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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萝卜与大棒

西奥多·罗斯福总是将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挂在嘴边——“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下不着急”。这段话也恰好诠释了美国外交中屡试不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不例外。

从戒严令颁布的第二天开始,里根政府就对是否进行经济制裁、如何制裁以及如何平衡“胡萝卜”与“大棒”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2月14日早上,助理国务卿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an)与波兰大使斯帕索夫斯基(Romuald Spasowski)会面,听大使说明雅鲁泽尔斯基对宣布军管的原因所做的解释。斯坎伦声明:美国政府对波兰的援助和经济支持暂时搁置。这就意味着,里根政府将暂停进一步考虑波兰政府提出的1亿美元的农业援助请求。

12月17日,在戒严令颁布五天后,国防情报局终于拿出了一份有冲击力的文件,该文件认为:波兰戒严令的执行极为有效,遇到的反抗比预期的少。文件最终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波兰的局势尚不明朗,雅鲁泽尔斯基在这场政治赌博中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直到胜负彻底揭晓。波兰局势恐持续恶化,没有迹象表明共产党政权准备与团结工会和教会展开协商。 同日,里根发表关于波兰局势的第一次全面、深入的讲话,他强烈谴责了军事管制是对“赫尔辛基条约的粗暴破坏”并以“最严重的术语”描述了波兰现在的局势。值得注意的是,里根此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对解决波兰问题的政策目标:他要求波兰政府暂停戒严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自由工会的权力。 只有做到这三点,美国才考虑帮助波兰重整它那濒临崩溃的经济。

12月21日,里根召集了四位在宗教界和政界颇具影响力的波兰裔美国人,向他们传达了自己对波兰事件的愤怒和绝对不会抛弃波兰人民的决心。黑格也在国务院表示:“美国人有很大的义务去解决波兰人民目前所遭到的镇压形势。” [1] 同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认为在当前波兰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最可靠的反对苏联干预的方法是联合盟友共同与之对抗。 为了获得盟友的支持,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 rence Sidney Eagleburger)随即与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大使商讨对波共同制裁问题。在国安委会议上,里根展现了他那基于善恶二元论之上的冷战哲学,他将受波兰政府压制的团结工会的工人们比作美国内战时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并把他们引领的运动视为自由对抗专制、正义对抗邪恶的抗争。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里根义愤填膺地说道:

现在是60年来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怎么能不去全力以赴?苏联人就是戒严令的幕后指使,我们不能再向他们让步了……二战结束后,我们已经退让了许多次。我们向波兰人提供马歇尔计划,他们接受了,但苏联人却拒绝了。现在是采取行动支持团结工会的时候了。波兰正处于争取自由的决定时期,我们必须施以援手。

在许多事务上,里根的理解和言论往往是基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不过,他的果断和慷慨陈词也赋予了对波政策更多的道德财产。副总统布什随即表示赞同:“我同意总统的看法,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在思考此事,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了。”温伯格和凯西也站在总统一边,他们都反对中情局内部对波兰事务过度谨慎的看法,坚持美国应当在此时担起“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一观点曾招致部分中情局高官的强烈反对,他们强调这一计划不仅不合适且成功率极低。

虽然隐蔽行动的计划饱受争议,但里根似乎决心已定。在主持完这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他在日记中回忆到: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看到苏联帝国在东欧殖民政策改变的机会。我们应当坚持鲜明的反对立场直到他们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重启与团结工会的对话。我们也会给苏联和波兰政府发去终止贸易的最后通牒并力图让我们的北约盟友和其他国家加入我们对波兰的共同制裁。 [2]

而就在同一天,西方八个主要银行在苏黎世也一同讨论了波兰所要求的3.5亿美元的贷款和华沙方面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然而各国对波兰事件不同的看法导致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共同意见。 [3] 实际上,当日美国与盟国的协调也并不顺利。与美国的激烈反应不同,美国的欧洲盟友更多地顾忌过激行为可能导致苏联的反制并破坏当时良好的经贸合作氛围,正如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的施密特后来对黑格所言:波兰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里根想要改变欧洲战后分裂格局、推动波兰的政治自由化是十分荒唐的。 [4] 施密特甚至还暗示了他对雅鲁泽尔斯基颁布戒严令的认可,他说:“如果波兰爆发了骚乱,那么进行军事管制就是必要的。” [5]

