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89年6月4日，一场政治剧变降临波兰。执政40余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在与以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反对派的竞选中遭到惨败：执政联盟在按比例分配的299个议会席位中只赢得了2席，在参议院的100个需经选举分配的席位中一席未得。而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却以近乎完胜的姿态取得了对政权的控制，政治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恢复了总统制和两院制，抛弃了与共产党政权相关的国家象征，经济上转而实行市场经济，国有资产私有化。这意味着在波兰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党政权轰然垮台。而更为重要的是，波兰的动荡打开了东欧剧变的缺口，在其后的两年里，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最终解体。

史学家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剧变前夜与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曾开玩笑地说：“（东欧剧变）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东德用了十周，而捷克斯洛伐克只用了十天。”这次谈话很快出现在了公众视野里并流传甚广。其后，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其他东欧国家的反对派都热衷于用“十天”这一数字表达对社会变革之剧烈的惊愕。不过，阿什随后补充道：“波兰是第一个，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一个。” ^[1] 这段颇具戏谑的表述凸显了波兰作为苏东阵营的“缺口”在剧变中经历了最为漫长的斗争。

波兰对苏联统治的抗争由来已久。从1947年工人党和社会党组成的民主联盟执政开始，波兰就逐步放弃了自身的民族属性而全面跟从苏联的步伐，并迅速改变了本国较为独立的内外政策，向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靠拢。 ^[2] 然而，历史性的民族矛盾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策与利益分歧导致波兰与苏联关系起伏不定。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1970年的12月事件都是波兰对具有本国特色的“波兰道路”的尝试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然而每次具有独立性的努力都不得不在苏联的干涉下被迫收回。到1976年，当高度依赖外债的经济模式陷入困境、国家政策调控失败时，积怨已久的反对势力便在新一轮的抗议浪潮中发生了质变。1976年9月，作家安杰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等人成立了波兰第一个反对共产党政权的社会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The Workers.Defense Committee,波兰语缩写为KOR），工人、知识分子和教会势力都广泛地参与到了委员会领导的反抗活动中，与之前东欧的反共组织相比，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出现预示着反对势力变得更加有组织性、更加公开。 ^[3] 虽然这个委员会在不久之后因内部分裂而逐渐式微，但它预示着波兰内部要求变革的群体已经成为一股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力量。1980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工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领导下横空出世的团结工会继承了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组织模式、行动路线并最终推动了波兰剧变的发生。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紧张而高压的气氛下，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斗争过程曲折，其胜利不得不让我们将视线转向隐匿在团结工会背后的秘密支持者——美国。二战后，美国始终将波兰作为突破铁幕的“楔子”而对其颇为重视，也因波兰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和美籍波兰裔群体——包括在美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马斯基（Edmund Muskie）和扎布洛茨基（Clement J.Zablocki）等——在美国政界与社会中的巨大影响，美国与波兰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4]

长期以来，美国对波政策始终存在着双重考虑：一方面美国希望以波兰作为渗透苏联卫星国、削弱乃至颠覆苏联影响的缺口；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忌惮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预能力和可能的过激反应，受到苏联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军事干涉行动的影响，美国始终不敢采取过于激进和破坏性的行动。在这双重考虑之下，美国政府对波兰采取了介于外交斡旋与战争手段外的“第三种选择”——隐蔽行动。 ^[5]

隐蔽行动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温和、相对稳定的对抗模式，既可以培养对手内部的反对势力，也能够避免过度干预带来的战争风险，还能够通过行动隐蔽性赋予的“矢口否认”限制行动自身的风险。 ^[6] 因此，不大可能引发战争的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对抗苏联在欧洲和第三世界扩张的最常用手段。 ^[7]

美国对波兰的隐蔽行动几乎纵跨了整个冷战后期，从卡特时期开始，虽然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干预波兰内部局势的演变，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即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下文简称“劳联—产联”）已经开始关注波兰境内局势的变化并尝试为政见不同者和反对组织提供物质支持。里根上台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和波兰国内动乱的加剧，美国政府逐渐直接对波兰局势施加影响，尤其在1981年12月13日，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 zelski）颁布了戒严令、取缔团结工会并逮捕大批反对势力领袖之后，里根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全面展开对波兰的隐蔽行动。但是由于波兰地处中欧敏感区域和苏联对社会主义盟国的干预历史，美国对波兰的隐蔽行动并不及其在拉美、中亚那般激烈，而是采用了较为平和的低烈度行动。

