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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政权——波兰统一工人党治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45年历史中，周期性的动荡几乎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独特现象，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差不多是“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
总体上可以分为三次大的危机，这三次危机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奠定了冷战期间美国和波兰两国的基本关系。
第一次危机是1956年的波匈事件，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影响尤其深远，导致美国历届政府在考虑东欧问题时不得不将苏联的军事干预视为关键变量，从而被迫采取温和行动。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了东欧国家的独立倾向，从而放弃了强硬的对抗立场，展开了对这些“半独立卫星国”的政策诱导。一方面，波匈事件之后，演变战略在美国的政策中占了压倒性优势并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时期。
其内容正如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颁布的针对东欧卫星国的NSC5608/1号文件中显示的：“通过影响卫星国政权及其民众选择其他既符合其国家利益，又同美国的安全利益不相冲突的行动，以推进卫星国政权的本质和政策的改变。”这一文件也成为“演变政策”的核心之一，它不再强调美国和东欧国家间的武力对抗，为其后针对波兰的和平演变确立了基本方法。
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再将苏东阵营视作铁板一块，而重视不同国家的不同地位，其中波兰的独立倾向让美国注意到了波兰在东欧局势中的特殊价值。在波匈事件之后美方试图通过经济手段鼓励波兰改革，增大波兰的自主倾向；而波方既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又不愿过分刺激苏联。
1957 年 6 月的《基本国家安全政策》（NSC5707/8）文件指出：“美国（对东欧）的基本政策应当是保证符合美国利益的卫星国人民能够和平地诉诸独立与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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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当时就指出对“半独立”的波兰提供经济援助是让共产主义走向终结的方式。
[2]
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年7月提交的《关于波兰的行动指南》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在外交上，对波政策应明显优先于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地把波兰政府纳入国际组织，支持与波兰的外交接触；在经济上，除了提供剩余产品和资金，还要进一步开发私人贷款，并考虑波兰的最惠国待遇。
波兰是最早从这种“区分”（differentiation）政策中获得援助的国家，而这一政策思想延续到冷战结束，约翰逊政府的“搭桥”政策让波兰成为美国对东欧国家进行区分的主要关注对象，给予了波兰大量好处。之后，区分政策成为美国对东欧的官方政策并为美波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70年12月。1956年波匈事件后，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重返政坛并掌权14年之久。在此期间，波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改革，强化了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执政同盟，赋予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自治权，调和了国内各阶级关系及共产党政权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波兰缓和了同苏联的关系，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发挥更大的、独立的作用，比如 1958 年 2 月波兰外长腊帕茨基（Adam Rapacki）在第12届联合国大会上针对中欧无核区的“腊帕茨基倡议”和1960年9月哥穆尔卡亲自率队在第15届联合国大会上就停止军备竞赛和限制核武器议题的“哥穆尔卡计划”。
然而，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在5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波兰经济状况变得愈发困难，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农业减产不断加剧。到60年代后期，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直至完全停顿，然而各项支出却不断增加。哥穆尔卡时代后期已然失去了之前的光彩，如有波兰经济学家指出：“60年代的经济遭到挫折的根源在于没有采取一贯的政策进行经济改革。由于保守势力不断施加压力……经济政策中出现过的建设性因素失去势头，导致经营效果下降，这就是1970年12月沿海地区悲剧性事件的根本因素。”
1970年12月13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公布了包括45种商品在内的涨价决定，这引起了对物价不满已久的各界人士的不满。次日，也就是哥穆尔卡主持统一工人党第五届六中全会召开时，格但斯克爆发了大规模罢工与示威游行。游行很快导致了暴力事件，政府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与工人对峙，造成了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恶性结果。最终哥穆尔卡被迫辞职，盖莱克（Edward Gierek）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1970年的危机不仅让瓦文萨在当时的罢工委员会中崭露头角，也向外界传递出了一个信息：苏联能够容忍波兰所发生的、在苏联国内无法容忍的抗议运动。也如一位资深外交官所言：波兰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消极民主”制度。 [3]
罢工发生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外交事务的索南菲尔德（Helmut Sonnenfeldt）和基辛格（Henry Kis singer）等人迅速对盖莱克及苏波关系的走向做出评估，他们认为盖莱克不同于哥穆尔卡，他不认为波兰的安全完全依赖对苏联的绝对忠诚，虽然他不愿与苏联发生冲突，但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必然导致苏波关系产生间隙，届时这将成为他领导下的波兰保持独立地位的关键。 [4] 这一特性将是美国进行将波兰置于区分政策的优先位置的重要依据。据此，美国力图通过经济因素使波兰逐步摆脱苏联的影响并最终引发其政治制度的变革。
也正如美国人预料的，盖莱克上台后积极深化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同时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借助西方的支持让波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从1970年开始，波兰就享受到利率及出口优惠，在美国水域捕鱼限额的放宽，并与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大量的文化和科技协议。这一有利的国际市场的行情和优惠的外国贷款在 70 年代初极大刺激了波兰经济的迅猛发展。
