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团结工会的进攻

1976年后波兰动荡的社会局势和起伏不定的经济状况持续到了1980年，此时的经济危机令波兰政府的运作难以为继。7月1日，无力通过补贴维持物价的政府不得不宣布大幅调高肉类价格，这一政策激起了对政府本就不满的工人的强烈反应，抗议和罢工再次在全国范围内爆发。8月，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一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此时，罢工诉求发生了质变，其关注点从经济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诸多社会目标，以莱赫·瓦文萨为首的反对派开始将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社会不满者积极组织起来。

8月17日，一个囊括了不同城市（主要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个沿海城市）总计21个工厂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建立了起来，他们号召进行总罢工并向政府提出了包含保障罢工权利、释放所有政治犯、保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21项要求。 反对派的运动被有组织地整合了起来，他们构建了能够避开政府监管的地下通信网络。即使政府切断了其电话通信设备，这些独立的反对团体也能迅速找到替代品并有效地将信息发布出去。 ^[1] 9月，由罢工导致的成立独立自治组织运动扩张到了其他社会阶层，在当月格但斯克市的波兰艺术电影节期间，电影工作者宣布成立电影艺术工作者独立工会；格但斯克的各大高校也相继组建了波兰大学生独立联合会，知识分子、文化机关和学生群体的潜在抗议活动让波兰领导人非常不安。

宗教势力、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加入让罢工运动发展到顶峰，很快，苏联与西方国家对此展开了角力。7月底，媒体报道了盖莱克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克里米亚会晤：“双方相互通报了本国情况与共同致力解决的问题。”不久之后，塔斯社宣布华约军队将在波罗的海沿岸举行军事演习，并谴责西方媒体舆论正起着“赤裸裸的教唆作用”。 勃列日涅夫随即建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波兰问题，要求加强苏联北方集团军——这只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被许多波兰人视作苏联军事控制波兰的政治标志——的战备等级，派出军舰对波兰港口进行“友好”访问。 ^[2] 而美国方面也反应果断，在1980年初，美国的政策研究委员会和特别协调委员会就已经制定了对波兰秘密援助的政策；到8月，随着波兰形势的紧迫，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要求卡特总统分别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法国德斯坦总统（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德国施密特总理（Helmut Schmidt）和教皇致函以强调美国对波兰局势的关注，同时建议西方各国制定一项对波兰的共同政策与预防苏联入侵的应急预案。

不过事件到了8月底有了转机，施密特和德斯坦分别表达了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波兰危机的看法，德国和美国还准备进一步为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以稳定局势。28日，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也暗示了苏联不会侵占任何国家的土地、不会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9月3日，以波兰副总统为首的政府代表与瓦文萨等罢工委员会代表在格但斯克签订了“格但斯克协议”：政府承认团结工会为独立的工会，不受党和政府的领导，罢工工人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保证罢工的权利和援助罢工者的人身安全；尊重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办报和出版自由，不禁止独立办报，使宣传工具为持各种信仰人士所共有。

这份“格但斯克协议”不仅让工人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还给波兰社会的舆论场打开了缺口，教会表示“对目前波兰的社会政治转型保持积极看法”， ^[3] 而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也踊跃配合工人参与到社会变革运动之中。9月，波兰政府组建了总理平科夫斯基（Józef Pińkowski）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试图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政治冲击。10月，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4日、5日、6日连续三天进行了马拉松式的长时间会议和讨论，以应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

11月，团结工会经过批准得以成立，瓦文萨任主席，政治局势在团结工会的猛烈攻势下再次变得不安：团结工会成立后，迅速在波兰境内形成对统一工人党的挑战，超过三分之一的党员退党，大量党员转而加入团结工会与当局对抗，不到一年的时间，团结工会成员就囊括了全国80%以上的工人，总人数猛增到一千万人，这几乎是当时波兰人口的四分之一。

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国内政治局势和恢复几乎停转的社会生产部门，波兰政府内部也开始进行人事调整以应对外部冲击。在1981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中，没能处理好危机的盖莱克等人被开除出党，长期从事公安和军事工作的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被任命为第一书记，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也进入最高决策层。

从1981年初开始，波兰国内各方就开始致力于和平解决经济困难导致的社会矛盾。2月10日，刚刚接替了平科夫斯基总理一职的雅鲁泽尔斯基在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道出了苏联压力的增加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并且暗示了苏联已经考虑将戒严令作为平息骚乱的最终手段。这一讲话给统一工人党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开始思考与团结工会和解并呼吁给社会一段时间安稳过渡。实际上当时的团结工会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政府的呼吁，他们决定暂停罢工活动90天以回应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新政府的变化。

但是由于团结工会内部成员结构的变化和行动激进化，统一工人党保守势力的实力增长，以及工人群体和社会阶层对局势变化的反应迟钝，波兰社会局势在3月底又一次陷入混乱。恰如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后来回忆道：在1980年到1981年之交，无论是团结工会的头面人物还是党的领导层，对两种势力应当以何种方式和平相处都没有形成确切的看法。 这也是导致波兰国内协商在起起伏伏中最终失败、走向军事管制悲剧的原因。