12月22日,一项颇为激进的计划被搬上台面:北约领导人举行了峰会并宣布对波兰的“联合马歇尔计划”。这一想法因为不切实际而很快没了下文,但却显示了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基本主张。虽然高峰会议没有进行,但里根基本同意了这一政策原则。同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了对波兰的大致制裁措施:暂停对波兰7.4亿美元的农业援助、撤回原计划运往波兰的价值7100万美元的黄油与奶制品、暂停进出口银行为波兰提供的2500万美元贷款的担保额度。但美国政府还将在近期在保证对其分配进行审查的情况下持续对波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取消对波兰例外条例的实施。此外,在这份文件中已经列出了美国及其盟友在下一步的可能措施:对巴黎统筹委员会国家进行无差别政策、暂停考虑波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成员国申请并考虑推动教皇访问波兰事宜。 这份文件中最具影响的内容,一是经济上停止了对波兰的优惠政策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制裁,这些制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波兰政府最后的垮台 [6] ;二是寄希望于从教会入手推动波兰国内局势的变化。

23日,在里根宣布将对波兰进行制裁的讲话时,他暗示了制裁政策的可逆性:“如果波兰政府尊重像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提及的人权标准的话,美国将乐于帮助恢复波兰糟糕的经济,就像我们在世界大战后帮助欧洲的一些国家那样。” 里根的讲话并未提及任何干预“联合马歇尔计划”的信息,但他的发言给波兰政府一个隐约的信号:波兰政府是否在政治上让步决定了美国是对其进行惩罚还是奖赏。

同日,里根先后致信雅鲁泽尔斯基和勃列日涅夫。在信中,里根表示他认识到波兰政府面对相当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其推回改革,美国并不质疑波兰人对政治制度和军事同盟的选择;但是,对波兰出现的侵犯人权的暴行,美国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漠不关心。他更进一步强调:如果美国坐视不管,那就成了压制波兰人民的同伙。接着,他列出了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的清单,明确地表示他的政府不再考虑波兰政府7.4亿美元农业贷款的请求(包括总统已经同意的1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美国也不会继续提供在4月份就已同意的7400万美元的奶粉和黄油的剩余部分。他警告雅鲁泽尔斯基,如果镇压行动依然持续乃至升温,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在信件结尾时,他表示,一旦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明确的步骤结束镇压,释放那些被拘捕的人,开始寻求与所有来自波兰整个社会的、精神的和政治阶层的真正代表谈判协商,华盛顿将会重新考虑这些制裁。 这份信件是里根针对波兰事件讲话的补充,其核心观点并没有变化。

圣诞节前夜,里根给波兰政府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取消军事管制,恢复1981年12月13日前的状态,并再度重申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个目标: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和重启三方对话。

25日,他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回信,这位年迈且固执的苏联领导人在回信中不断表达着他对美国参与此事的不满和失望。里根对其回复道:我们只是建议波兰人民能够在当前政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人曾经允诺他们这种权利,但苏联人从未尊重他们的权利。 [7] 当晚,里根在圣诞节的讲话中重申了自己对波兰人民争取自由权利的赞赏,热衷表演的他在演讲行将结束时高声呼吁所有美国人为波兰的反抗者们点燃一支蜡烛,让其“作为我们与波兰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灯标……让这几百万支烛光提醒人们,自由之光不会熄灭”。

26日和27日,驻波兰大使弗朗西斯·米汉(Francis Meehan)给华盛顿发回了两份对当前局势分析的电报,进一步阐明了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可操作性。米汉指出美国要扩大对波兰政府在脱离莫斯科和政治改革上的激励措施,他预估了三种未来可能的走向:其一,雅鲁泽尔斯基答应美国政治要求,承诺赋予团结工会合法地位和相应权利;其二,雅鲁泽尔斯基不遵守诺言并扩大对反对派的压制;其三,雅鲁泽尔斯基被更为强硬的波兰领导人或苏联的干预所取代。米汉认为无论是何种走向都会削弱俄国人的立场,因此美国应当鼓励和推动波兰政局的演变。米汉对里根解释道:如果波兰政府表现出任何对国家管制的放松,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一些胡萝卜作为奖赏。如果我们用大棒敲打他们,那么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虽然给多少胡萝卜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选择。 第二份电报沿袭了之前的“胡萝卜”思路,给了里根更为具体的建议。他提议里根应当给雅鲁泽尔斯基写第二封信,向其表达美国愿意帮助波兰重建的想法。如果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了改革行为,我们可以恢复其被取消的捕鱼权和飞机降落美国机场的权利。 米汉还意识到,虽然在当前的局势下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难以控制住波兰,但美国的一些能力——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能力能够有效缓解波兰的燃眉之急。米汉在28日与波兰外交部官员会见时也向他们传递了美国希望能够看到波兰政府在新的一年中进行改革的想法,暗示了通过“胡萝卜”对其进行奖赏的可能性。

