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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期待、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需求相比，社会力量参与的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尽如人意。当前，教育反贫困治理关系表现为单向、松散的实然状态，处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参与协作治理的转型过渡期，管控思维与多元合作的治理理念仍存在着碰撞和摩擦。教育反贫困治理结构中主体间的关系从简单的“一对一”模式，逐步向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结构转变。不同主体间的影响力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各主体的自主性、控制权力的诉求与现实可能性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影响着教育反贫困治理的有效性和发展转型。
当前教育反贫困的治理实践中，大多数决策往往仍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等权力强势方作出，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度并不高，共同参与教育反贫困治理的共识仍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规约，因此社会力量从开始进入贫困场域就陷入困境，没有相应的规约和保障。如很多社会力量主导的助学项目涉及教育基础设施的援建和硬件捐助，项目的投入带有长期性。随着国家教育公共政策的变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增加，贫困地区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非常迅速，在义务教育经费基本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力量对助学项目需求的评估和教育结构调整的决策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进行了新一轮中小学布局的调整。200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但到了基层的实施层面，“撤点并校”成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具体方式。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至2010年，全国每天平均有64所农村小学被撤销。撤并教学点、合并建校的政策有较强的行政强制色彩，而现实中许多助学项目因当地教育政策的调整变化，偏离实际需求，捐建的校舍和其他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不久就废弃，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项目的不可持续，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主体参与教育反贫困行动陷入“不信任—不参与”的循环。
民政部《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6万个，各类基金会7034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万个，全国至少还有300万个由于资格不够而无法注册的草根志愿者组织，有许多社会组织和草根组织直接从事或涉足教育反贫困事业。教育领域公共服务的跨界提供、政府的跨界治理已是普遍的现象，这就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跨界合作，自上而下进行政策资源、治理力量和治理方式的整合。尽管政府开始不断重视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但似乎还未走出“既给其发展，又惧其发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控思维定式，在教育反贫困治理实践过程中还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监督者的角色。在教育反贫困治理转型中，应在自上而下建立适当有效的制度规则与规范机制的前提下，逐步让渡部分治理权限给社会主体，放宽政策支持，优化制度环境，不断提高和扩大社会参与的自治性管理，变政府管理为自我管理；通过政府公益创投和组织孵化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潜在功能性空间，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规模，通过选择和竞争，唤醒社会主体的自主治理意识，增强其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治理结构的纵向整合。
教育反贫困治理主体存在着跨界、跨行业现象，具有较大的异质性，社会力量开始参与教育反贫困行动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在教育反贫困治理实践中，不少社会主体过于关注自身目标和自主性，忽视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是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体应弥补政策失灵，在政府无法顾及或尚无力顾及的领域发挥补缺作用的角色定位，导致治理转型权责不清和治理结构动态失衡。教育反贫困治理体现的是基于共同的“反贫困”目标而形成的治理逻辑，主体间并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基于相互联系和互动的网络关系，治理转型是要基于治理主体多元、方式多元的现实而构建横向联结的治理网络。在治理方式的选择上不是将各主体治理方式简单叠加，而应是基于此框架明确权利义务的划分与落实，并非要突破或重新界定各主体间的边界，而是以多主体的协商与合作，实现主体间的“水平式”整合。社会力量在多年来的教育反贫困治理实践中，提供了比政府更丰富的教育资源选择，降低了资源获取门槛，增加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但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横向联结还不紧密，主体间边界意识较强，缺乏良性的互动，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横向协作机制。尽管社会力量具有资源配置和治理工具多元、灵活的特点，但在具体的教育反贫困场域中往往忽视和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对话、沟通、协商，导致各自为战，信息不能共享、资源无法有效利用和开发，协作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窄化，难以在反贫困治理过程中实现帕累托最优。还有相当部分的社会主体，在其生存资源的压力下，以筹资为导向，和贫困地区政府在追求舆论价值和眼球效应方面达成共识，缺乏整体视角和深入调研，更多地站在捐助人和资源提供方的立场上，忽视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贫困主体实际需求，导致应长期坚持的教育反贫困治理变得短视化和急功近利。
后扶贫时代，教育反贫困治理面临新的转型机遇和发展前景不确定性的挑战，资源投入与治理能力和反贫困的宏伟愿景仍存在矛盾。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在教育反贫困行动领域中的功能有很大程度的重合，都主要集中在物资援助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强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的合作，完善教育反贫困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