但盖莱克激进的经济政策也为1976年乃至1980年爆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方面，在技术革命和工业生产上的大量投资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短期和长期贷款。由于当时东西方和解，国际市场的有利行情能够让波兰毫无顾忌地向世界金融市场敞开大门，而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变化，波兰又缺乏偿付能力，其发展纲领就无法实现。
在1976年第三次危机爆发前夜，波兰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在经济发展上缺乏市场规制，中央计划经济也没能有效控制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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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哥穆尔卡和盖莱克对国民教育和公民意识的长期关注让波兰社会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和数量庞大的报刊发行商。
由于对工资和地位待遇的不满，知识分子们凭借媒体扩大其影响，并在其后的几次危机和波兰剧变中同工人群体一同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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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连年旱涝使政府无法再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同时，国际市场中通货膨胀加剧、石油涨价以及西方国家纷纷开始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都影响了波兰的经济，高达17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和波兰孱弱的还债能力共同阻断了波兰持续性增长的趋势。于是，在1976年6月25日清晨，腊姆多市瓦尔泰尔机械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2000多名工人走上街头并号召其他工厂的工人一同参与游行，他们包围了省委大楼，要求省委书记向中央转达撤销涨价的要求。下午，示威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省委大楼被烧,2人死亡。抗议很快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在华沙郊区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普沃茨克-马佐维茨基化工厂等地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
为了避免事态继续扩大,6月25日当晚，统一工人党宣布撤销涨价的决定。虽然波兰政府在此次事件中反应迅速，但却没能从中吸取经验，反而试图通过国家宣传机器的政治口号掩盖当时恶劣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环境，错过了弥补政策失误和缓解危机的时机，也导致从1976年末开始，危机不仅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激起了社会持续性动荡。
这次事件深刻打击了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合法性，成为了团结工会出现之前最重要的反抗事件，尽管政府在之后的几年尽力想抹去这段历史，但当局愈试图掩盖，工人们的记忆就愈发深刻。 [7] 其间，反对派趁势崛起，前文提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就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其核心人物包括长期反对波兰当局的知识分子亚采克·库龙（Jacek Kuroń）、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安杰耶夫斯基等，他们在80年代的反抗运动中也成为团结工会的代言人和积极分子。1978年在格但斯克等抗议氛围最浓烈的城市里出现了自由工会组织，其领导人正是瓦文萨。
此时，美波关系也因波兰内政的动荡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继续对波兰政府进行经济上的援助，鼓励银行为波兰提供不带附加条件的贷款，期望以此能够推动波兰政治自由化趋势。卡特总统在1977年底访问波兰，允诺为波兰提供信贷和粮食补助以弥补波兰出现的谷物短缺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波兰从美国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获得了4亿美元的贷款,1979年，商品信贷公司又为波兰政府提供了2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至1980年，贷款规模已经达到6.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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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援助的动因是白宫担心社会动荡危及盖莱克的统治基础，而对美国而言，盖莱克这个“修正主义”政权的延续有利于东欧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社会开始私下与波兰的反对派秘密接触，希冀通过对其支持以催化波兰政治变革进程。当时波兰反对派的主张恰与卡特推崇的意识形态颇为相似，美国也借此对波兰的反对派报以相当的关注。1977年3月，一些波兰人策划了“保卫人权与公民权运动”，这是战后波兰国内第一次以要求保障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不应受侵害为目的的运动，它同卡特在同年演讲中所主张的“美国对国际人权负有义务，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的口号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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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权”为思想核心的工人运动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秘密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波兰史学家分析道：和保卫工人委员会等反对组织一样，这些反对政府的联合会旨在推翻人民政权，恢复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他们都与西方国家有联系并从中获得财政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在这次危机中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介入其中，这是它在之后团结工会事件中深度介入的先例。波兰是一个天主教色彩强烈的国家，天主教会在1950年与共产党政权和解，保留了大量自治权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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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波兰裔主教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被选为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Ⅱ），教会在波兰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便突然变得极富权威。