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有什么用？图书馆史的价值体现在哪里？这是从事图书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在高校教授图书馆史相关课程的教师，这是第一讲必须要说明的问题。而从全球来看，历史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中国更是如此。近年来，各地各种类型的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充斥着各大影院、电视频道；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执政者都在倡导学习历史……这些似乎都可以说明历史的价值。而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很多错误的、扭曲的、荒唐的历史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互联网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处充斥各种错误历史信息的战场，而身处其中的我们，越来越不确定这些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对于有些虚假的历史信息信以为真，并亲自帮助其传播（据统计，很多人都曾传播过毫无根据的历史内容，不少人都曾在没有核实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分享或转发基于某种原因迎合自身喜好的历史内容）
。而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历史的真相已成为公民勇气的必要之举”
。各类求真委员会（组织）的成立，如追寻南京大屠杀、福岛核电站泄露的历史真相的组织。2021年中国网民曾发起一项联署，要求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是否与2019年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有关。该项联署从发起之日起，短短5天之内就得到了超过500万网民的支持，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国公民，美国《外交官》杂志、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华盛顿观察家报》、CNS新闻网、推特内容新闻网Twitchy等媒体也都转引这一联署
。这些对于历史真相追求的活动，说明在信息时代，历史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C.Bok）在谈及大学教育时曾指出：“大学教育不仅仅是把学生训练成称职、成功的实践者，而且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不断超越、能够提高专业水平以及改进制度的人……教职员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学习其专业的历史以及结构来扩大其视野。”
博克的这一论断经常被他人引用，尤其是在涉及人文教育、历史教育时，而博克的这段话确实也道出了学科史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意义。图书馆史相关课程一直是图书馆学专业基础核心课程之一，在1992年首届全国高校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确定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目录、1995年教育部制定的文科教学大纲、2009年教育部制定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中都有相应说明，而在最新的2018年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也明确将图书馆史相关课程列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要求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掌握图书与图书馆学的历史
。
图书馆史本质是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习图书馆史的根本价值在于培养人的历史思维。所谓历史思维，概而言之就是求真、批判、怀疑、想象力。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在生产伪史、制造遗忘、篡改历史或滥用、错用历史，因此历史研究者要有求真、批判与怀疑的精神，批判思维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历史思维的价值就在于其批判性。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法，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在这一过程中，想象力又至关重要
。
具体而言，图书馆史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历史思维的首要追求在于“求真”。上文曾提及，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在生产伪史、制造遗忘、篡改历史或滥用、错用历史，例如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每到诺贝尔奖评选时间，国人就会提及老舍在1968年曾被提名，但因1966年老舍去世，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惯例是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该奖最后颁给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但是有关学者通过对瑞典档案的研究发现这是一段“伪史”，1968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名单中根本没有老舍。作者进一步挖掘，发现了这一“伪史”的制造过程：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日本文艺杂志刊文→藤井荣三郎读到→告知老舍夫人及其子舒乙——在宋永毅、舒云、文洁若等人笔下，成为中文世界一个神话。简言之就是“从朋友的朋友口中听说”。不过，在对瑞典档案的研究中，意外发现了胡适、林语堂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候选人的信息
。
中国图书馆学同样也存在很多已“确认”的史实并不一定是“信史”的情况，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 1913年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这一说法，很多教材及专著，如吴慰慈先生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
、谭祥金先生编著的《文献信息学导论》
、郑章飞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
、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
、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
……都采用了这一说法。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通过对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金陵大学相关档案研究发现，克乃文于1913年受聘来华担任金陵大学英文教师（另一主要任务是传教），1914年9月，克乃文正式接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因此从时间上来看就存在一些问题。克乃文1913年来华以后并未直接担任金大图书馆馆长一职，而是到1914年才正式任职，而克乃文担任馆长后确实对在金大图书馆工作的中国职员（包括半工半读的学生）进行了一些培训，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他开过课程
。
