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严令与隐蔽行动的开始

今天，根据库克林斯基的报告和波兰领导人的回忆录，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梳理出1981年12月13日戒严令从准备到实施的具体日程:1981年9月短暂的平静后，波兰局势再次恶化。9月9日，库克林斯基向美国人汇报，指出波兰总参谋部将进行军事管制。25日，两份军管计划被提交到波兰领导人手中，两份计划都显示了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可能会进行干预。10月7日，军事管制声明在苏联开始印制，不久之后，《真理报》刊登了苏联领导层严厉批判波兰局势发展的文章，文中暗示了采取军事措施平息动乱。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和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多次气氛严肃的会谈，他不断要求波兰政府采取实质性的打压措施；另一方面，苏联领导层已经有意识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扩大影响，敦促波兰高级官员对雅鲁泽尔斯基施压，迫使其实施军事管制。11月18日，苏联总参谋部的官员率领华约军官到访华沙，一同讨论军事管制文件所需的最后准备。但此时，雅鲁泽尔斯基依然不愿采取军事行动。 ^[1]

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其行为愈发激进，包括库龙在内的多名领导人发表了暗示要武装夺权的言论。随着11月的多次暴力冲突和12月初罢工成员与军队的直接对抗，雅鲁泽尔斯基意识到国内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冒火星，一旦有人采取“神经质”的过激行为，流血惨剧就会爆发。因此，除了采取休克式的行动别无他法。

1981年12月9日，一架苏联重型运输机降落在华沙附近的军事基地，来访者正是华约司令库利科夫，和往常一样他抱怨波兰政府对反对派的态度过于软弱。而此时，库利科夫编制已久的旨在进行军事管制的“春季行动”（Operation Springtime）已经准备完成。 ^[2] 11日晚，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举行会议，决定在 12 月 17 日——1976 年 12 月事件纪念日当天——在华沙宪法广场和格但斯克同时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然后夺取政权。团结工会的极端行为有可能置国家于彻底崩溃的境地，波兰局势危如累卵。

12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下发了关于执行戒严令的指令，其目的是为颁布戒严令做准备，抓捕并拘留团结工会领导人。从当晚11点30分开始，政府动员了包括摩托化警察部队和反间谍部门等准军事机构的25万部队人员，计划分为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为“杜鹃花”行动（Azalea），旨在通过军队与内务部的合作切断超过340万条电话专线和无线广播通讯；其后的“冷枫”行动（Fir）则要求军队接管地方指挥系统、掌控档案和印刷设备，并且抓捕、拘留超过6000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最后“枫叶”行动（Maple）将行动的涉及面扩大至团结工会的二三线成员，对其进行约谈和警告。据统计，“枫叶”行动一共进行了6300次约谈，拘留了400余名拒不承认其行为的团结工会成员。

行动持续了整夜，超过70%的拘捕目标被捕。 ^[3] 12月13日早上6点，波兰政府通过电台发布了戒严令信息，雅鲁泽尔斯基向全国广播讲话，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同日，波兰通讯社发布《关于实行战时状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公告》，宣布在战时状态期间未经政府允许不得召开会议、游行和示威；未经允许禁止散发出版物、文章、消息和文艺作品，也禁止使用任何印刷设备；除教会外暂停各个协会、工会的活动。

这次行动基本摧毁了团结工会的领导结构，包括瓦文萨、库龙等大批团结工会领导人被捕，大量设备和物资也被没收，由于通讯中断、交通受限，残余的团结工会成员不得不转至地下或海外。

美国最初对戒严令的反应颇为吊诡——震惊且几无准备，其吊诡之处在于：虽然有大量档案和文献能够证明在军事管制开始之前美国方面就已经获得了关于波兰即将颁布戒严令和对团结工会进行强制措施的情报，但美国人似乎从未将军事管制和戒严令视作可能的结果，他们目光短浅地将重心放在了苏联潜在的军事干预上。 实际上从1980年12月起，库克林斯基就已经给美国政府发去大批关于戒严令准备计划的文件，其中就包括军事演习和其他计划细节，但美国政府在长达数月的危机中似乎并没有给团结工会通风报信。 ^[4] 同时，团结工会可能也从库克林斯基那得知了军管即将执行的消息，为此，团结工会提前取出了银行中的存款，并将大量资金偷偷转交教会管理。 ^[5]

