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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通”，借用严耕望先生的说法
，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纵向的“贯通”，就图书馆史研究而言，虽然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并不是很长，但是治中国图书馆史者需要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百年图书馆事业发展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中国现代图书馆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除了中国图书馆史外，还要对西方图书馆史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史有一定的了解，因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受美国影响非常大。二是横向的“旁通”，研究图书馆史，除了图书馆学、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外，最好还要具备其他一些学科的知识，如外语、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这对于提升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大有裨益的。以外语和教育学为例，外语就像一扇窗户，当下大部分图书馆史研究人员基本都能阅读英文文献，但是能阅读日语文献的人相对就少了许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们常将这段时间称之为“西学东渐”，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东”是指日本，完整的“西学东渐”过程应该是“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对于图书馆事业而言，也是如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的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中国图书馆学不少术语也是借鉴了日本。因此，假如想厘清这一段历史，那肯定离不开对于日语文献的研究。再如教育学，在民国时期，图书馆是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存在的，教育作为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至今未变，所以掌握教育学的有关知识对于对图书馆史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与“通”相对应的就是“专”，现在很多人都以“专家”而称，就是指他们在某一具体领域有专深的研究，如民国图书馆史专家、文献分类史专家、刘国钧研究专家、沈祖荣研究专家等。中国历史研究传统之一是崇尚“博”与“通”，从司马迁的《史记》到近现代的各类“通史”著作都属于这类范畴，传统的历史学家也都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一位“通人”。就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领域而言，上文提及的《中国图书馆史》、《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等论著都属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作品。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学术分科的细化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传统的通史式的宏大研究范式遭到了批判，历史研究开始向“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发展，“微观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潮流
。微观史学的兴起不仅影响了中外历史学研究，对于图书馆史研究同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从近年来发表的图书馆史研究论文就能看出。翻阅一下学术期刊，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大部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论文都属于具有专题性质的“微观”研究，时间跨度在六十年以上的研究相对较少。
不容否认，传统的通史式的宏大研究会错过或遮蔽一些“微小”的事实（这也是后现代史学攻击批判宏大叙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通史式的宏大研究范式在对整体的把握方面是微观史学所不具备的。专题式的微观研究较通史式的宏大研究确实更有深度，也更生动、具体，但是其毕竟只局限于某一个很小的点，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必须将“通”与“专”结合起来。其实所谓的“通”与“专”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者是相对的、有机统一的关系。如对某位图书馆学人展开研究，应该属于“专”的题目，但是如果在研究这位人物时先编纂其年谱，这就属于“通”了，因为年谱编定以后这位人物一生的脉络便大致清晰了，这为研究其思想、治学提供了坐标。同样，在研究机构史时，针对某一图书馆或者某一图书馆院校都可以先做其编年，了解其整体发展脉络，再在这基础上研究这些机构的运作，这就是“通”与“专”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