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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天文观测历史和丰硕的天文观测成果。相传最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帝尧时期，就已经有专门的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员存在了。通过观察星空，中国古人逐渐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星象、物候等情况。
中国古代天文在天象观测、仪器制作、历法编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天象观测方面，我国拥有对哈雷彗星的丰富的观测记录，在公元前 240 年到 1986 年的两千多年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 30 次，我国都有记录。此外，中国历代史书中，对日月食、彗星、流星、太阳黑子、超新星爆发等天文现象也有很详细的记载。例如在 1054 年，北宋的司天监就观测到了“天关客星”，并把观测情况完整地记了下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关客星”就是金牛座内爆发的超新星，它的遗迹就是现在的蟹状星云。要知道，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观测到的银河系内的超新星爆发非常少。由于北宋在 1054 年的观测记录，蟹状星云成了第一个被确认的与超新星爆发有关的天体。（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也进行了观测和记录。）
在天文仪器制作方面，我国古人大概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圭表测量日影长短了。到了汉朝，天文学家还利用圭表日影长度确定“二十四节气”。西汉时期的落下闳创制了浑仪，浑仪是我国古代用来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由多层圆环构成，上面有刻度，可以读出星体位置。后世对浑仪多有仿造，现在大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能看到明代制造的浑仪。到了东汉，张衡还创制了用水流做动力的浑象，浑象的转动与地球的周日运动相一致，用来模拟天球运动，从而将天象准确地表示出来。北宋的苏颂还设计了水运仪像台，这是集天文观测和演示以及报时系统为一体的大型自动化天文仪器，领先于世界。到了元代，郭守敬更是先后创制和改进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其中的简仪，大家也能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看到。
绘画尺寸：60 厘米×80 厘米
在关乎日常民生的历法方面，中国历代王朝曾经颁布过上百部历法。其中，元代郭守敬等人编订的《授时历》尤为精良。《授时历》采用 365.2425 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在七百多年前，郭守敬能够得到如此精密的测算结果，实在是很了不起。《授时历》的诞生比目前通行的公历（即 1582 年教皇格里高利颁布的历法，后被全世界采纳，我国自辛亥革命后也采用公历）早了 300 多年。
在对星星的命名上，中国古人把天上的星星分作若干星官。星官划分通常是指某一群星，而现代的星座是指天上某一块区域，其划分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相对来说，星官的面积较小，星座的面积大些。对于星官划分法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之中。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陈卓制定了 283 个星官，共包含 1464 颗恒星。在星官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体系。
古代中国人还认为天上的星星和地上国家的政事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把人间的社会组织、国家体制的名称也搬到天上去了，天上的星星因此也被赋予了人间朝廷的官职名。如天上的文官武将：尚书星、少丞星、天大将军星、御林军星等。通常利用该星所属的星官名称加个数字来为它命名，例如织女一、河鼓二、天津四、毕宿五、轩辕十四等等。可以说天上群星就是地上政务的翻版，或者说皇帝百官、朝廷政务都是上应天象。甚至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都城建设都是呼应天象而进行的。这就是“天人感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例如，在古代地理书《三辅黄图》中，对西汉首都长安城有这样的记载：长安城，汉之故都……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这里说得很明白，长安城的建设就是按照天上的星宿来进行的。这里，南斗为人马座南斗六星，北斗为大熊座北斗七星。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十月的一天，位于长安城未央宫中，汉武帝正在和董仲舒畅谈。自西汉立国起，历任帝王皆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黄老学说。年轻的汉武帝显然不喜欢这些策略，况且此刻西汉一直面临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国家需要振兴，中央集权需要得到巩固。因此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在此番召见中，董仲舒提出了《举贤良对策》。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赞赏。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其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长达二千多年。从这一点看，董仲舒可谓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物了。
董仲舒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定义者和集大成者。他认为若是人间政务处理不当，则上天会降灾异以警戒。在这套天人感应思想理论的支持下，中国古代每逢日食、月食或彗星、流星乃至水旱蝗灾发生时，总有大臣给皇帝上表讨论为政得失，并提出劝谏。这种做法在科学上说当然是不对的，日月食都有其自然发生规律，和人间政事并不相干。但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大臣，都是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在天人感应思想支持下，上表谏议帝王得失的。这也算是广开言路，对维护封建朝廷统治的稳定不无裨益。
在四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众多城邦式的方国星罗棋布。他们共同组成了华夏文明，古蜀国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在《蜀道难》中感慨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沉睡在地下的三星堆遗址，经过数十年的考古，一朝出土震惊世界。每一位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的游客，都惊诧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灿烂文明。出土文物中，不少是带有天文元素或有天文含义的。例如太阳圆轮、太阳鸟、扶桑神树等，此画以三星堆太阳鸟金箔为中心，四周围绕二十八宿，展现了古老而神秘的三星堆以及中国星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