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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史是研究什么的？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图书馆史”这一“名”进行说明，古人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由此可见“名”的重要性。
“图书馆史”一词来源于欧美，是从欧美“Library History”一词直接翻译过来，欧美的“Library History”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术语，涉及对人、机构以及促进图书馆这一“专业”（Profession）发展的各项运动、事件的研究
。但是直译到了中文语境，“图书馆史”这一名称就存在歧义。从字面上看，“图书馆史”是关乎图书馆的历史，属于机构史的研究范畴，如在1958年出版的由卢震京主编，刘国钧、李小缘校订的《图书馆学辞典》中对于“图书馆史”条目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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圕史
欧美图书馆以巴比伦为最古，以希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为最大。此外寺院学校，均有图书馆设立。中古时代，学术文化，不绝如缕。各国图书馆因迭遭战乱，陷于停顿。自文艺复兴而后，印刷术逐渐通行，书籍数量大量增加，大规模的国立图书馆相继兴起，藏书在数十百万册以上的已所在多有。在此时期的图书馆，主要作用限于保存，虽间有少数学者入内参观，但亦属罕有之事，当时亦更无所谓图书馆管理法。至于图书的分类，目录的编纂，无非备检查点核之用，直至近代，始有现代意义的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又如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中对于“西方图书馆史”（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West）和“中国图书馆史”（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两个条目的解释内容
也是关于西方与中国图书馆机构发展历史的介绍。
而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在口语交流中，“图书馆史”还包括图书馆事业史以及图书馆学史。尤其是图书馆学史，很多人都是将“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等同使用的，如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韩永进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图书馆史》
中，不仅包含作为机构的图书馆的历史，还涉及图书馆学学术史。除了在中文语境，在和中文有着重要渊源的日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武居权内在1960年出版的《日本图书馆学史序说》一书中也指出，图书馆学史不是图书馆史，图书馆史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历史，而图书馆学史是探索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当然，只要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问成立，就有可能存在图书馆学史。这句话换个方式可以理解为图书馆学产生之前是不可能有图书馆学史的，所以他把日本图书馆学产生之前的历史命名为“图书馆学前史”，这个命名对于我们处理中国古代关于藏书整理和管理的学问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
从以上论述可知，除了“图书馆史”之外，还涉及另外两个术语——“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探究，还有图书馆思想史、图书馆学思想史、图书馆学学科史等概念，这些概念与“图书馆史”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否可以等同使用？如果不能等同，哪个概念属于上位类？现使用较多的“图书馆史”能否统摄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
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在有关工具书中表现得也很明显，除了上文提到的《图书馆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之外，如在周文骏先生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中，就只有“图书馆事业史”（History of Librarianship）一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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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史（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研究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图书馆事业的内容、形式、方法与组织。
又如在丘东江先生主编的《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中，也只有“图书馆事业史”一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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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事业史（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图书馆史的一部分），其研究内容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图书馆事业的内容、形式、方法与组织等。研究图书馆事业史的意义是在藉考据史实，以前瞻未来。
上述的解释很明确，“图书馆事业史”是“图书馆史”的一部分，但是该辞典却没有对“图书馆史”这一条目进行解释，而是收录了一个相关的“图书馆史编辑者”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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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编辑者（Library Historian）
撰写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历史的研究者。国际图联设有图书馆史专业组，旨在为这些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该专业组集中了图书馆历史方面的广泛论题，以及区域性、国际性和地方性的丰富经验。
2013年，丘东江先生又主编出版了新版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大辞典》，该版较之《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则将“图书馆事业史”条目删去，增加了“图书馆史”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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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Library History）
研究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理论学说产生、发展过程的学科。按照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机构，图书馆史又可以区分为各代断代图书馆史或专门图书馆，如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北京图书馆史。
2019年，在黄长著先生牵头，数十位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学者参与审定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中收录有“图书馆学史”（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和“图书馆史”（Library History）两个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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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史（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研究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历史进程的学科。空间范畴上包括中国图书馆学史、外国图书馆学史，时间范畴上包括古代图书馆学史、近现代图书馆学史、当代图书馆学史等。