库克林斯基的报告给了美国方面充分而翔实的情报，但随着军事管制的临近，他本人也不得不准备逃离华沙，他的离去将致使美国情报部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失去在波兰搜集重要情报的能力，导致决策层在应对波兰军事管制时措手不及、行动迟缓。

在戒严令前一个月的11月2日，克格勃根据其探员在梵蒂冈得到的情报对波兰当局发出警告，称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军管的完整计划。同日，波兰副总参谋长紧急召集制订军管计划的几人开会，他称写有军管计划的、准备在11月13日给总参谋长西维茨基将军（Florian Siwicki）的演讲稿被泄露给了华盛顿，他执意要调查是谁泄露了计划。此时库克林斯基察觉自己已经被怀疑，因为在那天的小型会议上那篇演讲稿正是出自库克林斯基之手。更重要的是，库克林斯基偷偷寄给华盛顿的原稿上有他擅自添加的内容——“动用何种武器”，而这些内容在西维茨基审阅讲稿时因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而被删去了。所以一旦活动在美国的波兰或苏联的情报人员把库克林斯基泄露的原稿发回华沙，与审阅后的讲稿两相核对，库克林斯基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当天，库克林斯基向美国发去一份关于自己的情报，并告知对方自己的使命即将结束，不久他收到了中情局的“应急计划”，敦促他赶快离开波兰。 ^[6] 11月7日晚，参加完十月革命64周年纪念会的库克林斯基趁着散场时片刻的混乱，在散会人群的掩护下躲避了波兰政府的眼线，随后中情局的特务将他接往美国大使馆的别墅中，他的家人已经提前被接送到那里等他了。次日，他和妻子、两个儿子逃离了波兰。

由于戒严令实施前的12月12日前后，波兰上空厚厚的云层遮蔽了间谍卫星的视野，美国难以预估那几天波兰和苏联军队的调动情况。而在戒严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则因为波兰政府切断了无线广播和电话通信，美国没能从波兰内部获得相关情报，对其局势更是知之甚少，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甚至与波兰境内的大使馆失去了联系。因此对于失去了库克林斯基作为眼线的美国政府而言，要做出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并非易事。在军管之后几天里，少数几份从华沙传来的情报评估只是草率描述了戒严令之后波兰国内较为稳定的局势——几乎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经济生产也逐步正常。显然，被切断通讯的使馆人员除了亲身体验之外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只是集中在他们所驻扎的华沙、克拉科夫和波兹南三个城市，并不能够有效描绘出当时波兰的全景。对于当时的里根政府而言，能够确认的一个关键信息就是苏联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对团结工会的武装压制中。 ^[7]

12月14日，中情局的情报仅大致描绘了军事管制的一些情况和粗略的被捕人数。他们认为波兰当局应该已经知道了团结工会即将进行静坐罢工的计划，为了防止此类集会可能导致的流血冲突甚至是内战的风险而采取军事管制维护社会稳定。此外，中情局判断瓦文萨不愿采取罢工与当局对抗，但他担心“妥协”可能损害他的威信。 ^[8]

12月16日，中情局对波兰局势进行了首次全面评估，认为波兰政府虽然破坏了团结工会的组织结构，但它无力在未来阻止类似的地方组织再次出现，因此波兰政府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使用武力镇压。选择性地使用武力不仅能够防止团结工会再次集结，也是预防苏联干预、保证政府对国家控制的标志。虽然在此前美国并未认真考虑过波兰政府执行戒严令的情况，但毫无疑问的是戒严令的颁布成为美波关系的转折点。 ^[9]

它表明美国此前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不会杀害波兰人的波兰人”、波兰局势“谨慎乐观”、团结工会和政府间的矛盾正在缓解的估计完全错误， ^[10] 显示了美国希望以交流与援助推动其“民主化、自由化”改革方针的破产。因此，一直希冀以经济往来换取波兰内部改革的里根政府震惊于戒严令的颁布，双边关系迅速恶化。据派普斯回忆，在不久前才同意给波兰提供1亿美元紧急经济援助的里根对戒严令的表现得极为震怒：“我们必须猛烈地敲打他们、拯救团结工会。” ^[11]