平静没能持续太久。3月28日，团结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长达四小时的总罢工预演，作为要求改善工人待遇、释放政治犯的威胁，而此时波兰领空也因“技术原因”而关闭，国内气氛再次紧张。苏联随即在波兰边境进行了代号为“S18”的陆海军联合军事演习，这是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许多情报人员认为这是苏联即将武装干预波兰内政的前奏。不过，美国情报部门事后从效忠于中央情报局的波兰军官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的报告中意识到，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官员和苏联人在28日当晚于华沙曾讨论过戒严令的问题，但波兰领导人最终拒绝了苏联进行军事管制的要求，不过也做出了部分妥协——除非局势彻底失控，否则波兰政府不考虑要求苏联军事上的支援。 ^[4]

总罢工的威胁持续到4月，波兰政府得知团结工会中的“极端分子”已经准备与政府发生武装对抗，计划摧毁共产党的办公大楼。为了防止局势彻底失控导致苏联的干预，卡尼亚不得不向教会求助，希望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能够从中调停。在教皇的要求和波兰领导人的劝说下，维辛斯基前往与瓦文萨和其他团结工会领导人谈判，希望他们能够彻底取消总罢工的计划，后者干脆地拒绝了他。此时，这位84岁的主教拖着年迈的身躯在瓦文萨面前跪了下来，坚持要团结工会放弃总罢工的安排。 ^[5] 这次团结工会退却了，瓦文萨无法拒绝德高望重的维辛斯基的请求，团结工会和波兰政府的和解之路似乎又能看到曙光。一个月后，维辛斯基去世，格莱姆普大主教（Cardinal Glemp）接替了他的位置，但不及维辛斯基影响力的他没能继续让教会再担任工会和政府间的调解角色。

事态发展并不遂人愿。7月，伴随着抗议和罢工召开的统一工人党第九次特别代表大会是波兰党内革新派和保守派交锋最为激烈的一次，虽然最后选出的中央委员相较于此前更具有改革色彩，但从那时起，许多中央委员的言论也愈发具有攻击性，他们指责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政策缺乏攻势。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宣布了共产党党员身份与宗教信仰之间不构成矛盾，允许党员拥有宗教信仰。随即，超过75%的党员加入了天主教会，执政党内部对政权的认可和向心力受到了侵蚀。

到1981年秋，随着苏联方面的压力增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对波兰局势的失望，波兰党内对采取战时状态进行军事管制的要求也愈发强烈。 ^[6] 中情局情报显示：苏联已经意识到了波兰军队内部对团结工会的同情心理，不过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向波兰政权施压的决定。 雅鲁泽尔斯基的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他要面对国内团结工会与党内保守派持续不断的抨击；另一方面则面临来自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的军事干预威胁。要在两边保持脆弱的平衡在当时的局面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9月5日，团结工会也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修改了工会章程，通过了团结工会的《活动纲领》。纲领认为，现政权已无力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团结工会的成立是对波兰“行政当局的现有制度的抗议”，它“不只为生活条件而斗争，也为改善共和国而斗争”，“使波兰成为自治的波兰”。 这些诉求已经偏离了一年前“格但斯克协议”中较为温和的政治要求，明确公开地与波兰当局进行政治斗争。在9月26日到10月7日进行的团结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瓦文萨温和的调解路线被团结工会内部的激进派推翻，他们不仅要求独立的自治权利、呼吁在华沙等地进行抗议游行，甚至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境的纵跨东欧的自由工会组织。

这显然已经远超苏联能够容忍的底线,10月，苏联一面向教会寻求调节局势的方法，一面要求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主动攻势。 10月18日，坚持协商路线的卡尼亚宣布辞职，雅鲁泽尔斯基兼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10月31日，雅鲁泽尔斯基成立了国民和解委员会，力图通过他、瓦文萨和教会代表格莱姆普三人的会晤解决危机。11月各方进行了最后的和解尝试，政府在月初呼吁工人不要罢工，并警告如果这项呼吁无效，议会将授权政府采取应急措施，然而团结工会显然无视了这一要求。11月4日，雅鲁泽尔斯基、瓦文萨和格莱姆普的三人和解谈判在华沙进行，不过因为双方立场和要求相距甚远，谈判很快破裂。随后在11月17日举行的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的对话也因要求悬殊而失败。12月3日，团结工会主席团在腊姆多（Radom）召开会议，一致认为是政府破坏了和解进程，决定坚持进行总罢工，但这一决议很快被波兰政府察觉。此后，局势开始失控，军事管控变得不可避免。

[1] Jack M.Bloom, Seeing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Polish Revolution : Solidarity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in Poland （Boston:Brill,2014）,p.146.

[2]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p.172.

[3] Edward Wynot D.Jr.,“Captive Faith:The Polish Orthodox Church, 1945-1989,”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36.No.3（2002）, pp.323-340.

[4] 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pp.230-232.

[5] 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p.233.

[6] 从1980年底开始，苏联一改此前对波兰局势的乐观态度，加大了对波党的压力。1980年12月，波兰领导人在莫斯科遭到了苏联及其他苏东阵营盟友的批评，他们多次要求波党采取强硬手段抓捕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其他反对派。1981年，华约联合武装司令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和苏联驻波大使阿雷斯托夫（Boris Aristov）多次会见雅鲁泽尔斯基要求进行军事管制以稳定局势，到6月时，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基本确信苏联即将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从而坚定了他以军事管制避免苏联干预的决心。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第16—27页;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p.234.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Soviet role in implementing martial law in Poland”,available at: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4b00049r000200320013-6. +l6VoJ7gft9rSr9o4f/MwkrtUU0w7Z+oFYMO+e0aNOO/LoOZPlNE4EsfCIcF8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