图书馆史（Library History）
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是描述图书馆的产生与各个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状况，分析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除了在图书馆学专业领域内，在其他一些综合类的专业工具书中，如涉及“图书馆史”一词，同样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在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收录有“图书馆史”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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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
研究图书馆事业、图书馆理论学说产生、发展过程的学科。
图书馆史研究范围包括：（1）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图书馆、图书馆工作过程、图书馆组织机构、图书馆管理机制等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2）图书馆理论史（或称“图书馆学史”）。研究各个历史阶段图书馆理论研究、学术派别，图书馆学体系、学说，图书馆著述、人物等。（3）专门图书馆史。研究公共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科技图书馆等各种类型图书馆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图书馆史的任务，是揭示图书馆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律，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繁荣提供理论指导。
又如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关于“图书馆史”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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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史（History of Library）
研究图书馆的历史发展的学科，是介于图书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对图书馆历史的研究，是同图书馆学的研究一起兴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图书馆史的论著在数量、质量方面均有显著变化。在美国，其代表性著作有斯潘塞的《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起源与背景》（1943年）、谢拉的《公共图书馆基础》（1949年）、科利尔的《1880 年以来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运动史》（1951年）、博宾斯基的《卡内基图书馆的历史及其对美国图书馆发展的影响》（1969年）等。图书馆史的任务，是描述图书馆的产生与各个历史时期图书馆发展的状况，分析图书馆事业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再现历史中把握图书馆的发展规律性和未来趋势。按照不同的国家，图书馆史区分为各种图书馆通史，如中国图书馆史、美国图书馆史等。按照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或机构，图书馆史又可以区分为各种断代图书馆史或专门图书馆史，如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北京图书馆史等。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图书馆史”包含图书馆机构史、图书馆学史等，而在《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中，“图书馆史”仅仅是关于机构的历史。
由此可见，如何正名，是值得每一位图书馆史研究人员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本书暂时倾向使用“图书馆史”这一名称，但是其内涵倾向西方定义的广义概念，即图书馆史是研究包括图书馆机构、图书馆事业以及图书馆学发展历史的一门学科，既属于图书馆学的分支，又属于历史学的分支，是一门交叉学科。
本书认定“图书馆史”这一名称可以统摄图书馆机构史、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那么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图书馆中的核心资源——图书的历史，即所谓的书籍史（Book History/History of the Book）与图书馆史的关系。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图书馆史研究包含书籍史；有人认为图书馆史与书籍史是并列关系，如上文提及的谢灼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从书名就可知，作者将图书与图书馆史两者并列处理；还有人认为书籍史的范畴大于图书馆史。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书籍史是近年来西方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图书馆史与书籍史之间的关系，还是值得梳理一下的。当下所说的书籍史，更多的是指“新书籍史”（本书如不作特别说明，所涉及的书籍史都指“新书籍史”）。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非常悠久的书籍史研究传统，如中国的目录、版本、校勘都是关乎书籍的历史研究，而西方对于《圣经》等经典文献研究形成的“文本评断”（Textual Criticism，也有学者译为“文本校勘”
）之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也是异曲同工。但是，经过新目录学派（New Bibliography）学者麦克科洛（Ronald B.McKerrow，1872—1940）、弗雷逊·鲍尔斯（Fredson Bowers，1905—1991），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学者费夫贺（Lucien Febvre，1878—1956）、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的推动，西方书籍史研究逐渐突破、转型成为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分支之一。
1982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发表了《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一文，该文可以说是西方新书籍史研究范式的奠基之作。达恩顿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书籍交流圈”（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概念（图1-1），指出书籍史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认为其是与写作史、出版史、典藏史、阅读史等密切相关的。
按照达恩顿“书籍交流圈”的概念，图书馆史无疑是书籍史的一部分。
图1-1 书籍交流圈（TheCommunicationsCircuit）
很多西方学者也赞同达恩顿的观点，认为应将图书馆史作为书籍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或者说要根据书籍史的研究范式重塑图书馆史研究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的新书籍史如今已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西方新书籍史的研究多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收藏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
。
就中国图书馆学界而言，书籍史一直是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早期的刘国钧、郑如斯，到后来的谢灼华、曹之、程焕文、王余光、徐雁等学者，都致力于书籍史的研究。不过，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书籍史研究大都侧重于书籍本身，如对书籍载体、装帧、出版、收藏等内容的研究，缺少对书籍的文化意义和书籍背后的社会史的研究，这一点也是与西方新书籍史研究最大的区别。
就未来而言，图书馆史与书籍史特别是新书籍史应该是相互交叉的关系，不存在谁隶属于谁的问题，两者可以互相借鉴、携手发展。而从西方书籍史研究史来看，未来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很有可能也是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