不久，里根和几个亲信紧急讨论了波兰事件并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向华沙和莫斯科发出强烈的信号以表达美国的愤怒。 除了共识之外，这个小型会议还第一次正式讨论了里根时期的对波隐蔽行动计划。派普斯当时问了几个问题：如何才能做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事情？如何秘密支持团结工会以确保其能够度过这个残酷的政治严冬？ ^[12] 黑格被派普斯这一“激进的”提议吓到了，他认为这种行动太过疯狂、不可能成功而且苏联人将不会容忍他们的计划。他沮丧地说道：“团结工会已经不在了。”这里体现了黑格和派普斯两人对苏东问题和盟友地位看法的分歧，与派普斯不同，黑格从始至终一直保持着谨慎、务实的看法，并且认为美国的行动需要与西方盟友保持一致，应当避免激怒苏联或对团结工会许下不切实际的承诺。这导致8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内部政策制定过程中屡屡产生分歧和矛盾，也是导致黑格最终辞职的原因。

派普斯并非不知隐蔽行动的风险，实际上在里根上台前，美国已经在远离波兰核心地带的边缘地区采取了少量隐蔽行动。1980年，布热津斯基在离职前曾向教皇保罗二世告知了美国隐蔽行动的机制、人力和其他资源以希望能与教廷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合作。 ^[13] 同时，得知劳联—产联在对团结工会进行隐蔽资助的布热津斯基也想让总统介入此事，但当时的卡特总统听取了国务卿马斯基的建议，极力向苏联撇清美国政府与类似隐蔽行动的关系。

而早在1981年3月31日的跨部门会议上，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也考虑过隐蔽行动在波兰的应用，但当时在考虑波兰危机的长期应对方案时，参会各方仅仅将隐蔽行动置于所有选择的最末项。 执行隐蔽行动的主要部门——中情局对此也抱以消极态度，上台前对中情局职能设置和行动效率始终不满的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J.Casey）对此一直谨小慎微，担心中情局介入隐蔽行动可能会把事态搞砸。他告诉时任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illard Weinberger），在苏联入侵波兰之前采取行动必将为美国招致危险。也因此，在波兰进行军事管制之前，美国从未对隐蔽行动有过认真的考虑。 ^[14]

然而现在，里根及其新保守主义幕僚们发现波兰实行军管是一个能够协助他们对抗苏联影响力，甚至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机会。团结工会在此被视为摧毁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个楔子、一次改变冷战格局的契机，里根决心要帮助团结工会度过这个凛冽的政治严冬。尽管在此前决策层对是否协助、如何协助团结工会的问题争论不已，但里根早已沉浸在“自由世界的十字军东征”的幻想中，踌躇满志、整装待发。这位曾经想象着自己在与勃列日涅夫面前轻蔑地说出“Nyet”的“屠龙勇士”此刻感觉自己犹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抗法西斯时那样，他模仿着罗斯福的语气说道：“这是一个转折点，如果盟友不跟随我们，那么我们就独自前行。” 使命感和愤怒推动着里根决心单方面对波兰和苏联进行制裁和惩罚。

在里根的鼓舞下，决心对波兰实行强硬政策的派普斯、温伯格、凯西等人最终在政府内部的分歧与争论中占据了上风，他们要求对莫斯科进行强烈的警告并在对波兰采取经济制裁的同时秘密支持团结工会以保证其生存。不久，派普斯曾提及的“具有前瞻性”的隐蔽行动便被列入核心讨论范畴。

随着此前12月4日里根签署通过的第12333号行政令（EO12333）《美国情报行动》中确立的以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的确立——对包括隐蔽行动在内的情报活动任务进行审查和指导，作为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顾问的中情局局长直接负责、确保各情报组织间的协商和隐蔽行动的执行。 他们很快制定了以凯西和温伯格分别领导秘密援助团结工会与秘密经济制裁波兰政府的隐蔽战略，前者负责搜集情报、为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支持，后者则负责设计一套战略以拖垮波兰的国内经济。

至此，由里根领导、凯西操刀、威廉·克拉克（William P.Clark Jr.）进行修正的旨在以隐蔽手段对团结工会的活动进行资金、情报和后勤支持并确保反对派能够在苏东地区生存的隐蔽行动组织领导网络诞生了，它还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众多成员，如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派普斯，和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等关键军方人物的支持，这套班底一直合作到伊朗门事件爆发和波兰政府取消戒严令的1987年。而在这六年多时间里，这一最初不被人看好的“攻势战略”则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隐蔽行动之一。 ^[15]

即便从后世的眼光看来，这个行动如此“成功”以至于极大地推动了冷战的进程，它的起步和制定则经历了复杂、漫长且激烈的争论。

[1] 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pp.234-236.