顾烨青、郑锦怀两位学者也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历史梳理，发现该说法的源头来自对蒋复璁《珍帚斋文集》一书中相关内容的误读，不能成为定论
。顾烨青等人的考证颇为翔实，对于推翻克乃文1913年在金大首开图书馆学课程一说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不过顾氏等出于严谨，并未下百分之百的定论。在顾烨青等人的考证基础上，笔者曾认真翻阅了 1913 年前后的《金陵大学公报》（
TheUniversityofNanking Bulletin
），该“公报”为英文版，1910年出版第一期，主要是关于金陵大学人事、组织、规章制度、学校概况等内容的介绍。此外，为了配合招生宣传，《金陵大学公报》还刊载了详细的课程名及课程内容介绍。但是，笔者并没有在《金陵大学公报》上发现任何在1913年前后和图书馆学相关的课程信息。当然，这只是一则证据，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由于金陵大学早期的不少档案目前还无法研读，因此无法断定1913年前后克乃文是否在金大开设过图书馆学课程。就目前所见，笔者暂不认可1913年克乃文在金大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的说法。
中国图书馆学虽然只有短短一百余年的历史，但是对于这仅仅百年的历史，我们就有很多史实没有弄清，例如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到底创立于何时何地，关于这一个问题同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创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藏书楼是中国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雏形
，有人认为1903年的绍兴古越藏书楼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有人认为1904年建成开放的湖北图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
，还有人认为于1910年落成的武昌文华公书林是中国第一家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待图书馆学界认真研究。早在2007年，华东师大范并思教授以“老槐”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博文《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不知道》
，博文内容如下：
2005年中图学会学委会做了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在学委会下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史分委会。这个分委会阵营也很强，竹帛斋主挂帅还配备了学委会第一美女做秘书。也许由我来对这个兄弟分委员会指手画脚不妥，但毕竟与我们理论分委会也有关系，讲几句竹帛斋主应该不会见怪。我想说的是，这个分委会如果能将本学科20世纪这个不太长的历史中那些没有被搞清楚的人与事都搞搞清楚，那么他们的功劳就太大了。
当然这真的很难。不要讲什么论点的源头了，就讲大师生平。几十年前的事，就那么几十位大师，但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少不知道。土匪在我博文《闻道必先闻大师》后面留言，提及许多图书馆学家不知去向。土匪提到的“不知去向”的人物有徐旭、戴志骞、孔敏中、俞爽迷，这几位真的是我们不可不知其生平的人。戴志骞在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中的名气不用说了，“不知去向”实在不应该；俞爽迷是文华弟子辈中最杰出者之一，他对图书馆学应用价值的说明（“我们要谋图书馆的发达，先要明了图书馆对于图书应怎样去处理，对于阅览者应怎样去指导，以及一切事业应怎样去推广，怎样去改进，研究其原理，应用适当的方法，而这种学术，就是所谓图书馆学”）启蒙过我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徐旭和孔敏中，都是早期公共图书馆理论的推动者。徐研究民众图书馆就是公共图书馆，孔是1925年鲍伟士来华演讲公共图书馆的主要陪同。我们讲中国公共图书馆理论史，离了他们没法讲（当然我们可以不讲）。但我们的确没有他们完整的生平。
除了“不知去向”的，还有中间一段无从知晓的。前几年我写了篇徐家麟的文章，按说，徐也是大人物了，文华毕业留美的，抗战期间回国的，1945年研究过芝加哥学派的，新中国成立后做过武汉大学系主任的，太“牛”了。1975年才去世的人，但他1928年文华毕业到1935年去美国留学中间那段时间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不清楚，甚至找了些武汉大学的老人也没问清楚。
去年曾向竹帛斋主建议，在2007年借纪念沈祖荣回国巡回演讲图书馆学九十年之机，搞一次“重走沈祖荣的路”的大型巡回演讲活动，宣扬现代图书馆理念。具体地说，九十年前沈先生什么时候在哪里讲，就组织学者什么时候到那里讲。竹帛先生很愿意搞这个活动，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知道沈先生当年发动“新图书馆运动”时的演讲路线图，而这并不清楚。不久前遇到竹帛先生还聊到此事，仍是那个字：难！竹帛先生甚至去找过老档案也没有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图书馆学第一人沈祖荣先生，九十年前回国发起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最重要的事件“新图书馆运动”，但我们可以知道的只有“1917年，留学归国的沈祖荣等人在10个省份、50个城市巡回演讲”，而具体的几月份到了哪个城市，我们全然无知。
这是个什么学科？我们宣称以帮别人找信息为职业能力，但对本学科如此重要的信息不能知晓。我们能考证得出目录学起源于“此儿有目录之学”，却考证不出沈祖荣演讲过的地方。我们过去讲过图书馆学自我封闭，希望它能走出去。但看看理论的状况，连自己学科中最杰出的前辈去哪里都搞不清，有什么脸面讲学科理论的输出？
不愤青了。在图书馆2.0环境下，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多做点事。图书馆学史分委会应该做个网站，带wiki功能的那种。将所有没搞清楚生平的前辈都作词条放上去，大家以2.0方式增补。我们有很多的老先生健在，还有河边、土匪这样的图书馆史专家。而且在文献中应该也记载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看。这样行动，也许能为后人多留下点什么。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范并思教授博文中提到的不少人物的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还是有很多人、很多事“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亟待图书馆史研究者的挖掘与探索，虽然历史研究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可以让我们尽可能了解、接近真实的中国图书馆史发展场景。
人类社会是一种记忆社会，历史研究是一种关乎“记忆”的研究，“没有历史就没有认同，就无力制定规划”
。而对学术史的研究则关乎一个学科的“记忆”，涉及对这个学科的认同。梁启超也曾经指出：“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
当下中国的图书馆学虽然较之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还略显稚嫩，但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是来之不易的。就当下中国图书馆学界而言，不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对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了解甚为模糊，这不得不说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事。1997年，程焕文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一书中曾这样批判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界：“现在图书馆学界的新生代对历史毫无兴趣，甚至厌恶，因而图书馆史的知识几乎一贫如洗，成了盲目追逐时髦的一代。而中老年的能够有所作为而又着力作为的鲜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0多年过去了，程焕文教授批评的中国图书馆学界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很好的改观。任何一门学科的学者，了解其学科发展历史是其基本素养之一，因为学科发展史犹如卫星导航，可以随时让我们知道现在大致处于什么位置
