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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字面解释是“公共利益”，目前学术界从广义上将“公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泛指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性的和非政府性的社会活动及个人行为；狭义上的“公益”主要指个人或社会组织以非政府性形式进行的，具有自愿性、非营利性、社会性等特征的社会活动及个人行为。
我国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公益，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释放出“自由流动资源”，并提供“自由活动空间”，才开始生长起来并迅速发展。在现实情境中，“公益”常常与“慈善”“志愿”等词汇混用，表达几乎同样的含义。近年来，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公共物品需求和供给难以平衡，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大量资源散布于社会以及国际空间。调动适切的社会资源共同解决公共问题，成为政府推动公益发展的主要动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义务教育需求增长与供给缺失的矛盾日益凸显，公益方式缓解了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均衡的状况，并由此形成了教育领域对制度外资源供给的大量需求。“贫困·儿童·教育”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主题。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划”和1991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组织实施，在宣传和筹资过程中，也将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现实状况呈现在公众面前，极大地激发了民间参与的热情。据统计，1991—1992年，“希望工程”收到社会各界捐款1247.19万元，救助失学儿童3.2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5所，旨在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服务的“教育公益”开始兴起。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0）》指出，“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我国教育长期处于短缺和贫困状态，个人和机构自发实施的零星的教育公益行为在民间始终存在。但作为有组织、有资源投入的社会化的教育公益实践，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针对教育硬件支持的教育公益行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如1995年至2005年，先后实施两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2007年，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策全面实现，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善，“因贫辍学”的问题得到解决。教育公益也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变迁，由原先关注点较为单一的“有学上”的基础性助学领域，逐步扩展到为“上好学”的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服务。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农村教育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教育公益实践在二十一世纪逐步崛起并迅速扩展到多元领域，成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民间力量。教育公益组织作为教育公益行动的组织者、实施者开始涌现，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具有一定规模的教育公益组织数量2009年为150个，2013年增长至300个，2018年已达到近800个。梁晓燕将教育公益组织的行动领域划分为助学、支教、教师专业发展、留守儿童关爱、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与发展、阅读推广、多元教育资源提供、儿童早期教育与成长、职业教育、研究与倡导等十大类别，并形成了诸如企业CSR项目、高校社团活动及教育公益互联网社群、项目联盟等多种公益形态。
2016、2017、2018三年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教育依然是社会捐赠最关注的领域，分别占每年捐赠总量的30.44%、27.44%、29.04%。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全民公益的蓬勃发展，教育公益也迅速成为各大互联网募捐、众筹平台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王秋玲分析了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7日腾讯公益众筹已完结的项目数据，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教育类项目仍集中于教育设施、物质、资金的直接支持，主要包括贫困儿童营养改善、“免费午餐”项目资助、留守儿童关怀及学习教育救助等形式。《中国教育公益领域发展研究报告（2019）》指出，支教、助学仍是教育公益行动最主要的形式，以课程及活动设计研发为主的多元教育资源提供也开始逐步增长，但来自社会的资源支持多样性不足，主要集中于教育公益实践已经相对成熟和密集的扶贫助学、硬件支持、课外活动、图书捐赠、支教，对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教学层面、教师层面、社区教育文化的支持仍不够。
社会捐助的逐步增长，志愿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的不断提升，是教育公益持续扩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民政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注册志愿者超过1.2亿人，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已有1.2万家，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253万个。截至2019年7月28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的志愿服务时间已经累计超过14亿小时。由共青团中央、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7家单位联合举办的4届（2014—2018）“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累计评选出金奖项目400项，其中“关爱农民工子女”类留守流动儿童教育公益项目累计获得金奖93项，占金奖项目的23.3%，位居大赛划分的13大类别的志愿服务项目之首。教育公益从最初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由政府支持和主导的项目发展至今，越来越多的主体，如高校、企业、研究机构、媒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其中，教育公益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运行质态最好的公益志愿领域。
