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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尺寸：60 厘米×80 厘米
巨大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巍峨地矗立在地平线上，背衬着夏季星空。时值星河欲曙之际，在熹微曙色中我们尚能看见位于东方天际的几颗亮星。苍茫的地平线上，太阳即将喷薄而出。此刻一名祭司正站在金字塔前，密切注视着即将和太阳同时升起的天狼星（即大犬座α星）。而不远处的尼罗河水，此时也正汹涌澎湃，卷起巨大的浪涛，浊浪滚滚泛滥到两岸。
这是四千多年前发生在埃及大地上的一幕。一般说来，河水泛滥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古埃及人并不这么认为。原来河水泛滥能给两岸带来大量的淤泥，这些河底淤泥富有养分，能使庄稼丰收，所以古埃及人认为河水泛滥是件好事。
在长期的观察中，古埃及人发现每当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的时候，就是河水泛滥的季节。天狼星的这种“预知”作用，让埃及人将它奉若神明，对它顶礼膜拜。甚至在修建神庙的时候，很多神庙的大门都面对着天狼星升起的方向。天文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天狼星偕日升”，这种现象发生在每年的 6 月下旬（由于岁差，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古今不同）。
古埃及人把两次天狼星偕日升的相隔时间定为一年，制定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历，这是古埃及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重大成就。该历法后来被古罗马继承，并成为儒略历和现代公历的鼻祖。古埃及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的第十八王朝时代达到鼎盛，随即在公元前 12 世纪开始慢慢衰落，后来不断被周边异族入侵。亚述、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都曾入侵过埃及。公元前 48 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战乱中被焚，这是对古埃及文化传承的重大打击。最终在公元 7 世纪，埃及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伊斯兰化，甚至连狮身人面像都被埋没在尘土中，只露出一个头颅。时光骎骎，古埃及文明消逝在莽莽黄沙之中。
对古埃及的考古和再发现，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拿破仑。1798 年 5 月，一支强大的法国海军在马赛港集结。拿破仑作为这支部队的统帅，受当时法国督政府命令对埃及进行远征，远征的目的是打击英国在远东的利益。3 万余人的远征军里还有一支科考队，集合了当时法国几乎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考古学者和艺术家。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傅里叶、数学家蒙日都在其中。拿破仑那道著名命令，让驮行李的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的中间，就是这个时候下达的。
远征军刚开始势如破竹，7 月初即攻占埃及亚历山大城。7 月 21 日在金字塔附近，法军以纵队密集的射击和猛烈的炮火大败埃及马穆鲁克骑兵主力。7 月 24 日拿破仑进入开罗，全面占领埃及，随即科考队也在各处开始了考察测绘工作。
但此刻法国内部动荡不安，外有欧洲各国组织的反法同盟，内有保王党人的叛乱。而法国督政府面对这一切却表现得软弱无力，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稳定局面。所以远征开始不久，嗅觉敏锐的拿破仑就抛下军队，只带少数人马潜回法国，发动了雾月政变从而上台。留在埃及的法国远征军群龙无首，在军事上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远征在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学者们归国后于 1809 年整理出版了《埃及志》（ Deion de l’gypte ），用大量精美图片和文字描述了古埃及的考古发现，这让当时的欧洲人大开眼界，并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埃及考古热。古埃及的辉煌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就是法国人当时考古发现的，但后来被英国人抢了去，至今还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有趣的是，相比古埃及人对天狼星奉若神明的态度，古代中国人对其倒是非常不友好。古代中国人认为天狼星象征着外敌的入侵，甚至在中国古代星图中，特意安排了“弧矢”来制服“天狼”。这点可以在苏东坡的词里得到印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东坡是把当时与北宋为敌的、位于西北的西夏比喻成天狼星了，所以要弯弓射天狼。
冬季大三角（绘图：郭珊）
弧矢（绘图：郭珊）
岁差即回归年和恒星年之间的差值，简单来说是由于地球自转轴在空间中指向并不固定，而是在慢慢地发生着转动而引起的。这一现象最早由古希腊人在公元前 2 世纪发现的，中国晋代天文学家虞喜也在公元 4 世纪独立发现了岁差。
绘画尺寸：60 厘米×80 厘米
和古埃及差不多同时代，位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孕育着古巴比伦文明。在这一平原上的居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颁布了人类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建造了闻名于世的空中花园，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我们把太阳周年视运行线路，或者说地球公转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大概在五千多年前，最早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就已经将天上的亮星分成许多星座。同时，为了占星的需要，苏美尔人还将黄道附近的星星组成十二个星座，也就是黄道十二宫。这十二个星座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
此外，在黄道的南北两侧，古巴比伦人也划分了一些星座。这些划分法以及相关天文知识后来传入希腊，被希腊人接受并发扬光大。再后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黄道十二星座这个概念也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接受。从本质上说，黄道十二星座就是对星空的一种划分方法，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后世把占星和神秘预测融入十二星座，发展出一套极为庞杂的星座算命、星座运势等学说，称其能定人凶吉祸福等等，流传至今。
古巴比伦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在历法上，他们制定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标准，把一年划分为 12 个月，共 354 天，并设置闰月。
