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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德国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到20世纪中国的傅斯年，人们一直在构建“科学”的历史学，而所谓的“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重视史料（特别是一手史料），在对史料进行考辨的基础上，让史料自己说话，展现历史事实，叙写“科学”的历史。兰克的这一研究范式对全球范围的历史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范式也被很多人称为“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但是，史料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我们也无法还原全部的、真实的历史面貌，这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就需要适当地采用一些历史的想象力了（包括兰克自己也认为历史研究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主要表现在寻求、分析史料上，艺术则体现在叙述历史上
）。因此，图书馆史研究中的另一对重要的关系就是“实证”与“想象”的关系。关于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历史研究无须想象力；也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靠的是叙述，而叙述则必须依赖想象
，因此历史研究不仅需要想象力，更需要高远的想象力
。历史学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想象力，“从来没有完全离开想象的历史学”
，著名的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史学论著，里面很多篇章，如大众熟知的鸿门宴的历史场景叙述，仿佛是司马迁就在现场一般。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史研究，是“过去十多年来变化最大的图书馆学领域之一”
，促进这一变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图书馆史研究人员深入国内外发掘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图书馆史。可以说，实证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人员的灵魂。但正如上文所述，历史研究是无法穷尽所有资料的，相较于被历史“遗弃”的资料，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历史就真正被割断了。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
。
目前的图书馆史料运用大部分仍然是基于纸质文本材料，而历史意识是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出来的，除了常规的档案资料，还包括口述资料、文学作品、艺术品、纪念碑和建筑物等
，面对这些史料，有时就需要依靠历史研究人员的直觉或者想象力。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想象力并不是凭空乱想，它与研究主体的知识储备、实践及经历有关，例如我们在研究古代藏书楼或者近代图书馆时，去过与没去过这些建筑遗存，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把握与理解绝对有非常大的区别。到历史现场走一下，有利于我们产生很多直觉或想象力，这是仅仅依靠档案或其他文本史料所做不到的。此外，在图书馆学人研究中，更加需要想象力，因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自我认同、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等
都离不开研究主体的想象力，反观当下中国图书馆学人研究，在这一块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据现有资料，钱亚新最早涉足古典目录学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之时，钱亚新因在教学中的一点疑问——“难道在我国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中，只有一些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上的遗产，关于图书馆学的就一无所有吗？”
——开始研究古典目录学。那么钱亚新1930年代在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文华图专、大夏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师范学校等学校讲授图书馆学课程时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疑问呢？据笔者臆断，这或许与钱亚新的身份和处境有关。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大夏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图书馆学课程时，钱亚新都属于“兼职”，其主要工作还是在图书馆，其编制也隶属于图书馆。而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图书馆学时，钱亚新的身份是教育系专职教师。那么在教育系担任专职教师这个身份及处境有什么问题呢？
这便可能涉及旧派学者对于西方新学的“鄙夷”，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史之学才被认定是真正的、正统的学术。这一“传统”的影响在当下仍然隐约可见，而民国时期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影响就更为严重，如胡适刚刚归国回到北大时被旧派学人的看不起，新文学作家沈从文被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刘文典的讥讽，以撰写通俗小说成名的张恨水在写散文时却“复古地”使用文言等，研究新学或者说西学的学者遭遇传统文史学者嘲讽、鄙夷的例子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张恨水使用文言这一事，著名学者刘绍铭经过研究后认为张恨水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因为在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文言文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一种“士”的语言
，为了满足作为真正读书人的“虚荣心”，张恨水选择使用文言文。在图书馆学领域，钱亚新的恩师杜定友晚年回忆撰写《校雠新义》的动机时说：“《校雠新义》是因为一句话而作的。在1923年，我被人告了一状，说‘杜氏生长美洲，不谙中文’。我自问中文的根底也着实太差了，中学毕业即远赴重洋，几与中文图书绝缘。对于中国目录学及版本学，尚未得其门而入。于是发奋读书，在百忙中偷读古籍。这部《校雠新义》大半是夜间在床上写的。”
杜定友这段话中，“偷读古籍、半夜写作”与刘绍铭揭橥的张恨水的那种“虚荣心”应该说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钱亚新介入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时内心也有这种“虚荣心”，或者说是寻求“真正学者”的身份认同心态作祟。现在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从钱亚新早期的论著中还是能看出一丝端倪。在钱亚新早期谈及目录功能的论著中，钱亚新认为目录最主要的功能是检索，即将目录作为一种检索工具来对待
[1]
。这是典型的西方现代图书馆学影响下对于目录的认识，因为西方的目录强调检索。1942年，钱亚新发表《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在规划课程设置时，钱亚新指出图书馆学课程设置一定要考虑不同系科已有的相关科目，例如历史系等部分系科会设置“史部目录学”等课程。钱亚新认为，应先学习图书馆学再学目录学等相关课程，这样更加利于学生掌握，如果先学目录学等课程，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这一细节很微妙地表明了在钱亚新心中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关系。
中国传统目录学，尤其是经过郑樵、章学诚等人阐发之后的目录学对于目录的认识，已经从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以记载书籍为目的，转变为以记载书中所表现的思想为目的，目录的重心已“在学术而不在书籍之本身，与记录书籍为目的的目录有所不同”
。因此，中国传统目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排检、检索等则不是很重视，而钱亚新早期论著中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早期，钱亚新对于包括中国传统目录学在内的中国旧学并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也就缺乏足够的了解。
钱亚新介入古典目录学研究时正专职任教教育系，之前虽然全职担任过文华图专教师，但在文华图专周围的同事都是学美式图书馆学的，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到了蓝田便不一样了。民国时期一所大学的教育系师生地位到底如何？钱亚新在蓝田国师时的同事钱钟书在《围城》中就曾写过：“在大学里，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这段小说内容不免有虚构夸张的成分，但从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民国时期大学中教育系的尴尬地位。此外，《围城》中虽然没有与图书馆学有关的评价，但对于图书馆，钱钟书也借方鸿渐之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
，虽然说钱钟书自身是一位去图书馆比较“勤”的人，但其辛辣的讽刺应该也代表了一批学者对图书馆的看法。图书馆都如此，那么研究“坟墓”“老式慈善机关”的图书馆学自然更不被这些人看得起了。而钱亚新在蓝田国师任教时，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同在校中，平常应该也有过接触。
上述几则材料，大致已能窥得学图书馆学出身的钱亚新在专职担任教育系教职时的一丝尴尬处境，而为了寻求“真正学者”的身份认同，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学者身份，最好的方式无疑是涉足旧学，融入“旧学共同体”，而旧学之中与图书馆学最相关的便是古典目录学。特殊的处境，寻求“真正学者”的身份认同，估计便是钱亚新介入古典目录学研究时的重要心态。诚然，这种寻求认同的前提是建立在对图书馆学热爱的基础上，试问如果一个对图书馆学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如何会以这种心态去研究与图书馆学相关的古典目录学呢？
虽然钱亚新旧学根底不如陈寅恪、钱钟书、周一良等有家学渊源或受过系统文史训练的文史学者，只能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古典目录学。但是，不论出于什么心态，就研究结果而言，钱亚新对于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在客观上为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节选自《回归与传承：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论稿》，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有删改）
[1]
钱亚新。两把锁
——（乙）索引[J].文化先锋，194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