罗伯特·伍思努（Wuthnow）提出了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三种主体相互依赖理论，在社会治理中三种主体存在着频繁的资源交换、竞争与合作，通过集中不同的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萨拉蒙（Salamon）的“第三方治理”理论，认为志愿部门并不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替代选择，而是调和了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政府机构供给之间的矛盾，政府与志愿部门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但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志愿部门也有其“志愿失灵”的缺陷。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国家治理实践的考察，认为慈善不足、慈善的特殊性、慈善的家长式作风和慈善的业余主义，是“志愿失灵”的主要内容。我国的教育公益发展历程和公益志愿组织的发育程度与西方有着不少差别，具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志愿失灵”的现象。
“志愿”和“公益”的性质，决定了教育公益的资源既不能以政府的“强制”也不能以市场的“营利”方式得到，除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志愿组织和重点项目有一定的政府财政拨款和补贴之外，明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绝大部分教育公益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捐赠仅占21%，而美国是72%，中国的人均捐赠额 2016 年是 97元，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排名最后，仅为排名第一的美国 8094 元的约1/90”。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AF）201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国民捐赠意愿指数为14%，在全球13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8。尽管互联网公益不断发展，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趋于优化，提供了更加开放、弹性和多样化的资源链接，然而从2009年到2018年9月近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从23.6万增长到76.7万，增幅高达 225%，涵盖了救灾、扶贫、教育、医疗、环保等多个领域。公益的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不同的公益领域和组织之间都会存在竞争。面对其他公益领域的资源竞争，教育公益也从单一聚焦“有学上”到关注“上好学”再到“助力成长”多元转型发展，组织规模和行动领域都在不断扩大，在探索怎样更加有效地解决贫困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时，教育公益组织仍长期面临无法有效配置相对稳定的公益资源、所需要的活动开支与所能筹集到的资源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可利用的资源始终难以达到最优状态的困境。
教育公益所服务的对象主要包括偏远农村儿童、城市流动儿童及困境儿童，面向小学生群体最多（82.95%），其次为中学生（68.22%），而对其他群体如乡村教师、家长等的关注较少。支教助学一直占据教育公益活动的较大比重，为公众直接参与教育公益创造了机会和搭建了平台，此类活动志愿者参与度高，动员能力出色。尽管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已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社会公众更多地被同理心所驱使，而并不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偏好于向西部偏远的资源匮乏地区提供教育投入和教育资源以缩小其与教育发达地区的差距，捐资助学、教育设施援建作为教育公益的重要工作领域仍长期存在。随着扎根于贫困偏远地区的组织逐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使教育公益面临“精英俘获”，覆盖不到最需要帮助的区域和群体，更无法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群体，可能会加剧不平等或造成资源的浪费。教育公益活动仍停留在“扶贫”阶段的狭隘性，提供服务的方式方法并不能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反而会使教育公益的志愿使命与目标逐渐固化，缺乏改进的动力，阻碍其进一步转型发展。
教育公益行动开展和组织存续的基本条件是有大批具有志愿精神的志愿者的参与。《中国教育公益领域发展研究报告（2019）》的数据显示，44.2%的教育公益组织全职人员数量主要为2—5人，20.1%的教育公益组织全职工作人员数量为6—10人，5人以下的占62%，且与2013年数据相比变化不大，由此可见教育公益高度依赖志愿者的深度参与和义务奉献。目前志愿服务环境尚待优化和相关支撑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参与教育公益服务的志愿者除传统的高校学生之外，还包括其他诸如海归人士、城市白领、退休教师等群体。教育公益行动多致力于将资源倾斜于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区域跨度大、服务条件相对艰苦、服务时间长，导致参与人数偏少，志愿者流失比较严重。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教育公益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性挑战逐步增强，对志愿力量的需求也日益多元。由于资金的限制和缺乏相对成熟的志愿公益文化基础，往往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专业性人才参与教育公益服务，只能更多地借助于高校学生的力量。学生虽然有旺盛的精力和较强的志愿精神，但学生群体的流动性、工作随意性较大，专业知识的不足和实践技能的欠缺等现实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教育公益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教育公益基于“教育公平”的理想，以为弱势群体提供“均衡优质”的教育而行动。不同的教育公益项目应准确定位目标人群，围绕目标问题来设计解决方案，并在行动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境调整策略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现实中，部分教育公益项目得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持，须根据政府的要求设定目标、执行任务并完成相应的考核。大量的教育公益项目未能纳入政府支持和购买服务的项目中，主要依赖于社会资源和个人捐赠，要根据资源提供者的要求来开展工作。在对教育公益行动的具体目标问题作出回应时，不可避免地把界定目标人群需求的决策权让渡给控制和掌握最重要资源的人。教育公益本应充分发挥其包容、非排他、多元的优势，改善教育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公益资源的再分配本质决定了不同的教育公益项目模式、不同的组织机构间都会因潜在的竞争而缺乏包容协同，各自为战。组织行动的具体内容大多根据项目的资助方或是拥有资源分配权的组织负责人决定的活动和方案来实施，志愿者队伍只是教育公益项目的具体执行方和实施者，服务对象也因其弱势群体的受惠者角色，一直被视为公益的接受者，更难以对资源分配和运用拥有话语权。教育公益行动本应根据在地的经济社会条件、贫困人口教育需求的不同，通过有差别的教育公益资源供给，来保障贫困群体获得合乎需求的教育公益资源。教育公益“为谁服务，怎么服务”的决策垄断以及不同项目、模式间的弱耦合性，会造成资源的分散并导致弱势群体真正迫切需要的服务可能被抑制，志愿精神难以聚合，教育公益的“公益性”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