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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史学发展史，关于“古”与“今”的争论时有发生，如“言必称三代”、康有为托古改制、20世纪50年代关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讨论等。就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而言，所谓的“古”与“今”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研究史观的问题。历史研究中常说要有“同情之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或者说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大部分人都会不自觉地带入当下的情感，以“今”驭“古”，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楼的批判。当下在提及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楼的“落后”时，都会指出私家藏书楼的封闭性，即不对外开放、不供众利用。设想一下，我们当下很多藏书者或者学者，几十年来孜孜矻矻地搜集聚藏，很多人也不愿意将自己的藏书轻易借给他人使用，何况在图书文献获得极为艰难的古代呢？有学者研究发现，“藏书楼”一词诞生时其对应的就是西方现代的“图书馆”，“藏书楼”和“图书馆”都是近代社会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其意义均存有公共、公开和共享，今人对于古代藏书不事公开和开放的批判基本上是对私有制、私权的漠视和对历史的无知
。我们常说历史研究的功用是为了“古为今用”，但是“古为今用”的前提是建立在了解真实的历史面貌基础上，因此在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一定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真正做到“同情之理解”，避免用当下的“想当然”去理解过往。我们现在觉得一些没什么研究意义的问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轫期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古”与“今”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选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
这其实是对清人不作清史的批评，而这段话从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或许是受历史研究需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更加客观、全面认识研究对象的观念的影响，包括中国图书馆史在内的历史研究大都会选择与当下有一定时间距离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就笔者这几年从事图书馆史研究的感受，中国图书馆史研究除了需要继续拓展近现代的研究之外，更应注重对当代历史的研究。著名学者陈平原曾就人物研究指出，评价一位学者比较好的时间是在其逝世20年左右，届时哀痛等情感因素带来的影响已经较小，而评价尺度则明显提高，评价结果也就愈发客观公正
。陈平原提出的“20年”虽然针对的是人物，但是笔者觉得同样适用于其他历史研究，时间的逐渐流去使得检验前人及其研究成果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很多历史，现在都可以进行历史检验。希望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同仁加强对当代历史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