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

由于墓葬破坏严重，清理时随葬品分布凌乱且大多残碎，现场编制的小件号并不完整，次年刊发的《简报》也未给出随葬品件（组）数的数据。后经3年的复原修复，编定了器物完整及基本完整的器物登记号75-598~75-661；2002年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后，藏品登账规范化，据先前的器物登记号，编定了南京大学文物藏品登录号8041~8104，编号总计为64件（组）；为编制报告，近年对相关文物再次进行修复，数量略有增加，在藏品登录号下设二级登录号。目前，该墓出土随葬品数量总计70余件（组），此外，尚有无法修复、器形难辨的残件若干。

据《简报》文字描述及所附遗物分布图，该墓葬具已全部被毁，仅存部分铜、铁质棺钉和漆皮、朽木，随葬器物的分布也比较凌乱。但据发掘过程中的观察及后续的整理研究，再与同时代墓葬进行对比，依然可以对葬具和随葬品的组合情况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关于葬具

主室后半部分与侧室内都发现了漆皮、朽木、棺钉和五铢钱，可以推断这两处就是原来安放葬具的地方。未发现遗骨。《简报》据能够体现性别特征的随葬品大体位置，铁刀、铁剑出土于主墓室后半部分的偏东部，推测此处或为男性棺木所在地。主室后半部分偏西，出土有镂花金片和桃形金片，可能是女性棺木的所在地。侧室甬道口也出有镂花金片和桃形金片，推测侧室葬的可能也是一位女性。值得注意的是，铜质棺钉都出在主墓室后半部分的偏东部，此处还出有卧龙陶座、陶砚和青瓷辟邪。主室后半部分的偏西部还出有卧羊陶座，并且只有铁棺钉发现 。侧室内出有卧虎陶座，并且也只有铁棺钉发现。

（二）关于随葬品及其组合

根据器物出土时的位置（图六），结合室内整理复原的结果，再参照南京地区时代相近的墓葬情况，随葬品的种类及分布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

1.甬道内第一、第二道门槽之间的砖地上，安置一件陶案，作祭台之用 。陶案上及周围分布的器物有：陶凭几、陶盘、陶耳杯、陶盆、陶槅 、青瓷盘、青瓷耳杯、青瓷鸡首壶、青瓷双耳壶、青瓷四耳壶、青瓷六耳罐和青瓷四耳盖罐等。

2.甬道的北口将要进入主室的东西两侧，各置手持陶棒的守门立俑一件。

3.在侧室的甬道口，同样也有一个陶案作为祭台之用。陶案上及其周围分布的器物有：陶凭几、陶盘、陶勺、陶耳杯、陶瓢尊、陶槅、陶盆、陶熏、青瓷勺、青瓷杯和青瓷鸡首壶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玻璃杯的残片。

4.主室内有两件陶榻，亦作祭台之用。陶榻碎片最集中的地点，一处位于主室西南角，另一处位于主室东北角。原置于主室女棺前的陶榻及与之组合的陶案 上及周围分布的器物有：陶凭几、陶盘、陶耳杯、陶瓢尊、青瓷盘、青瓷耳杯、青瓷勺、青瓷洗和青瓷熏等。清理时位于墓室东北角的陶榻残片周围分布的器物有：陶盘、陶耳杯、陶瓢尊、陶槅、陶唾壶、陶砚和青瓷辟邪等。参考墓室西南角的遗物分布，可推测这些器物原来是置于男棺前的祭台及配套器具 。

5.在主室前半部分发现了两件小型陶案的碎片。这两件小型陶案可能与原置于男女棺前的陶榻和陶案一起，组成祭祀空间。

6.主室及侧室出土多件灯具，有青瓷灯、陶灯。此外还出土卧龙陶座和卧虎陶座，推测为灯座。另有两件卧羊陶座，头部有插孔，是否用作灯具，有不同的意见 。

关于晋代墓葬放置随葬品的情况，唐人杜佑《通典》卷八十六《凶礼八·葬仪》引晋人贺循《葬礼》云：“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同卷《荐车马明器及饰棺》篇又引贺循之言：“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瓦唾壶一，脯一箧，屦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盘杓杖一，瓦烛盘一，箸百副，瓦奁一，瓦灶一，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三二，博充幅，长尺，瓦炉一，瓦盥盘一” 。

贺循是西晋到东晋初年会稽郡人，为江东世族的代表人物，家学深厚，深谙历代礼制。依据贺循列出的明器品名与该墓所出随葬品相印证，可以发现很多是相同的。如凭几（此墓为陶凭几）、酒壶（此墓为青瓷鸡首壶）、瓦唾壶（即陶唾壶）、瓦罇（或为陶瓢尊）、瓦杯（即陶耳杯）、盘（即陶盘）、杓（即陶勺）、瓦盥盆（即陶盆）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墓有不少明器都出有三套，不仅有陶质的，还有青瓷质的，这与该墓葬有三人的推论一致。

墓中所出随葬品的分布特征与组合情况大体如上所述。以下，按随葬器物的质地分类，对该墓出土的随葬器物逐一加以介绍。 7j2XbI1WRH+YCMH69dMNOeg0QI12cHZGUrRfjsYRAXT5Y6+UV3tHHdRgZ8ju8mC5