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研究中有所谓的“内史”与“外史”，分别代表了历史研究的两种取向，这也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需要处理的一对关系。就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而言，所谓的“内史”，就是研究图书馆系统内部的历史；而“外史”则是探讨图书馆系统与外界的关系的历史。从这一定义来看，目前大部分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都是采用内史的研究路径。上文提及的西方新书籍史的研究范式则是典型的外史研究范式。
图书馆作为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之一，与其他社会机构都是密切联系的，我们在研究图书馆史时，除了从内史的角度探寻图书馆系统内部运行、发展历程外，更要从外史的角度，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探究图书馆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两本中华图书馆协会研究专著为例
，两部著作基本都是沿袭内史研究路径，将重点放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内部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项目管理等之上，那么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同时期其他同类机构如中国博物馆协会、全国教育学会之间的关系如何？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教育部之间如何往来？（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的不少提案都曾提交教育部，有些也被教育部采纳，但具体过程是怎么样？）这些都是目前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中不曾关注的领域，而这些对于全面认识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必不可少的。又如对于近代图书馆学人的研究，目前我们大多数都是聚焦于学人本身，有些学人如袁同礼、李小缘、蒋复璁等与当时整个学术界往来是非常多的，对于这一部分的揭示，不仅能厘清这些学人的人际网络，而且有时还能发现其思想的来源。如笔者在对钱亚新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对顾颉刚日记的研究，发现钱亚新对于郑樵的有关评价可能是受顾颉刚的影响
。
综上可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不管是对于机构还是人物、事件，都应该采用内外结合的视角，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