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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喜剧、成人电影、“偷拍”电影等艺术形式的大量涌现，以色列电影主题开始转向社会和民族冲突。这一时期，两种类型的电影成为主流：第一种是批判社会、军队、教育系统和集体农场价值观的影视作品；第二种是“冲突电影”，即涉及巴勒斯坦冲突的影视作品。80 年代以色列电影的代表作品有：《一个私密的故事》（ An Intimate Story ）、《诺亚十七岁》（ Noa At 17 ）、《阿塔利亚》（ Atalia ）、《斯大林的门徒》（ Stalin's Disciples ）、《荒蛮之地》（ Once We Were Dreamers ）等。
美国著名女演员和投资人格茨（Gertz）这样评价 80 年代的以色列电影：“被排斥者和外国人的电影”“电影将以色列的政治局势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特别是关于以色列社会身份及其周围环境关系的问题”。纽约大学文化研究领域的肖哈特（Shohat）教授则认为 70 年代以色列个人主义电影的某些元素延续到了 80 年代，他特指那些表达导演个人政治主张、处理边缘题材的电影，尤其是以色列电影中的巴勒斯坦浪潮值得关注。
电影类型的变化表达了以色列右翼群体对工党的不满，这一过程始于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而后又经历了1977 年的政治动荡，直到民族主义的利库德集团成为新的执政党。此外，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扩大和动荡的局势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集体农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首先，集体农场人口从 1969 年的 9.8 万人增长到 1983 年的12.8 万人。其次，集体农场越来越多地进入工商业、旅游业和各种服务领域，生产力显著提高。最后，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移民接管了集体农场的管理工作。然而，虽然集体农场经济呈上升趋势，但与以色列的整体经济相比，集体农场依然处于“低端技术”的状态。例如，大部分集体农场经济集中在高薪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也表明了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反差。“集中信贷”制度（集体农场与中央银行的信贷联系）虽然解决了资金问题，但也切断了集体农场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使它们依赖政府拨款。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集体农场陷入了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 80 年代末开始愈加严重。
《一个私密的故事》是一个讲述集体农场夫妇家庭生活的电影。在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没有孩子，渐渐的，他们的婚姻开始破裂，从彼此默默忍受到责备对方。当他们无法生育的事情成为基布兹成员之间的八卦时，他们压力倍增。在压力之下，妻子暗地里和其他男人搞地下恋情，心灰意冷的丈夫开始偷窥其他女孩洗澡以获得心理安慰。该电影强调了在集体农庄这样的公共环境中缺乏隐私的不良影响。
《诺亚十七岁》是一部讲述集体农场分裂、体现政治风暴的电影。1950 年初期，在以色列政治动荡的背景下，17 岁的女孩诺亚计划跟朋友一起参加青年团体教育计划，自愿住在集体农场。但充满热情的诺亚发现父母和她具有集体意识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政见相左，这让她陷入了矛盾之中。与此同时，集体农场内部也因是选择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效仿苏联模式而发生巨大分歧，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极大地破坏了集体农场的家庭和成员关系。失望的诺亚最终选择背叛她的朋友，失去了男朋友和闺蜜。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诺亚的经历呈现了国家对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争论。
电影《一个私密的故事》海报
《阿塔利亚》的主人公是集体农场一位 40 岁的寡妇，她的丈夫死在 15 年前的战争中。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发生了婚外情，这让集体农场的成员们对她心生厌恶，认为她是一个巫婆和妓女。后来阿塔利亚爱上了年轻的士兵马蒂，两人的交往遭到了她小女儿的排斥以及农场其他成员的非议。受到巨大精神压力的阿塔利亚最终爆发了，她烧毁了集体农场的牛棚，这直接导致她被集体农场驱逐。电影的最后，她和马蒂一起离开了这个让她痛苦的集体农场。
《斯大林的门徒》是一部以 50 年代的集体农场为背景的电影。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去世导致了一个认同共产主义原则的集体农场产生了意识形态危机。三位崇拜斯大林的年长鞋匠之前曾虐待一个敢于批评斯大林的小男孩，在得知苏联领导人的罪行和布拉格审判中表现出的明显反犹太主义后，他们的信仰开始瓦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制作了相当多直接或间接批判集体农场的电影，这些电影最常见的主体是集体农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个人欲望和需求之间的冲突。例如在电影《斯大林的门徒》中，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希望获得赔偿，然而崇拜斯大林的三位鞋匠要求他要么放弃赔偿，要么把赔偿金投入集体农场。鞋匠的这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被 80 年代接受自由主义的以色列人所接纳，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场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各个电影的题材。
80 年代的电影似乎又回归到集体农场的题材上，但与以往不同，这一时期的电影是揭露、批判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文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中的集体农场不再是一个和谐、平等和团结的社区，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方。《诺亚十七岁》这部电影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性质集体农场在以色列的衰落。另一部电影《男孩遇见女孩》（ Boy Meets Girl ）更是如此，以至于媒体人这样评论：“它（电影《男孩遇见女孩》）被伪装成一部儿童电影，但在这部电影的背后，导演对集体农场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攻击。”
上述的变化在电影中是显而易见的。以电影中的寡妇形象为例，早期电影中集体农场的寡妇积极参与社区生活，得到集体农场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并能够成功地融入集体。相比之下，80 年代电影《阿塔利亚》中的寡妇和集体农场成员之间充满了不信任和仇恨，主人公也因未能在集体农场满足个人需求而离开。这种反差在其他电影中也表现得很明显：早期电影《萨布拉》中的集体农场是乐观和团结的，而80 年代电影《荒蛮之地》中的集体农场却是悲观和松散的；与《斯大林门徒》中对大屠杀幸存者愤世嫉俗的态度相比，《伟大的承诺》等电影对大屠杀幸存者则持支持和关心的态度；对比《男孩遇见女孩》中集体农场的疏离感和排斥感，《好一个团体》中的集体农场是陌生人交流、互相接纳的场所。这种对集体农场的批评表明此时的以色列社会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导演们试图重新审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如集体农场、军队、青年运动等。
综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的以色列电影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早在 60 年代，集体农场就慢慢退出以色列导演的选材范围，这对于 80 年代的观众来讲同样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然而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和对外战争又唤起了大众对集体农场残留的政治文化的兴趣，但此时的集体农场在大众的心里已经成为保守落后的形象。集体农场是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名词，这为文化工作者批评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方便可用甚至是必要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