虽然盖莱克时期政府与教会及梵蒂冈的关系回暖，但当危机爆发时，教会毫不犹豫地对其支持工人与人权的立场进行了鲜明的表态。在波兰广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维辛斯基（Stefan Wyszynski）在罢工后声援工人道：“国家的责任就是照顾好它的人民，国家应当保证人民自由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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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保罗二世访问波兰，虽然统一工人党将这次访问解释为梵蒂冈教廷对其政权的支持，但显然教皇在当时已经成为波兰国家身份和认同的象征，成为其他政治实体难以企及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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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为民众营造了一种有利于反对派的社会氛围：波兰的政治与宗教被附上了一种神秘的关联，即波兰的教皇能够带来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的希望，从而将教皇的形象与政治变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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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1970年相比，教会在1976年的参与更为直接和具体，教士们甚至在工厂里布置了圣坛和十字架，试图攫取波兰共党组织在基层失去的阵地，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从1956年开始，波兰的每次危机都伴随着美波关系的转折，波匈事件让美国认识到了激变政策的内在矛盾和东欧问题的复杂性;1970年的12月事件成为美波关系缓和、波兰凭借外债高速发展的起点；而1976年6月爆发的危机则成为1980年波兰危机的先导，美波关系在明面上继续保持良好的政治互动和经济往来，但私底下美国政府与社会已经开始了对波兰政治反对派的关注。如果说在1976年危机伊始还因顾忌苏联的反应只有零星讨论的话，到1979年，还未当选总统的里根（Ronald Reagan）和刚刚担任劳联—产联主席的柯克兰德（Lane Kirkland）就已经对与教会建立秘密联系以对抗波兰当局和隐蔽支持波兰反对派产生了浓厚兴趣，对波隐蔽行动最原始的设想已经初步成型。 [14]
[1] NSC5707/8,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June 3,1957, FRUS ,1955-1957,vol.19,pp.513,523.
[2] Bennett Krovig, Of Walls and Bridges : The United States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1）,p.105.
[3] P.Osnos,“The Polish Road to Communism,” Foreign Affairs ,Vol.56,No.1（1977）,p.209.
[4] Memorandum From Helmut Sonnenfeld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1, FRUS ,1969-1976,VolumeⅩⅪⅩ,pp.366-367.
[5] Bennett Krovig, Of Walls and Bridges : The United States &Eastern Europe ,pp.254-255.
[6] 有学者认为团结工会的胜利是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前所未有的合作的结果。A.W.Tymowski,“Workers vs.Intellectuals in Solidarnosc,” TELOS ,No.90（1991）,pp.157-174;关于知识分子在1976年保卫工人委员会和1980年团结工会建立中的作用，学术界存在争论，传统观点认为团结工会组织及其理念的产生源于对政府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从1976年开始的有意识的努力。而也有学者指出团结工会主要是工人阶级自身奋斗的成果，知识分子只起到了附属作用。参见Karabel J.,“The Origins of Solidarity:Workers,Intellectuals,and the Making of an Oppositional Movemen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Employment Working Paper ,Vol.29.No.1（1992）,pp.96-112.;Roman Laba, The Roots of Solidarity :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oland's Working-Class Democratiza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Walter Raymond,Jr.,“Poland—The Road to 1989,” The Polish Review ,Vol.44,No.4（1999）,pp.397-400.
[7]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p.14.
[8] Jerry F.Hough, The Polish Crisis : American Policy Options : A StaffPaper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82）,p.16.
[9] 这一宣言来自卡特在圣母大学的演讲。参见America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June 13,1977.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p.161.
[10] 由波兰天主教会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于1950年达成协议，教会在获得部分自治权和保留较完整教义与信仰的条件下同意不再反对共产党政权并致力于社会各团体的和解。关于教会财产的问题在1956年也得到初步解决，但这些努力并未改变天主教会、梵蒂冈教廷对共产党政权的敌视。参见Marian S.Mazgaj, Churchand State in Communist Poland : A History , 1944-1989 （Jefferson:McFarland&Company,2010）,pp.37-40.耶日·卢科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波兰史》（常程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70—276页。
[11] Marian S.Mazgaj, Churchand State in Communist Poland ,p.119.
[12] Marian S.Mazgaj, Churchand State in Communist Poland ,p.122.
[13] Mirella W.Eberts,“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Democracy in Poland,” Europe-Asia Studies ,Vol.50,No.5（1998）,pp.817-842.
[14]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 The Epic Story of His Forty Year Struggle and Final Triumphover Communism （New York:Double day,2002）,p.104;J.M.Shevis,“The AFL-CIO and Poland's Solidarity,” World Affairs ,Vol.144,No.1（1981）,pp.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