图中所绘的是亚述帝国水陆攻战的石刻，四周围绕着十二星座。亚述也是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一支，亚述人建有强大的军事帝国，首都为尼尼微（今伊拉克尼尼微省）。亚述军队广泛采用铁制兵器，以残忍好战闻名，不断征服四周的小邦国。但好战者必亡，祸起萧墙之内，公元前 626 年，亚述帝国大将那波帕拉沙尔在巴比伦尼亚自立为王，宣告独立，随即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其后新巴比伦与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人结成同盟，于公元前 612 年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覆亡。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天文观测历史和丰硕的天文观测成果。相传最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帝尧时期，就已经有专门的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员存在了。通过观察星空，中国古人逐渐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星象、物候等情况。
中国古代天文在天象观测、仪器制作、历法编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天象观测方面，我国拥有对哈雷彗星的丰富的观测记录，在公元前 240 年到 1986 年的两千多年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 30 次，我国都有记录。此外，中国历代史书中，对日月食、彗星、流星、太阳黑子、超新星爆发等天文现象也有很详细的记载。例如在 1054 年，北宋的司天监就观测到了“天关客星”，并把观测情况完整地记了下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关客星”就是金牛座内爆发的超新星，它的遗迹就是现在的蟹状星云。要知道，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观测到的银河系内的超新星爆发非常少。由于北宋在 1054 年的观测记录，蟹状星云成了第一个被确认的与超新星爆发有关的天体。（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也进行了观测和记录。）
在天文仪器制作方面，我国古人大概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圭表测量日影长短了。到了汉朝，天文学家还利用圭表日影长度确定“二十四节气”。西汉时期的落下闳创制了浑仪，浑仪是我国古代用来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由多层圆环构成，上面有刻度，可以读出星体位置。后世对浑仪多有仿造，现在大家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能看到明代制造的浑仪。到了东汉，张衡还创制了用水流做动力的浑象，浑象的转动与地球的周日运动相一致，用来模拟天球运动，从而将天象准确地表示出来。北宋的苏颂还设计了水运仪像台，这是集天文观测和演示以及报时系统为一体的大型自动化天文仪器，领先于世界。到了元代，郭守敬更是先后创制和改进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其中的简仪，大家也能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看到。
绘画尺寸：60 厘米×80 厘米
在关乎日常民生的历法方面，中国历代王朝曾经颁布过上百部历法。其中，元代郭守敬等人编订的《授时历》尤为精良。《授时历》采用 365.2425 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相同。在七百多年前，郭守敬能够得到如此精密的测算结果，实在是很了不起。《授时历》的诞生比目前通行的公历（即 1582 年教皇格里高利颁布的历法，后被全世界采纳，我国自辛亥革命后也采用公历）早了 300 多年。
在对星星的命名上，中国古人把天上的星星分作若干星官。星官划分通常是指某一群星，而现代的星座是指天上某一块区域，其划分本质上是一样的。但相对来说，星官的面积较小，星座的面积大些。对于星官划分法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之中。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太史令陈卓制定了 283 个星官，共包含 1464 颗恒星。在星官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的体系。
古代中国人还认为天上的星星和地上国家的政事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把人间的社会组织、国家体制的名称也搬到天上去了，天上的星星因此也被赋予了人间朝廷的官职名。如天上的文官武将：尚书星、少丞星、天大将军星、御林军星等。通常利用该星所属的星官名称加个数字来为它命名，例如织女一、河鼓二、天津四、毕宿五、轩辕十四等等。可以说天上群星就是地上政务的翻版，或者说皇帝百官、朝廷政务都是上应天象。甚至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明清，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都城建设都是呼应天象而进行的。这就是“天人感应”，是独具中国特色的。
例如，在古代地理书《三辅黄图》中，对西汉首都长安城有这样的记载：长安城，汉之故都……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这里说得很明白，长安城的建设就是按照天上的星宿来进行的。这里，南斗为人马座南斗六星，北斗为大熊座北斗七星。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十月的一天，位于长安城未央宫中，汉武帝正在和董仲舒畅谈。自西汉立国起，历任帝王皆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黄老学说。年轻的汉武帝显然不喜欢这些策略，况且此刻西汉一直面临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国家需要振兴，中央集权需要得到巩固。因此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在此番召见中，董仲舒提出了《举贤良对策》。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赞赏。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被汉武帝所采纳，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其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长达二千多年。从这一点看，董仲舒可谓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人物了。
董仲舒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定义者和集大成者。他认为若是人间政务处理不当，则上天会降灾异以警戒。在这套天人感应思想理论的支持下，中国古代每逢日食、月食或彗星、流星乃至水旱蝗灾发生时，总有大臣给皇帝上表讨论为政得失，并提出劝谏。这种做法在科学上说当然是不对的，日月食都有其自然发生规律，和人间政事并不相干。但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大臣，都是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在天人感应思想支持下，上表谏议帝王得失的。这也算是广开言路，对维护封建朝廷统治的稳定不无裨益。
在四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众多城邦式的方国星罗棋布。他们共同组成了华夏文明，古蜀国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在《蜀道难》中感慨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沉睡在地下的三星堆遗址，经过数十年的考古，一朝出土震惊世界。每一位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的游客，都惊诧于三千多年前古蜀国的灿烂文明。出土文物中，不少是带有天文元素或有天文含义的。例如太阳圆轮、太阳鸟、扶桑神树等，此画以三星堆太阳鸟金箔为中心，四周围绕二十八宿，展现了古老而神秘的三星堆以及中国星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