。
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鲍士伟（Arthur E.Bostwick）在其名著《美国公共图书馆》（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中也曾明确提出：“从事图书馆事业的真正能力包含对图书馆的过去、现状及将来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图书馆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学人尽快进入图书馆学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
；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其对于图书馆学的学科记忆，增加其对图书馆学学科的感情，提升学科认同感。
历史研究除了关乎“记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淑世”和“致用”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指出：“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通俗而言就是历史能启迪思想、增加智慧，学术史尤其如此。
当代著名法学家邓正来2003年6月24日在吉林大学所作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学术传统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学术传统，就无所谓知识增量不增量的问题。离开了先哲们经由个人努力汇合而成的学术传统，我们根据什么宣称自己的观点不是先哲已然详尽解释过的观点呢？我们又根据什么宣称我们的知识努力是一种贡献呢？有关知识传统与增量关系的‘知识铁律’，要求我们必须回到经典，并通过这一努力而知道我们自己知识工作的性质和方向。”
这段话很好地阐释了历史“淑世”和“致用”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促进创新。图书馆史的研究亦复如此，我们通过对图书馆史的研究，了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演进路径，进而找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发展脉络，这些都是学术创新、事业发展的基础元素，出新必先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
。
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
通过阅读图书馆学先辈们留下的著作，和先辈们展开对话，在进行学科自省
的同时检验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观点，只有经过了先哲检验后的知识与学术观点才更容易实现创新，对于图书馆事业而言亦复如此。
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界广泛应用，图书馆业务范式向馆藏发展的数字化以及数据信息服务逐渐深化。作为支撑图书馆业务活动的图书馆学，无论是理念还是技术方法，都正在转向信息学的范式（Information-centered）。这个转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中，情报学一枝独秀，图书馆学与档案学日趋式微。单就图书馆学而言，从各专业期刊所刊载的文章来看，“新技术”方面的文章呈现出“泛滥”趋势，而不少文章只是生搬硬套，毫无新意，且常有削足适履之窘态。对技术的过分关注使得图书馆学对于“人”、对于“理性”的关注越来越缺失，长久下去对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极为不利。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工作带来了便利，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图书馆学应当适度拓展，“不囿于图书馆这个机构的窠臼，但拓展同时我们也不能过分依附于技术的卵翼”
。前面曾提及历史是揭示人性的，加强对图书馆史尤其是图书馆学人的研究有利于增加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人文”学术理性，增加图书馆学人文关怀。
“史”字是汉语中非常古老的一个字，甲骨文、金文中都有该字，字形基本未变，一直保持着“手托简册”样。许慎对“史”的解释是“记事者也”，其本义即在记事。中国古代的官职凡以“史”名者（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不仅负责掌管、整理图书秘籍，而且肩负着起草文书、记录修史的职责。
由此也引申出从事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的另一意义——有助于培养研究主体的“存史”意识。
史料是进行图书馆史研究的基础，中国现代图书馆虽然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留存下来的史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丰富，很多重要的资料都在不经意间遗失了。2013年，笔者与叶继元教授决定编辑一本纪念文集，以纪念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成立二十五周年（1989—2014），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很多资料已经寻觅不得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他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发展相关的资料情况，而这还是在未经人为破坏的情况之下——20世纪有意识地损坏、销毁的档案、资料的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梁启超先生曾经就清人不作清史而批评道：“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
很显然，梁启超先生主要是从存史料的角度提出上述评论的。就史料角度而言，虽然说时间离得越近其史料不一定就越真实，但是“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
，则是肯定的。梁启超先生上述这段话犹如一口警钟时刻提醒我们，从事图书馆史的研究不仅仅要注意“研究”，更要注意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编纂。我们常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则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记录的生产者与保存者，这一点对图书馆史研究人员或者说对于对图书馆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尤其重要。通常而言，从事图书馆史研究的主体的“存史”意识都是高于图书情报学内其他领域的研究学者的。
李小缘先生是民国图书馆学人中少见的具有高度“存史”意识的学者，这或许与他长期执掌金陵大学史学研究部并从事历史研究有关。李小缘先生不仅把有关学者、机构给他的来信很好地保存下来，而且还会在来信上注明收到信件的年、月、日。李小缘先生保存下来的书信涉及的学者包括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钱穆等，这些书信如今已经成为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重要收藏之一。2012年南京大学图书馆为纪念南京大学成立一百一十周年，特编纂了《南京大学藏近现代名人手迹选》，李小缘先生的藏信撑起了该书近一半的内容，其研究价值更是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