”的传递力和“连线力”；沈阳等提出群内、跨群和超群3个组织层次；王京山认为可以划分为信息型、关系型、关联型、效用型4种类型。
裘丽认为互联网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协调好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打造多中心、多主体协作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实现治理转型，并提出互联网协商民主和多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互联网公益协作以自主治理行为分析框架的7个规则为基础，探讨了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作情境在互联网大规模公益协作中的适应性。
腾讯公益、米公益、Bottle Dream、路人甲、沪江CCTalk等互联网公益平台在增进信任、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和谐度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人公益”成为可能，互联网公益成为以“协同设计”为本的技术公益。
有效动员和激励民间公益助学力量参与贫困治理，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提出“全面部署网络扶贫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是互联网助力精准扶贫脱贫的中国方案”，《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提高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三通两平台’”。教育信息化成为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一种有效途径。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媒体的普遍应用改变了人与人、人与资源的链接方式，也促使教育资源的传递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传统的相对固定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转向项目形式（企业CSR项目、主题日）或平台化的组织形式，多行动主体协作参与的格局逐步形成。
王庆林以格桑花西部助学协会为个案，揭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时空重构，原有的沟通模式、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变化。谢镕键以助学交流网为例对公益网站的信息生态规划与信息构建进行了实证研究。阎桂芝等对教育扶贫的清华模式进行了研究，利用在远程教育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经验积累，帮助欠发达地区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无偿输送教育与培训资源。
总体来看，互联网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缓解了教育资源和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弥补了政府功能的不足，营造了公益助学的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然而，学界对教育公益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基础、责权边界、行政环境、运行机制、角色表现等还缺乏整体性研究；教育公益资源管理和精准配置机制，教育公益在知识传递、价值引导、激发教育内生动力方面的发展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亟须从政府职能转变、角色—责任界定、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提出教育反贫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总体思路、具体方案和对策建议并对教育公益资源的快速集聚进行效果评估。
根据公益助学教育资源的供给机制划分，项目式、联盟式、平台式和社群式是目前相对主流的四种互联网公益协作形态。实现教育资源快速集聚，精准辐射，同时冲破空间阻隔，实现优质资源跨地区重组，在知识流动过程中满足在地化的反贫困需求，成为互联网公益协作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公益助学的协作力量来源主要是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会中介组织、城乡社区组织等，因其在教育反贫困治理中表现出机制灵活、行动高效、扶贫对象精准的显著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乡村教师、贫困儿童及其家庭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成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优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公益助学资源越来越多地通过项目落地贫困地区，而乡村学校也越来越习惯于通过项目获得资助并对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公益项目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筹集的方式，也是一种提供服务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助学力量与贫困地区之间稳定的制度化联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沪江“互+”计划等30多家公益机构发起“青椒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好未来集团共同建设“好未来AI老师系统”、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联合西部阳光基金会共同发起“千千树——乡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发起“好校长成长计划”，都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和活跃度的公益协作品牌。同时，高校的群团组织和学生社团也是一支日益壮大的公益助学力量，美丽中国、麦田计划公益支教项目借助互联网选拔、输送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
民间教育智库是以教育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由民间出资建设，由专业的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专家组成，具有很强的学术独立性和社会影响力，在教育反贫困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能够产生高质量的教育主张和建议。目前，我国影响较大的民间教育智库主要有成立于2002年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的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的杭州中资教育研究所等。民间教育智库发起成立的“公益联盟”具有广泛吸纳民间智力的能力，当面对教育领域中的重大战略发展问题时，民间教育智库汇集的智力成果会快速反映民生关切问题和政府决策导向。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4年牵头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吸纳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农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公益机构、基金会、企业、媒体、专家学者、个人等各方力量，搭建小规模学校与公益组织、政府部门的沟通桥梁，协助三方资源对接，形成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共同体。
社会企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或志愿活动组织、互助机构演进发展的产物，承担着商业盈利和社会使命的双重价值。互联网社会企业以教育使命为价值纽带将各参与群体牢固地团结起来，整合大量社会志愿资源，成为互联网公益协作的重要发动者，其对运营的熟练和对市场的敏感，对推动公益协作有着重要的价值。阿里、腾讯、网易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拓展为集聚社会助学资源的平台型网站。这类“公益平台”具有强大的传播和影响力优势以及网络交互特性，整合各种教育需求和服务资源，通过共享平台向公众发布，以项目遴选、公益众筹、品牌塑造的方式使得各种公益参与力量直接、有效地转换和调配到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个体上，同时建立渗透面广泛的公益信息交互平台，也接受来自公众的广泛监督。“希望在线教育公益平台”联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香港言爱基金等诸多国内一线教育公益组织，依托其专业的公益服务能力，推动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效抵达资源匮乏的中西部贫困地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商界领袖、娱乐明星以公民个体身份自组织力量参与到教育反贫困行动中，并通过公益协作逐步形成群体力量，助推教育公益活动及志愿服务。公民自组织助学是普通公民依托互联网通过志愿行动来实现公益助学或者公共价值，虽然在组织化、规模化上能力相对薄弱，但能更加直接地渗透进薄弱学校的“末梢神经”。在“公益精英”的号召与影响下，互联网提供的资源链接和助学通道聚合了寻求积极改变的乡村教师社群，在知识共享、信息交换、专业发展方面“抱团取暖”，在民间层面上有效弥补了国家培训、地方培训无法覆盖的“关注盲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8级校友骆斌从2015年开始发起“中国娃”公益俱乐部，通过清华经管博士校友会和MBA校友会开展捐赠闲置笔记本电脑的公益活动。“中国娃”累计捐赠102个电脑教室，2480台电脑；捐赠图书28500册，俱乐部也成为大量乡村教师家园式栖息地。“公益社群”力量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跨区域的共同体社群式学习，乡村教师自发结成共生发展的公益联合体，知识流动也从单向传输转化为多向互动的价值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