然而米汉的提议实际上并不符合里根的想法,12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对波兰实施经济制裁,制裁内容包括:停止官方对波兰的一切农产品和奶制品出口;终止一切美国官方的信贷和担保信贷;终止进出口银行的出口信贷保险服务;终止波兰官方航空公司在美国的航行权;终止波兰在美国水域的捕鱼权;反对波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

时间进入1982年,里根政府内部对波兰局势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

考虑到美国一国能力的有限,里根和黑格愈发积极地寻求其北约盟友的支持。1月,对波兰问题一直徘徊不定的北约盟国终于与美国人坐下来仔细讨论应对的办法,他们同意一同谴责雅鲁泽尔斯基发布戒严令、进行军事管制的做法,但在如何共同制裁波兰和苏联的问题上却发生了争执。 [8] 各盟国,尤其是德国对美国单方面要求涉及苏联和西欧天然气管道禁运的措施十分不满,他们对修复东西关系依然怀有希望。而与里根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意识形态都颇为密切的撒切尔夫人也认为制裁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而言是错误的选择。

最终美国与其盟国协商的制裁计划不了了之,同时对里根心怀怨念的还有国务卿黑格,他一向看重与盟国的关系以及盟国在东欧战略中的地位,对于里根宗教式的、非理性的反共狂热并不十分赞成,认为简单粗暴地将反共情绪带入外交政策的行为只会将自身与盟国、苏东国家的关系复杂化。正如此前一些专家警告的那样:把波兰当作美国和盟友关系的试金石,迫使西欧盟国一同进行制裁只会使事态变得更糟。 [9]

面对里根单方面的强硬态度,以黑格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试图从中进行调解,使胡萝卜的选项重返政策选择中。3月10日,此前要求进行“联合马歇尔计划”的艾伦·霍姆斯(Alien Holmes)将一份关于刺激雅鲁泽尔斯基完成解除制裁三目标的文件递给了黑格,黑格迅速同意了文件的看法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跨部门会议讨论此事。其后,他要求国务院着手为总统准备关于此文件的讲话稿。 但里根显然冷落了黑格的主张,里根和他的幕僚们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惩罚波兰和苏联上了,强硬派主张的“大棒”路线已经在里根的政策计划中站稳了脚跟。

[1] Bemard Gwertzman,“The President Weighs Steps on Poland,” New York Times (Dec.22,1981):AI.45.

[2] Ronald Reagan, Reagans Diaries (Th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 brary Foundation,2007),p.57.

[3] Paul Lewis,“Bankers Divided on Polish Debt,” The New York Times (Dec.22,1981):D1.

[4]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p.178.

[5]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p.77.

[6]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金融外交催生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整个80年代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给波兰的打击深刻影响了波兰国内政治变革,1989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垮台不仅是其合法性丧失所导致的,也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丧失信用的结果。参见B.Fritz,“Fugitive Leverage:Commercial Banks,Sovereign Debt,and Cold War Crisis in Poland,1980-1982,” Enterprise& Society ,Vol.18,No.1(2016),pp.72-107.

[7] Ronald Reagan, Reagan's Diaries ,p.58.

[8] E.Pond,“NATO gets tough on Poland,agrees to use sanctions if sit uation doesn't eas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82,Jan.12.

[9] Daniel Southerland,“Sanctions could complicate US-Europe relation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81,Dec.31. OjpIu3I2lVY3tGwLiPj3MocIGHrYRYCCOXyGXiV/SZlgS6K/WCFvFPSf12ji2O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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