美国政府对波隐蔽行动政策制定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1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发布戒严令开始到1982年末，随着美国国务卿黑格（Alex ander M.Haig）辞职、舒尔茨（George P.Shultz）接替黑格掌舵美国外交政策，在隐蔽行动中一度动作迟缓的中情局依靠着教会、劳联—产联的合作逐渐展开。其中，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里根签署了一系列国家安全决议，授权美国各部门采取行动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而最为关键的决策是1982年11月4日里根批准的代号为QRHELPFUL的非正式项目——它授权中情局向团结工会提供资金和非武器类援助以保证团结工会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得以生存。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决定，它意味着美国对波隐蔽行动在经历了数月的激烈争论后被正式确认，并将作为美国对东欧总体政策的重要部分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7年1月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John C.Whitehead）出访波兰为止，其间，包括各政府机构、社会各界乃至部分国际组织都被美国动员起来，对团结工会倾力相助；第三阶段从1986年2月到1989年6月波兰大选、统一工人党失去对政权的控制为止，政府主导的隐蔽行动经历了从加速扩张到克制收缩的过程。在此期间，由于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的压制日益削弱以及后者在波兰社会的活动逐渐公开，隐蔽行动的手段和内容也逐步转变。美波两国关系于1986年末、1987年初开始日趋缓和，波兰当局对团结工会的打击也逐步减轻，隐蔽行动规模随之缩小。在1989年6月波兰民选政府建立之后，美国对波隐蔽行动基本停止。可以看出，美国对波实施隐蔽行动的趋势与对波总体政策相一致，是作为总体政策的一环进行的。

不过，如果不拘泥于“隐蔽行动”狭义的定义，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美国秘密影响波兰局势演变的方法。 ^[8] 在1986年9月波兰政府对政治犯的大赦和1987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怀特海德访问波兰并与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两方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美波关系走向缓和，而与此同时，隐蔽行动也发生了变化，对团结工会的支持更多的以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形式进入波兰，此时来自美国的物质支持已经不再强调渠道的隐秘性，而是更多地注重援助主体的“中立性”了。此外，在1989年1月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上台后，波兰的政治变革趋势已经日渐明朗，圆桌会议协商逐步达成共识，美国缩减了对团结工会的援助并转而借布什出访波兰的机会树立政治影响，通过私人说服和媒体造势的形式推动波兰局势的演进。

与其他地区的隐蔽行动相比，在针对波兰的隐蔽行动中，美国不仅是多个部门参与其中，还动员了大量社会力量和国际盟友进行协作，在执行方式上采用包括宣传战、经济战和文化渗透等隐蔽行动以催化波兰局势的演变。在政府内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领导，美国新闻署、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和在1983年成立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等依附于政府的部门和组织在不同领域展开了对波兰的隐蔽行动。而在政府之外，除了前文提到的最早对团结工会进行隐蔽支持的劳联—产联，里根以及接任的布什还主动寻求对团结工会抱有同情的波兰流亡者、美国的西欧盟友、梵蒂冈和波兰国内的宗教势力的协作，借助这些国际盟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推动波兰的政治变革。

[1]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89 Witnessed in Warsaw , Budapest ,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0）,p.49.

[2] Gales Stockes,ed., From Stalinism to Pluralism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3.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 （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p.364-365.

[3] Paul G.Lewis,“Review:Political Dissent and Opposition in Poland:The Workers.Defense Committee‘KOR’by Robert Zuzowski,”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73,No.2（Apr.,1995）,pp.365-366.

[4] Stephen A.Garrett,“Eastern European Ethnic Group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No.2（1978）,pp.301-323;Robert L.Hutching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 Diplomacy in Europe , 1989 - 1992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214.

[5] Boren D.L.,“Covert Ac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11,No.3（1989）,pp.103-105.

[6] William J.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 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p.19.John Ja cob Nutter, The CIA's Black Ops : Covert Action , Foreign Policy , and Democracy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9）,p.30.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7] William J.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p.20.

[8] 关于“隐蔽行动”的定义众说纷纭，在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早的定义中，认为其要点在于支持反对敌对国家的集团，要使任何局外人都不清楚美国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一旦败露，政府能够否认其对此负责，其内容包括宣传、破坏、援助反政府势力、颠覆等等。这种定义强调了美国政府在行动过程中的隐蔽性和可否认性；而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了修正，指出有些政策虽然是被当作隐蔽行动执行，但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遵循“隐蔽”的原则，比如建立政治影响力和对反对派的公开支持。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FRUS ）,1945-1950,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p.292;Bruce D.Berkowitz,Allan E.Goodman,“The Logic of Covert Action,” National Interest ,Vol.51（1998）,pp.3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