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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伟大的承诺》（ The Great Promise ）、《父亲的房间》（ My Father's House ）和《脱离邪恶》（ Out of Evil ）。这些电影对集体农场的描述发生了变化，不再一味地描述定居和农业生产，而是转变为描写吸收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场景，这种变化也反映了集体农场在性质上的变化：从一个专注于生产的地方转变为一个教育和融合新移民的地方。
1939 年至 1948 年间，除了极少数电影，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制作纪录片和新闻短片。一方面，电影制作人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缺乏的困难，另一方面，当地的政治局势持续恶化，因此，这一时期只制作了少量的改编电影，这些影片并不侧重于讲述集体农场的建立或其中的农业生产力，而是将集体农场作为一个社区，一个为吸收移民、战争难民和大屠杀幸存者做出宝贵贡献的社区。
《伟大的承诺》展示了三个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成功的故事。影片以大屠杀后欧洲犹太人区的废墟为背景展开，英国陆军犹太旅的一名犹太士兵试图说服筋疲力尽、对未来毫无希望的幸存者移民巴勒斯坦。士兵是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在这个故事中，他从战争中归来，受到了集体农场朋友们的热烈欢迎。
第二个故事的女主角是塔玛，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孤儿，她来到集体农场，但经历过大屠杀的她很难融入集体。她把属于其他孩子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床垫下。当这一偷窃行为被别的孩子发现时，她逃到附近的树林里以逃避惩罚。但她惊讶地发现，孩子们非但没有责怪她，反而给她带了食物，这温暖的举动极大地缓解了她的恐惧和不信任感。电影的最后一幕是塔玛和两个女孩跳以色列舞蹈，表示她成功地融入了这个集体。
第三个故事的内容是说服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加入农场，这位幸存者因害怕自己年事已高而不被农场接受。这个故事描绘了充满诗意的约旦河，约旦河是位于以色列北部边界的一条河流。依托约旦河，集体农庄的居民们在农田里建立灌溉系统，把水引入内盖夫沙漠，给这片干旱的地区带来生机和活力，寓意是即使河流到达终点“死亡之海”，也有可能创造新的生命，以说服大屠杀幸存者移民到这片土地上来。
《父亲的房间》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大屠杀幸存者大卫·哈列维的故事。哈列维的父亲在纳粹占领时期把他送到森林里，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在巴勒斯坦再次见面。大卫和其他难民被带到一个肥沃山谷里的集体农场，在那里，他们受到社区成员的热情接待。思念双亲的他并没有融入农场的集体生活，而是选择逃离农场并踏上了寻找父母的旅程。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走遍了巴勒斯坦的各个角落：阿拉伯村庄、城市、死海……直到到达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失踪人口部，哈列维才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死于大屠杀。万念俱灰的他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在他在集体农场的养父母的精心照料之下才逐渐走出阴霾并融入集体。
《脱离邪恶》讲述了一个更复杂的故事，时间跨越大屠杀前夕到独立战争结束。一个孩子在集体农场出生，但孩子的父母和集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时常发生冲突。一天，木偶剧表演者来到集体农场表演，但表演让人感到不安，因为表演的内容是基于《圣经》中关于诅咒的故事。看了这场演出，大家认为诅咒源于利己主义，源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相互关心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演出结束后，集体农场的成员邀请这对刚刚成为父母的夫妇留下来，但他们心生愧疚，决定带着孩子回到德国。后来这对父母在大屠杀中丧生，但他们的儿子得救了，回到这片土地上并参加了独立战争中的耶路撒冷战役。
还有两部电影讲述的也是大屠杀幸存者适应新家园的故事。《明天更美好》（ Tomorrow is a Wonderful Day ）讲述了一个大屠杀幸存少年难以适应农业学校的新生活的故事。《不再做梦》（ Dream No More ）是一部讲述一个在大屠杀中活下来但成为难民的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并试图在集体农场找到自己位置的电影，这个难民爱上了一个在集体农场出生的女孩，她帮助他融入了集体农场的生活。
这一时期的电影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集体农场的景象，并提到了集体农场在接下来的 15 年里的发展。影片强调集体农场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里发展了多样化的农业经济。在这些电影中，集体农场优越的生活质量显而易见：儿童公寓（集体农场儿童的“家外之家”，他们与同龄人而不是与父母一起在大房子里睡觉）、婴儿房、被美丽花园包围的生活区、储藏室、图书馆、游乐场和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其中婴儿房、儿童公寓和被美丽花园包围的生活区强调了地方主义和连续性的发展。除了创业、农业劳动和集体社区的主题，集体农场也被描绘成一个大家庭，一个私人和集体的家，一个为幸存者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地方。
电影《明天更美好》海报
如上所述，集体农场在电影中的作用是将幸存者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以色列人，这一过程象征着从死亡到新生、从荒芜到繁荣。在《父亲的房间》和《伟大的承诺》里，新的、年轻的集体农场的建立也象征着这种复兴。在这些电影中，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给土地带来了繁荣，这与人们心目中封闭的犹太人区和散居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集体农场代表了一个基于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壁垒显然被消除了。这些准则为电影提供了对等级、文化和宗教障碍以及仇外心理造成的灾难的适当回应。与犹太人对普遍正义和新世界的渴望破灭相反，集体农场是乌托邦式的，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
在某种意义上，集体农场的生活仍然是这些电影的背景，集体农场代表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强调意识形态而非生产价值。在这些电影中，集体农场扮演了提供者和捐助者的角色，比如集体农场为儿童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可以给予孩子心理上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创伤，如大屠杀的创伤、孤儿身份，以及因难以适应一个陌生地方的文化和社会而产生的不安、焦虑的情绪等。其次，集体农场也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可以对外国人或“他者”进行再教育和改造。可以说，早期犹太复国主义主题“救赎土地和救赎人民”在这里与幸存者的救赎和重生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对于这一时期电影的评价也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有人认为，这些电影将集体农场生活理想化为一种伊甸园式的富足生活，对于大屠杀幸存者的融入也充满了理想化，正如历史学家安妮塔·夏皮拉所说的那样：“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掩盖了个人记忆。”集体农场确实吸收了许多幸存者，但集体农场作为一个处理和吸收移民的机构，有利也有弊。多年来收集的证词也表明幸存者在集体农场经历了一些困难，例如，一个被集体农场吸收的年轻女孩作证说：“我记得我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我被扔进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环境，没人关心我。”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电影过于“美化”大屠杀幸存者在集体农场的经历，从而忽视了他们在其中所承受的心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