[2]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4）,pp.67-68.

[3] Andrzej Paczkowski,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 The Polish Crisis of1980 - 1981 : A Documentary History （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pp.34,459,460,515.

[4] P.G.Lewis,“The long goodbye:Party rul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and since martial law,”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6,No.1（1990）,pp.24-48.

[5] 但库克林斯基是否真正给团结工会泄露了军管的具体信息仍然存疑，团结工会成员批评他并没有将当局即将取缔团结工会、抓捕其领导人的信息公之于世，以便制止戒严令的颁布。而另一方面，有关他团结工会之间的联系始终是高度隐秘的。除了德国学者Rainer Thiel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的一段访谈之外，尚无材料可以确切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Rainer Thiel, Nested Games of External Democracy Promotio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olish Liberalization 1980-1989 （Berlin:The Deutsche National Bibliothek,2009）,p.196;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 - 1981 （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 p.290.郭增麟：《情报发自华沙》，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6] 吕香芝：《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第159页;Mark Kramer,“Colonel Kuklinski and the Polish Crisis,1980-198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11,pp.54-55.

[7] Robert Farrand,Edric Sherman,“PolandWorking Group Report”, Situation Report No.1（December 13,1981）,available at: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4b00049r001002570009-3.

[8] Andrzej Paczkowski,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p.476.

[9] 关于美国为何在掌握大量情报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军事管制和戒严令做充足的准备，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干预相比，波兰政府的军事管制是“较小的罪恶”，如同国务卿黑格便持此种观点。当时负责东欧问题的东欧事务顾问理查德·派普斯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掌握了库克林斯基发来的信息。本来我们可以警告波兰当局、苏联当局关于采取军管措施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原因是美国大多数领导人认为，波兰自己实行军管比苏联入侵要好，也就是说，一旦苏联入侵，形势要严重得多。”雅鲁泽尔斯基自己也认为实行战时状态是不得不干的“较小的坏事”，因为一旦局势失控、发生严重的骚乱，苏联领导人就会获得“如意”的借口进行干涉，届时波兰人必定会反抗，冲突会更为复杂和变得国际化。拉科夫斯基补充道：如果爆发了内战和军事干涉，那么世界舆论都会惊讶地质问雅鲁泽尔斯基为何不做这种“较小的坏事”、谴责他们毫无心肝地让波兰人流血。参见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第37—38、45页；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郭增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6页；吕香芝：《打开缺口：美国对波兰政策研究（1980—1989）》，第160—165 页;Alexander Haig, Caveat : Realism.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Macmilian Publishing Company,1984）。
另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之所以没能做好应对是因为在情报评估上出了差错，其原因在于情报分析中过于冗长、繁杂的内容和情报机构破碎分散的组织模式制约了情报——尤其是来自库克林斯基的高质量情报能够有效、广泛地运用。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美国领导人没能够即时对波兰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在戒严令几天后才确认苏联军队没有直接干预波兰局势。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毫不客气地将戒严令之前的情报收集工作称作“集体失败”（collective failure）。这一看法的主要支持者是MacEachin,参见Doug MacEachin, U . S . Intelligence and the Polish Crisis , 1980-1981 （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2000）.“Memorandum from Lawrence Eaglebur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December 16,1981,”in Andrzej Pacz kowski,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pp.478-479.

[10] 雅鲁泽尔斯基曾经以“a Pole shall not kill a Pole.”这句象征波兰民族认同的经典谚语作为其不会发动戒严令的保证。Doug MacEachin, U . S . Intelligence and the Polish Crisis , 1980-1981 （Washington,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ntelligence,2000）,p.169.Jerzy Kloczowski, A History of Polish Christian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pp.165-166.

[12]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p.69.

[13] William J.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p.188.

[14] Robert M.Gates, From the Shadows ,p.237.

[15] William J.Daugherty, Executive Secrets ,p.194. es80L6G2QdCNqg3+2kuK9Gf4ymtpvW/N7jrt26QmzBXHXAsrR9L4qk+53QeDjb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